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08日訊】蘇軾(1036~1101),字子瞻,號東坡,四川眉山人。蘇軾是北宋時期最有成就的文學家,他博學多才。在詩、詞、散文、繪畫、書法乃至醫學、水利、服飾、烹飪、養生學等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
他是中國史上少有的文藝全才,詩文書畫無一不精。其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合稱為「宋四家」,並被尊為四家之首;其文章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其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代表了北宋的最高成就。其花鳥畫開中國文人畫先河。後人稱蘇軾詩、詞、文、書法、繪畫「五絕」。歷史上關於蘇詞的主要風格說法不一。筆者認為,蘇軾作品的主要風格是曠達。
蘇軾一生經歷了宦海沉浮,卻始終生性樂觀堅強,對人生有著深刻的體驗和感悟,堅持自己的人生品格,與儒釋道思想自然地溶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獨特的人生觀。
一、歷經磨難 人生坎坷 處變不驚
蘇軾出生在一個富有文學傳統的書香門第。其祖父蘇序好讀書,善做詩,其伯父、父親都是飽學之士。蘇洵曾教導二子讀書「內以治身,外以治人」「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蘇洵還說:「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
蘇軾母親程夫人對二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視,常以古人名節勵志。蘇軾10歲時,母親給他講《後漢書 ‧ 范滂傳》,蘇軾聽後激動不已,欲效東漢反對宦官專權誤國、「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名士范滂為直道殉節,並問:「軾若為滂,母許之乎?」程氏回答,「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蘇軾深受感動,「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誌銘》)。
蘇軾深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信仰的影響,以至少年時便懷有「致君堯舜」的抱負。
蘇軾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除學習三墳、五典等古代典籍外,還學習佛道兩家的書籍。蘇軾對史書有著濃厚的興趣,「獨好觀前世盛衰之際」,淵博的歷史知識必然對蘇軾的思想和創作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歷史的了解使蘇軾深諳官場上的傾軋與黑暗,蘇軾的遁世思想也由此產生。所以,後來在仕途不濟時,蘇軾自請外放,在屢遭貶謫之時,仍然能坦然面對。
在仕途上,蘇軾與新舊兩派的不合,使他屢屢受挫,一生坎坷。蘇軾22歲赴京城應舉,在《沁園春 ‧ 孤館燈青》中抒發理想抱負:「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後來,在王安石新黨當政時,蘇軾因在返京途中見到新法對民眾的損害,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結果,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持續了約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做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台詩案」。蘇軾坐牢103天,幾經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個職位相當低微,於是,蘇軾便帶領家人開墾荒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也是他在這時為自己起的。在家庭、婚姻上,他也飽受生離死別之痛。二十二歲喪母,二十七歲喪妻,二十八歲喪父,五十多歲再次喪妻,特別是情投意合的愛妻王弗的早逝,對他的打擊最大,他寫給愛妻王弗的《江城子 ‧ 乙卯正月二十日記夢》,可謂「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感人至深。
家庭教育和儒家思想的薰陶,使蘇軾立志「有益於世」;淵博的史識和老莊思想的影響又為他「薄富貴,輕死生」的思想奠定了基礎,令他對仕途、對人生有更深刻的體悟,這些都使得蘇軾在人生的順逆中都能從容自若,處變不驚。博學的才華和飽經憂患的人生體驗,成就了蘇軾詩詞廣博的內容體裁和新奇的立意,以及「吞五湖三江」的氣概。
二、外儒內道 超然灑脫 出世達觀
蘇軾年少時便接觸儒釋道思想,並把這種思想與自己對人生的感悟相互融合,最終以「外儒內道」的形式統一起來,形成了「蘇軾式」的人生觀。蘇軾身上體現著儒家的堅毅、老莊的超然和禪宗的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態度。「烏台詩案」以後,人生命運的變化使他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艱難短暫和命運的變幻。他感嘆道「人生如夢」(《念奴嬌 ‧ 赤壁懷古》)、「笑勞生一夢」(《醉蓬萊》)、「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子 ‧ 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世事一場大夢」(《西江月》)、「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西江月》)在蘇軾看來,不僅將來看現在過去之事是夢,現存的一切也都是夢。蘇軾雖然深感人生如夢,但並未否定人生,他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這體現了蘇軾對人生世事的徹悟。
儒、道、佛思想的影響,使蘇軾形成「外儒內道」的作風,即進退自如,寵辱不驚。既能關注朝政民生,保持獨立的見解,又能隨緣自適,達觀處世。「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混交是醉,三萬六千場」(《滿庭芳》)體現一種超然物外的處事態度,笑對人生苦難的胸襟和逆境中前行的從容。「外儒內道」的人生哲學,不僅表現在蘇軾在各種環境中的不計個人得失、不懼不餒、不悲不喜的處事態度,也影響著他的創作風格。下面以蘇軾的一首名作為例,進行簡要分析。
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枝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睛。
此首《定風波》所寫,原是生活中一件極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表面寫自然界的風雨,實際上暗喻了人生仕途上的風雨。詞人的自我形象是泰然自若的,面對「風雨」,一路吟嘯,但其深層蘊含,卻是詞人的處世態度:處變不驚,坦然行世。
別人在一片穿林打葉的陣雨中,個個狼狽而逃,但對於蘇軾這樣一個「一蓑風雨任平生」的人來講,卻已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此詞所寫,實際就是詞人坦蕩達觀的人生態度。對此,鄭文焯就評曰:「此足證是翁坦蕩之懷,任天而動。」這首詞作於貶謫黃州時期,詞中所表現的超然,乃是基於對人生苦難的徹悟,因而達到了對現實人生的某種超越。這正是他領悟了莊子哲學的結果。莊子處世哲學的核心是「順其自然」,他認為人生應做到與「自然」同一,對生死、榮辱不必計較。即「壽而不悅,夭而不悲;通達不以為榮,窮困不以為丑」(《天地》)。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庚桑楚》)蘇軾的思想滲透了莊子的哲學思想,並將它融入詞,表現了不喜不悲的態度和隨緣自適的思想。
三、詞作曠達 樂觀率真 超凡人聖
蘇軾生性樂觀,胸襟豁達,他身上有一種不為外物得失所累的曠達個性。蘇軾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表現出樂觀率真的秉性。蘇軾被貶謫黃州時,曾這樣寫道:「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被貶嶺南,隨時有性命之憂,他卻坦然地「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遠貶儋州途中,還安慰被貶雷州的弟弟蘇轍:「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里真吾鄉」(《謫海南作示子由》);當在荒僻的海南待了整整三年,受命內遷廉州時,他欣然賦詩曰:「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定風波》)。正如吳梅所言:「公天性豁達襟抱開朗,雖境遇諄譫,而處處坦然。即去國離鄉,初無羈客遷人之感,為胸懷坦蕩,賜以超凡人聖。」
蘇軾樂天的性格在他的詩中幾乎處處流露,又如「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鷓鴣天》)「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浣溪沙》)「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他認為人生就像是旅行,只要「塵心消盡道心平」,哪裡都能通行,「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臨江仙》)每到一地,他都會很快融入到當地風土人情人中,入鄉隨俗,隨遇而安,安土忘懷,忘掉一己的功名利祿,利弊得失,保持心境的安然淡然,無論青山秀水的江南,還是荒漠戈壁的塞北,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暢通無阻。
蘇軾一生都在激烈的權鬥中度過,仕途坎坷,屢遭打擊,但他仍然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從未放棄理想和立場。蘇軾曾云自己:「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執著於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性格。
蘇軾詞風的形成是以上因素的融合。風格即人,一個作家的風格乃是他的人生態度和人生追求的體現,是他的思想、個性和人格的表現。蘇軾詞的藝術風格是多樣化的,但這無礙於把蘇詞的基本藝術風貌概括為「曠達」,因為大體說來,蘇詞貫穿著清雄高曠的精神,與婉約派迥然不同,也不能簡單稱之為豪放派。正如葉嘉瑩在《唐宋詞名家論稿》中所說「總之蘇軾之詞,雖以超曠為主調,然其超曠之內含並不單純。其寫兒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為情所累,故當觀其入而能出之處;其寫曠逸之懷者,則又未全然忘情於用世之念,故又當觀其出中有入之處;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淺率者,則是高才未免率易之病,因當分別觀之。」
因而,儒釋道成就蘇軾人生的灑脫、詞作的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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