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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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們這一代飽經滄桑的老人，這好比暮鼓晨鐘！
另一個稿約卻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幾個月，《世界文學》、當時全國唯一的譯介外國文學的月刊，約我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要在當年十月號刊出。簡直不可思議！自從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這本書挨批以來，“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將近三十年。怎麼偏偏會找到我來翻譯這本（當年的）“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傑拉德顯靈，責成我還他一個公道？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抒情風格，卻也無法迴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月，我聽說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主辦的“全國外國文學學會”訂於十二月在成都召開成立大會。我和國內學術界隔絕多年，閉目塞聰。我想若能參加會議，一定可以從同行專家的聚會中獲得教益。我去向陳院長請教。他立即打電話給外文所所長馮至教授，問他為什麼我沒有接到邀請。馮教授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不知道寧坤還活着。”陳院長大樂，說道：“老巫現在是我們學院的英語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幾天後，我接到一個特邀請帖。
二百多人從全國各地來參與盛會。我很高興有機會見到一些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包括幾位“改正右派”。會場在金牛賓館，原來是毛澤東的“行宮”。當年他下榻的那座樓仍然作為“聖地”保存，有一名老服務員給參觀者當嚮導。另一座樓里有當年偉人用過的巨大游泳池，眼前乾涸見底。我隨口說，成都居民這麼多，可惜它不能用來為人民服務，嚮導狠狠瞪了我一眼，滿臉驚愕的神情，彷彿我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我很快就發現，那個死者的幽靈不僅在他往日的行宮作祟，而且在今天的會場上流連。儘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掛在嘴上，大多數發言的人還是四平八穩，言之無物，對於有爭議的問題，比如“西方通俗小說”、“現代派文學”等等，均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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