1911年（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虽然孙中山并没有直接参与，而且他本人还远在欧洲，但是起义的军方都督黎元洪仍是把他奉为领袖，并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颁发布告，出示安民。
孙中山自美返国的途中，在致《民立报》转军政府电中，谈到建政问题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孙中山全集》第1卷）
此时，孙中山关心的是「但求早固国基」，他对谁是总统并不甚在意，而是关注如何能尽早、尽快的建立起巩固的共和民国。孙中山志在「天下为公」，不计个人功利名位，也不希望把满清时代的「权势利禄之争」再带进新的民国。
南北和谈：以「大总统」争取袁世凯反正
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已经开始和谈。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诸省已被革命党人、立宪派所掌控，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大清王朝还掌控著长江以北区域，而且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时的袁世凯拥兵十万，统帅著北洋军和北方各军。
南方革命阵营正在以民国「大总统」大位争取袁世凯脱离清廷反正，为的是南方革命军不出兵不流血，就可以推翻满清，完成南北统一，促成共和民国。
当孙中山抵达广州后，粤督胡汉民诚邀孙中山留在广东，助其训练军队以待北伐，推翻满清。孙中山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
在此重要关头，必须有人挺身守在第一线，守住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为避免群龙无首，彼此消极观望，孙中山主动舍一己之身担当民族大任。
胡汉民称袁世凯踩在两条船上，左右观望，不可信。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拥兵十万」。考虑到袁世凯拥兵十万，若能善用这股力量，那么推翻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当然是事半功倍。
孙中山：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
孙中山回国后，各省代表来到上海谒见孙中山，共同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就不干了，他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唐绍仪认为，大家推举孙中山只是暂时的临时的，真正的总统大位还是得交给袁世凯。
孙中山当场很明确、很坦率的说：「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
在场的王有兰听到孙中山的话感动的五体投地，「当时感到惊异的是（孙）先生的语气，真挚亢爽，直截了当……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逊、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处，亦见伟大」。
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致电给袁世凯：「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时人评价道：「盖孙中山先生具世界眼光，抱『天下为公』之心，视总统为国民公仆，只要袁世凯能推翻君主，赞成共和，大总统一席定可相让」。
辛灏年：孙中山「四让」高风亮节
中国著名史学家辛灏年先生，讲到孙中山的高风亮节，提及他一生的「四让」，其中一让最为感人，即让出总统大位给袁世凯。
辛灏年先生特别引用了一段史实来说明。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是王宠惠，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据王宠惠所说：二月十五日的早上，我问孙先生，「为什么你今天要带著文武百官，还带著两三万军队，去参拜明孝陵？」
孙中山一听就笑了，他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辛亥革命的本意。我们参见我们汉族的祖宗，第一，没有错；第二我为什么选今天，而不是后天，也不是昨天，那是因为今天参议院要开第二次选举大会，我已经提出辞去总统，让给袁世凯，今天的参议院要选定袁世凯当总统。可是南京政府的许多文武官员包括军队都反对，都不准我让总统给袁世凯。为了参议院开会能够圆满成功，能够顺利的移交总统大权，造成民国真正是共和相让的局面，所以我才带文武百官和两三万军队今天去参拜明孝陵，以防备他们在今天闹事，让参议会开不成。」
当时的南京有上百万革命军，袁世凯也只有十万，如果真的开战，革命军不能打吗？但是孙中山先生为了中国和平，为了尽早实现共和与民权，甘愿让出大总统的职位，也是为了让尧舜倡导的「天下为公」在中华民族继续传承。
相界大师：孙中山「薄天子而不为」的圣人
所以当袁世凯因权势和地位忌惮孙中山时，相界大师就告诉袁氏说，孙中山先生是「薄天子而不为」的人物。希望袁世凯能善待，尊重孙中山。
什么是「薄天子而不为」？唐朝时期，战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对大唐有再造之功。唐代宗将升平公主嫁给他的儿子郭暧。有一天，公主和驸马吵架，郭暧对公主说：你以为你的父王是天子就了不起吗，我的父亲根本就看不上皇帝的位子，压根就不想做天子。
当时的相界断言：孙中山是一位「薄天子而不为」的大圣人，志在天下为公，必是名垂千古。回首风云百年，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