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 一九六八年四月份的一天早晨，全體教養員大集合。然後由管教幹部帶隊，向蘇理莊進發。
一出大門口，就看見路邊兩排全副武裝的士兵，槍口朝向我們教養員。隊伍最前面是一輛軍用卡車。車的廂板上一名士兵扒在上面，手握機槍，成射擊姿態，左右兩名士兵半跪兩側，一人手端子彈，一人手扶子彈箱。
隊伍的尾部同樣是三名士兵，不過機槍是支在駕駛廂的頂部。我們無法多想，只能跟著隊伍朝前走去。我們要去的地方是蘇理莊就業人員大院。
一進大院，看到已經坐滿了人，在席地而坐的就業人員最邊處，是一隊穿著工作服的婦女。
我當時非常驚奇。這些女人是幹什麼的。旁邊的人告訴我，這是婦女教養隊。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八三廠還有女性教養員。
大院的正前方早已搭起了臺子。上方用紅布拉成橫幅，上面寫著：“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兩側是“坦白從寬”和“抗拒從嚴”！
當兵的排成一列，端著槍朝向我們。兩側仍然各為三名士兵趴在地上，擺出打機槍的樣子。
今天是宣判大會。大會由王村分局局長做宣判。
“把反革命分子×××（我忘記了姓名）、反革命分子黃建國押進會場！”
第一個被押進來的是一名五花大綁、嘴裏塞著布團的女人，黃建國是戴著手銬，由兩名士兵給架了出來的。
據說那個女人原是濟南某醫院的一名醫生 ，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送到教養隊的。同黃建國一樣，享受著：“教養員有期，右派無期”的待遇。
做為生命戴體的人，在高度思想壓力和恐怖的生存環境中，精神的承受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女人，僅僅因為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竟然就被強行關押十年，再強壯的人也可能出現精神問題！
這個女性就是在這裏患了精神病的。精神一不正常講話就不正常。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偉大統帥毛澤東可不管你什麼精神病不精神病的。
黃建國簡直是變了一個人。原來健壯的體格、清秀的臉龐，如今只剩下了被人皮包著的一具骨架。據說：自從絕食以後，他沒吃一粒糧食。之所以能活命，完全是強行鼻飼使生命得以延續。
他（她）們兩人被架上了台後，女性被士兵按低了頭，彎著腰。而黃建國則是癱跪在地上，兩邊被士兵架著……。
宣判開始了。“反革命分子×××，對抗改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咒駡共產黨，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反革命分子黃建國……”王村公安分局局長剛要宣判黃建國，黃建國突然兩眼向上一翻向後倒了下去，“趕快搶救！”
醫生跑過來看了看，立刻從藥箱取出強心針，對他進行了搶救後，什麼話也沒說地退了出去。
“把反革命分子×××， 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局長宣佈：“把反革命分子黃建國帶回醫院妥善治療”。
黃建國被抬出了會場，根本沒法宣判，可能也永遠宣判不了啦！
從此，黃建國的身影從教養員的目光中消失。
他，即不在教養所，更沒在蘇理的醫院。究竟去哪裏，這個答案只能是王村公安分局局長最清楚了……。
……
一九六八年七月前後，山東省共產黨機關報“大眾日報”登載了一篇題為：“反擊右派翻集團的猖狂進攻！”
這篇文章公開點了我的名。把我列為山東省右派翻集團的首犯。說什麼我“串通青島市公安局局長×××，山東省公安廳廳長×××（這些人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瘋狂進攻，翻案”等等，不一而足。
這真是公開地捏造事實。
進教養所以前，我只不過是青島勞動服務公司的一名小小的工人，別說廳長、局長，就是科長、職員我都不認識。
山東省黨的機關報，公然撒謊、造謠，面不改色心不跳！我還是第一次領略！
於是，我成了教養所眾矢之的的人物。大會點名，小組批判，彎腰低頭……，總之，只有批判者的怒吼，而無我絲毫辯駁的權力。事實上我很清楚，在強權面前，我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只有忍耐和聽天由命了。……
有一天收工的時間，我找到負責我們組的管教幹部許某把報紙報導的情況跟他說了。他笑了：“我們也知道你個小小的勞動服務公司工人，不可能認識那麼高的領導人。你好好認識自己在文革中都幹了什麼就行了！”
從此，我的批判會就宣告了一個段落。
又一個逃跑者
他叫徐露古，是從二分隊調到一分隊的。據說：他是北京政法學院三年級學生，青島市人。入所前，他向人民文學出版社投寄了一部名字叫“夕陽”的文學作品，內容是描寫三年人為的災難的。
因為在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早已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這個結論，他認為寫這篇揭露現實的書是沒有問題的，於是他光明正大地把作品寄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
寄出一個星期了，他正焦慮地等待著回音的時刻，公安員警卻來到他家，把他拘留了。
學法律的學生，當然懂法律。在獄中，他跟審訊員展開激烈地辯論。結果，被關押三個月後，就關到了西寶山勞教所。
他的長相很有學者的風度。但一到二分隊跟小偷、流氓生活就免不了受到這些人的嘲笑、欺負。他也不太在乎。但是有一點是他是公開的不認罪。
在教養員中，不認罪者大有人在，而且全部都是政治犯。但大家心照不宣，誰也不會當著別人談自己的案情，更不公開喊冤。管教幹部注重的是你的刑期內的政治學習和勞動表現。因為他們的工資所得和福利待遇都出自教養員的勞動產量的收入上。
公開喊冤就意味著不服管教。既然不服管教，那就要整你，制服你！為此，他確實吃了不少苦。小偷、流氓跟知識份子的教養員本來就不在一個水平上。前者，多為生活困難上不起學，淪為小偷、流氓。後者因為多說話，亂寫文章而獲罪。
論講道理，所有人都不是徐的對手，可是論拳頭，是個人就能把他打得鼻青眼腫。
管教幹部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把他調到一分隊來了。
大概在一九六九年初，上班之前他偷偷地在身上穿上了自己的便裝，外面穿上工作服，跟著大家上中班去了。
也是在晚上十點鐘左右，管教幹部開始到處尋找徐露古，一直找了三個多鐘頭，始終沒有找到。
大約過了四五天，北京的公安部向西寶山勞教所打來電話通知，於是徐被幹部從北京用手銬帶了回來。原來他到北京上訪，公安部看他還在刑期內，讓他回來，通過上訴解決問題。他利用學到的法律知識，把公安部的人駁得無言以對，於是打電話來，讓幹部領了回來。
既然回來就要勞動。他雖然同樣跟著下井，卻是坐在地上不幹活。班組的產量是按人頭定的，完不成任務就要挨批受罰，沒有辦法班長找到管教幹部請求減產。
頭兩天管教幹部考慮到他有思想情緒，就答應了。第三天，換了一名姓賈的幹部。這是教養員公認的野獸。老賈到了工作面，同時帶了三分隊兩名體格健壯的教養員，來到了徐露古的工作面上。
拿起一根扁擔，硬是把徐露古兩雙臂膀呈水平十字狀，用繩子捆在了扁擔上。
然後，兩名壯漢抬著徐的兩臂，另一根扁擔吊著裝滿礦石的大筐，後面一個人抬另一頭，四個人同時抬向礦車。
這樣整整幹了三天，終於屈服了。但是，他的屈服僅限於幹活和不說話。而對於強加給他的罪名卻一直到給他平反的前一天也沒有承認過。(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