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4日讯】 一九六八年四月份的一天早晨，全体教养员大集合。然后由管教干部带队，向苏理庄进发。
一出大门口，就看见路边两排全副武装的士兵，枪口朝向我们教养员。队伍最前面是一辆军用卡车。车的厢板上一名士兵扒在上面，手握机枪，成射击姿态，左右两名士兵半跪两侧，一人手端子弹，一人手扶子弹箱。
队伍的尾部同样是三名士兵，不过机枪是支在驾驶厢的顶部。我们无法多想，只能跟着队伍朝前走去。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苏理庄就业人员大院。
一进大院，看到已经坐满了人，在席地而坐的就业人员最边处，是一队穿着工作服的妇女。
我当时非常惊奇。这些女人是干什么的。旁边的人告诉我，这是妇女教养队。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八三厂还有女性教养员。
大院的正前方早已搭起了台子。上方用红布拉成横幅，上面写着：“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两侧是“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
当兵的排成一列，端着枪朝向我们。两侧仍然各为三名士兵趴在地上，摆出打机枪的样子。
今天是宣判大会。大会由王村分局局长做宣判。
“把反革命分子×××（我忘记了姓名）、反革命分子黄建国押进会场！”
第一个被押进来的是一名五花大绑、嘴里塞着布团的女人，黄建国是戴着手铐，由两名士兵给架了出来的。
据说那个女人原是济南某医院的一名医生 ，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送到教养队的。同黄建国一样，享受着：“教养员有期，右派无期”的待遇。
做为生命戴体的人，在高度思想压力和恐怖的生存环境中，精神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女人，仅仅因为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竟然就被强行关押十年，再强壮的人也可能出现精神问题！
这个女性就是在这里患了精神病的。精神一不正常讲话就不正常。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伟大统帅毛泽东可不管你什么精神病不精神病的。
黄建国简直是变了一个人。原来健壮的体格、清秀的脸庞，如今只剩下了被人皮包着的一具骨架。据说：自从绝食以后，他没吃一粒粮食。之所以能活命，完全是强行鼻饲使生命得以延续。
他（她）们两人被架上了台后，女性被士兵按低了头，弯着腰。而黄建国则是瘫跪在地上，两边被士兵架着……。
宣判开始了。“反革命分子×××，对抗改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咒骂共产党，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革命分子黄建国……”王村公安分局局长刚要宣判黄建国，黄建国突然两眼向上一翻向后倒了下去，“赶快抢救！”
医生跑过来看了看，立刻从药箱取出强心针，对他进行了抢救后，什么话也没说地退了出去。
“把反革命分子×××，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局长宣布：“把反革命分子黄建国带回医院妥善治疗”。
黄建国被抬出了会场，根本没法宣判，可能也永远宣判不了啦！
从此，黄建国的身影从教养员的目光中消失。
他，即不在教养所，更没在苏理的医院。究竟去哪里，这个答案只能是王村公安分局局长最清楚了……。
……
一九六八年七月前后，山东省共产党机关报“大众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反击右派翻集团的猖狂进攻！”
这篇文章公开点了我的名。把我列为山东省右派翻集团的首犯。说什么我“串通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厅厅长×××（这些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进攻，翻案”等等，不一而足。
这真是公开地捏造事实。
进教养所以前，我只不过是青岛劳动服务公司的一名小小的工人，别说厅长、局长，就是科长、职员我都不认识。
山东省党的机关报，公然撒谎、造谣，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还是第一次领略！
于是，我成了教养所众矢之的的人物。大会点名，小组批判，弯腰低头……，总之，只有批判者的怒吼，而无我丝毫辩驳的权力。事实上我很清楚，在强权面前，我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只有忍耐和听天由命了。……
有一天收工的时间，我找到负责我们组的管教干部许某把报纸报导的情况跟他说了。他笑了：“我们也知道你个小小的劳动服务公司工人，不可能认识那么高的领导人。你好好认识自己在文革中都干了什么就行了！”
从此，我的批判会就宣告了一个段落。
又一个逃跑者
他叫徐露古，是从二分队调到一分队的。据说：他是北京政法学院三年级学生，青岛市人。入所前，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投寄了一部名字叫“夕阳”的文学作品，内容是描写三年人为的灾难的。
因为在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早已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这个结论，他认为写这篇揭露现实的书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光明正大地把作品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寄出一个星期了，他正焦虑地等待着回音的时刻，公安员警却来到他家，把他拘留了。
学法律的学生，当然懂法律。在狱中，他跟审讯员展开激烈地辩论。结果，被关押三个月后，就关到了西宝山劳教所。
他的长相很有学者的风度。但一到二分队跟小偷、流氓生活就免不了受到这些人的嘲笑、欺负。他也不太在乎。但是有一点是他是公开的不认罪。
在教养员中，不认罪者大有人在，而且全部都是政治犯。但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当着别人谈自己的案情，更不公开喊冤。管教干部注重的是你的刑期内的政治学习和劳动表现。因为他们的工资所得和福利待遇都出自教养员的劳动产量的收入上。
公开喊冤就意味着不服管教。既然不服管教，那就要整你，制服你！为此，他确实吃了不少苦。小偷、流氓跟知识份子的教养员本来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多为生活困难上不起学，沦为小偷、流氓。后者因为多说话，乱写文章而获罪。
论讲道理，所有人都不是徐的对手，可是论拳头，是个人就能把他打得鼻青眼肿。
管教干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到一分队来了。
大概在一九六九年初，上班之前他偷偷地在身上穿上了自己的便装，外面穿上工作服，跟着大家上中班去了。
也是在晚上十点钟左右，管教干部开始到处寻找徐露古，一直找了三个多钟头，始终没有找到。
大约过了四五天，北京的公安部向西宝山劳教所打来电话通知，于是徐被干部从北京用手铐带了回来。原来他到北京上访，公安部看他还在刑期内，让他回来，通过上诉解决问题。他利用学到的法律知识，把公安部的人驳得无言以对，于是打电话来，让干部领了回来。
既然回来就要劳动。他虽然同样跟着下井，却是坐在地上不干活。班组的产量是按人头定的，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受罚，没有办法班长找到管教干部请求减产。
头两天管教干部考虑到他有思想情绪，就答应了。第三天，换了一名姓贾的干部。这是教养员公认的野兽。老贾到了工作面，同时带了三分队两名体格健壮的教养员，来到了徐露古的工作面上。
拿起一根扁担，硬是把徐露古两双臂膀呈水平十字状，用绳子捆在了扁担上。
然后，两名壮汉抬着徐的两臂，另一根扁担吊着装满矿石的大筐，后面一个人抬另一头，四个人同时抬向矿车。
这样整整干了三天，终于屈服了。但是，他的屈服仅限于干活和不说话。而对于强加给他的罪名却一直到给他平反的前一天也没有承认过。(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