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但并非次要的，我难忘高庄，我们的好大夫不时来信增强我的记忆。人民公社解散，农民开始单干之后，鲁大夫来信说：“老螃蟹住进了新盖的房子，村子里的人说用的木料是你们的屋子拆下来的。但他还不满足，因为他现在不能靠剥削同村的农民过日子了。人家常听他咒骂新制度，梦想过去的好日子回来，让他‘用党给他的权利喝足吃饱'。村子里的人摆脱了老螃蟹的暴政，得以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虽然生活还很贫困。”
小黑子和小水子都“成家立业”，不顾“计划生育”的限制已经快有第二个孩子了。小基贵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孬子出人意料地‘名利双收’，”鲁大夫写道。“有一天，他又突然冲过村口的公路，被一辆卡车压伤，随即送到和县医院诊治。三天以后由同一辆卡车送回高庄，他的左腿没了，拄着一副拐杖跳来跳去。他妈伤心死了，号啕大哭，像发了疯似的。三老爹倒挺看得开，说这是‘恶有恶报'。后来卡车司机主动提出赔偿三百元，他大喜若狂，又说这是‘善有善报'，因为他三年前饶了孬子一条命。三百块钱！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压死一条水牛赔偿一千二，压死一个好劳动力赔偿一千。屁用没有的孬子拿他的腿换来三百元！做爹的怎能不高兴得心花怒放呢！现在永远残废了，孬子再也不能到处乱跑，给他无事生非了。这笔钱正好用作给小蛋订亲的礼金。”怡楷感到又难过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