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6月21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中国的科学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由于种种问题，仍面临低质量论文和研究不端行为的挑战。中国还不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
鲍尔丁的文章翻译如下：
长期以来，有关共产中国崛起的一个问题是：它在科学上有多大的实力？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如何衡量科学产出、影响力和质量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那么，中国的科学研究和产出究竟有多强呢？
即使在最佳情况下，衡量科学研究也是困难的。例如，去年因在mRNA疫苗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此前曾因其研究没有前途而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授予终身教职，最终被迫离开。许多大学鼓励研究人员关注产出的数量，但这最终导致大量低质量的研究结果被发表在低质量或付费发表的期刊上。
如果数量不是衡量的标准，如何衡量质量呢？学术界使用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的次数。然而，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许多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也是有错误的，这只是一个例子。顶级期刊发表文章也被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优先考虑朋友和同事的文章，未能严格核查数据等。这导致一些研究结果在被审查时不堪一击。
有人说中国是世界顶级科学强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说法呢？
我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工作了近十年，可以坦诚地说，中国在科学上确实取得了进展。早在近二十年前，北京就优先投入巨资，聘请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以提高研究和产出。我遇到并与许多学科的同事一起工作过，他们都毕业于优秀的学校，并从事高质量的研究。
然而，这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巨额资金伴随着巨大的压力，要求研究人员发表文章，否则就得离开。有研究不端行为的案例，以及为了通过研究审查而大量生产低质量的论文。在中国，教授和其他人可以通过拥有专利而获得晋升。这导致了大量无价值专利的泛滥，以及一个繁忙的二级市场，人们可以购买专利来提升自己的职业。
最近，一些中国教授发布了一个关于大学面临压力的研究。基于对中国各地教授和研究生的采访，他们的发现虽然在意料之中，但仍令人震惊。鉴于大学领导层面临着打造世界一流机构的压力，院长们不得不各显神通。一位大学领导在文章中提到，“我们不应该过于严格地审查和惩罚不端的研究行为。”
公平地说，外国学者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例如在著名的美国大学中也有涉及伪造研究数据的丑闻。世界各地的教师都面临出研究成果的压力，美国的管理层也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关注研究诚信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因为抄袭和数据伪造等，从期刊上撤回的论文主要来自中国的大学和机构。
一些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确实处于世界前沿，如在物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某些硬科学领域，。
由于在衡量科学研究的质量和产出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如何转化为先进的产品、产出和思想。如果我们以此为广泛的指标，中国显然落后于其他国家。甚至北京最近也表示担忧，美国无疑是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导者。正如北京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在借鉴美国的模型，并将其更新为适应中国市场。事实上，著名的中国初创企业使用开源代码，并为中国市场进行包装。尽管有那么多论文，但中国仍继续落后于美国，这让北京不安。
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这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高级学位人才的增加和研究资金的增长。然而，中国的科学研究也感染了整个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弊病：一个控制一切的僵化党国，集中产出目标，几乎不考虑由此导致的扭曲或这些产出是否有任何价值。甚至政府中的腐败也蔓延到中国的大学中。由AI生成的论文和假数据看起来像是直接来自中共政权。
中国确实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不应被认为是科学超级大国。
（原文链接：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pinion/the-reality-of-chinese-scientific-research-567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