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先生发表在美国之音的文章介绍，45年前，他和李克强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同时进入了北京大学。 李克强在法律系，吴国光在中文系。 那个时代的校园很活跃，他们入学之后不久就互相认识了，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时有过从。 那个时候，李克强留给他的印像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他们来往不多。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7年，吴国光参加中共十三大筹备过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设计，某天到团中央座谈如何改革群团组织，当时已是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专门过来与他寒暄了 一番。 那时吴国光已经从北大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些对李克强的不满，起因在于：1986年冬天有一场全国性学潮，李克强专程到北大坐镇，严令要控制住校园，绝不能让北大学生上街。 吴国光感叹，为了所谓政治前途，看来李克强已经放弃原有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1989年，中共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后，吴国光先生与中共彻底决裂，前往香港任教。 期间他在电视中看到升任河南省长的李克强陪同江泽民视察，这时的李克强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校园里的意气风发，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说不上奴颜婢膝，却也看得出慎微逢迎。 吴国光表示，「他的人生悲剧，那时已经渐入戏骨」。
吴国光先生坦言，当然，不只是李克强这样做。 多少当年的青春志士，后来都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为了权势，为了名利，不断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党国所需要、所信任、所赏识、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
他说，李克强被视为他们那一代中最为成功的，毕竟坐上了总理宝座，而这样的价值标准，正是这一代人的悲哀，他们曾经是最有希望、也最有历练而可能 推动中国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
吴国光先生认为，李克强虽为中共高官，但还良知未泯，他曾说出中国有六亿人口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也曾说出「人在做天在看」的无奈之言，他在总理任上还曾回忆起毛时代农民出外乞讨还需要党组织开介绍信的事情，以此说明中国不能倒退到毛时代。
然而，这正是李克强人生悲剧的另一个体现。 他应该知道，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 或许他曾想过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他也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权力的位置，但最终却输给了习近平。 这一结果是因为选择了习近平的江泽民、曾庆红掌控军队，掌控政法，也掌控党机器，因而比选择李克强的胡锦涛更有决定权，这就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
中共的体制与良知不相容，还要去适应，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
吴国光先生指出，李克强活得憋屈，死得也窝囊，在中共高官保健条件非常好，个个高寿如龟的现实下，李克强却仅仅68岁人生就突然落下帷幕。 不过政治人物的生死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内的。 从斯大林时代怪案连连，到毛泽东当年整王明，再到周恩来不能及时开刀治癌，活得憋屈并死得窝囊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多了去了。
吴国光先生最后指出，在共产党制度下，从「铁链女」、中共病毒疫情中的千万逝者到曾经志得意满的秦刚，谁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窝囊呢！ 若干年后的习近平，谁又敢说他会死得不窝囊呢？ 因此说，尽管李克强的人生悲剧已经嘎然谢幕，但「李克强悲剧」远未落幕。
公开信息显示，吴国光先生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以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出版英文著作十种、中文著作十六种。 他是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秘书，人民日报评论员、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 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 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