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理學之興於後世影響甚大,尤以邵子象數學與周子濂學、二程洛學、張子關學、朱子閩學諸家最著,又經後世學者之繼承、之發明、之研究,儼然成為龐雜之體系。不過,時至今日,邵雍的鴻篇巨製《皇極經世》已然一種文物如鼎如簋,周敦頤深奧的《通書》並不如他的一篇小文《愛蓮說》更為家喻戶曉。二程講究心傳之奧,故而於文字之立不甚重視,全靠門人弟子對其言行的記錄而留下一部《二程集》。張載雖然著述甚豐,但在明代之前原著就已散失,現在所能看到的關於張載的學術,全是根據明人所總結的一部《張子全書》,然而無論是《二程集》還是《張子全書》,傳至今日皆少人問津。至於朱熹,其人的學說固然仍為相當一部分學者尊為正統,卻也為不少人所不喜歡。不喜歡的原因往往是用現代派的思維方式去衡量朱子之學,謂其古板,甚至強加了所謂的階級用意、政治目的在其中。
凡此種種,似乎那一個學術的盛世徹底地與今天的我們彼是彼,此是此,兩不相關。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從理學的理論中退身而出,遠遠地諦視這一切,就會清晰看到,理學大家們以一個整體的出現奠定了宋世及宋世之後上千年的中華人文風貌。換言之,當我們回顧兩宋理學時,我們所應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兩宋大儒們精思竭慮了一個朝代,著書立論萬言,到底為我們留下了甚麼。
理學家志在求道,開啟學術自由
邵雍青年時代,醉心於科舉之業。為了這個目標,他讀起書來可以寒不爐暑不扇,然而,一旦遇到高人李挺之,為他講述了科場之外的學問後,他竟然立刻放棄了之前的想法,轉而鑽研物理、性命之學。程顥也有類似的經歷,他遇到周敦頤之前,銳意科舉,而拜聆周子大教後,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周敦頤遂以太極圖授之。還有張載,他在成為一個學者前,一度熱衷於兵事。范仲淹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並勸其學《中庸》,於是張載「翻然志於道」不再考慮以兵事立功名。這故事很像黃石公點撥張子房,由此張載遂棄兵事,終成一代理學宗師。
兩宋理學大家們求真道而棄功名的高行,影響於當時以及後世。一個直接的作用則是不以科舉為教學目的的書院由是大興,學術之自由不只是幾個理學家間的暢論其道,而是成為大批讀書人彼此相尚的風氣。並且此種自由之學術又非如魏晉式的那種所謂的清淡,而更多是一種對「內聖外王之道」的探討。
理學家之氣魄塑造時代氣象
兩宋理學家俱有一種豪傑之氣。邵雍嘗嘆:昔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黃河、汾河,涉淮水、漢水,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乃還。真有一種欲觀四方天下的氣魄。而張載既得范仲淹勸學,棄兵事,讀《中庸》,而他講學時,卻是坐虎皮,說《周易》,儼然宗師之氣派。
其實理學諸家的豪氣是源於對道的正信、對學問的自信。所以邵雍周遊四方後,躊躇滿志地說:道在是矣。而程顥更稱讚他是「振古之豪傑」。對邵子的學問一言總之為「內聖外王之道」。關學張載與洛學二程討論至道之要,渙然自信地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而心學陸九淵亦曾心無滯礙地說:六經皆我註腳。
所以邵雍寫得出如《皇極經世》這樣儼然宇宙年表的大著作;周敦頤悟得出無極而太極、太極而人極這樣的大道理;張載說得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振聾發聵的豪言。
可見,宋朝大儒們無不是氣魄宏大,並且又由於理學的明心見性、注重內在之修為,故而宋儒們的大氣魄並不是外放式的,而更多是內斂的、涵泳其中的。在理學影響至文學、藝術、科學等諸多領域之過程中,也必然將此特質注入這一時代的各個領域,從而成為一個時代之氣象。
理學家援佛道以入儒
中華文明是一個多元文明,融合了佛家、道家、儒家的文化元素。這一融和在儒門中,正是通過兩宋理學大家而實現的。唐朝韓愈為了維護儒家道統,排斥佛老之說。然而中華文明是神傳文明,而所謂的儒家也絕不可能獨立於神傳文明之外,而成為一種單純的「人需」之學,換言之,儒家學說中,必然要有如佛家或道家中那樣神性的因素,才能使這一學說真正發揚下去。
於是我們看到邵子與周敦頤都是承襲華山的陳摶老祖之學,都親見了他所傳下的《先天太極圖》,於是二子援道入儒。最重「複禮」的張載,之前也是先求之釋、老,然後反諸六經。程朱理學中注重心傳之奧,主張「人心不得有所繫」,以及「明心見性」之類,更有類於佛家之心性修習。後來程朱理學不僅成為歷代官學,亦遠播日本、朝鮮。日本之江戶時代,德川幕府亦將程朱理學尊為官學。
理學家的道德之教
如果說以上數端,尚為理學家於當時之時代作用,那麼時至今日,理學家於今人之歷史意義則是留下永祀不衰的道德之教。於是我們看到,邵子的《皇極經世》雖然塵封,他的千古預言《梅花詩》卻廣傳至今,而開篇那一句「蕩蕩天門萬古開,幾人歸去幾人來」的突兀發問,正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問一問自己的問題。周敦頤的《通書》雖然少人能「通」,卻以信筆一篇《愛蓮說》,為今人留下君子如蓮、蓮如君子的教化。二程的出現,與其說開闢洛學,不如說是尊嚴師道,而程頤與弟子演繹的那段程門立雪的佳話,讓我們得見古人尊師重道的態度。同樣,張載的苦心力學,著述萬言,大概就是為了凝煉出橫渠四句,銘刻於讀書人的心中。朱陸理學心學之爭,無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他們再立宗法、振興禮教的努力,使得讀書人「修齊治平」之理想得以從修身、齊家開始,付諸實踐。
千載之下回顧兩宋理學諸家,無論是其個人之修為,或是其學術之創建,於當時、於後世皆有極大之意義。其傳不可不謂甚遠,其功不可不謂甚大。@#
讚曰:
堯夫大隱安樂窩,濂溪堂起蓮花歌。
橫渠四句銘座右,程朱象山更遠播。
出洪入微格物理,明心見性一水活。
兩宋理學開氣象,振古鴻儒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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