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才从作家协会调到大学，因为我只有到了大学才能够通过学者访问，互访访问学者，这样我才能初步写这本书。因为1989年的春节，我回到芜湖老家，我中学同学给我集会，大年初一的晚上，几十个同学跟我在一起，我相信他们不会害我，除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以外，他们永远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们，其他的人都对我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我的革命与复辟的理论，或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告诉了他们，我们的那些同学一点就通，一下子就认为我完全正确，并且预言我在学术上的成就将高于创作的成就，我心里还有点酸酸的，但是下定了决心，这就是我89年以后，全部的精力开始纪录历史，89年之后，我只写过两个短篇小说。”
1989年之后，高尔品就开始动笔写他的书，可是他越写越感到危险。直到1994年春天，他到加拿大多伦多做访问学者，他已经完成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写作。
“一直到 我94年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得全书已经写了三分之一，带出来了，因为知道不能在家里写下去了，这样再写下去我就完蛋了，会被发现了。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出来干什么，我只在我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告诉我一个远房的外甥女，我告诉他，将来你要发现在共产党的报纸上批判辛灏年这个人，我告诉你那就是我，后来果然他从这发现了，我就来到海外，只想把这本书写完，换个假名字，虽然意义的名字辛亥年的谐音，辛灏年，写完以后，共产党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要名不要利，我也不想靠这本书出名，也不想靠这本书发财，我把这本书写了以后，就丢给一个朋友让他代我在海外出版，我就回去了，我当时就这么想，想法很简单，所以我当时这样想过以后，到了海外之前，就在动身的时候，我曾经对着镜子对自己说过一句话，这个决心不好下的你知道吗，我就说高尔品啊高尔品，你这一辈子可能有一种遭于非命的，你可能会遭于非命的，就这一句话。
第二句话就是，不论是否遭于非命，不论如何死去，我这一条路都要走到底了，所以出来以后就抓紧写书，其他一概不接触，我出来以后就被请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我一个记者也不见，任何采访报导都不接受，集中尽力通过三四年把这本书彻底完成，想法很简单。
我带了很多资料出来，资料是用卡片的方式带出来的，整整一小箱子卡片，那些资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的，都是从书上抄下来的，一张张卡片，大约两万张，挺多的，还有我已经写好了的东西，我写好这个东西，我才能想个办法带出来，我就是把它打碎，抄在四本大书，四本大书都是共产党出版的红色的书，我在上边，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把我已经写好的东西，零零碎碎的塞在上面，让人家感觉到我是在写的读书笔记，是这样带出来的，第三个我在国内写导论，我在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我是写了一段，写了一张纸以后，或者是一段完成以后，自己看一遍就烧掉，然后再写到了海外以后，我今生给别人的形象可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反共学者，但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想法很简单，这本书在国内不能写，我只好到国外写，这是第一 ，第二要想写这本书，不说倾家荡产，至少我在国内几十年奋斗所获得的一切全部都要扔掉，孩子要交给姐姐他们去管，因为我当时单身带的孩子过了四年，那么多人要嫁给我，我不要，为什么，我知道我要出国，我不能连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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