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4年07月20日】
根据《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等记载，苏秦是东周洛阳人（？—前284年），师从鬼谷先生。他一生跌宕起伏，尝尽了人情冷暖，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曾担任六国合纵之“纵约长”，佩六国相印，使得秦国十五年不敢东出函谷关、窥伺其它国家；后来合纵解体后，离开赵国出使燕国，“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以乱齐（《史记·燕召公世家》）。”也就是从内部祸乱齐国，后因与齐国大夫争宠被刺杀。为抓住刺客，苏秦死前向齐王献计，以为燕国作乱齐国的罪名将其车裂，引诱刺客现身。齐王就照着他的话做了，果然抓住了刺客。
后世关于苏秦的评价，众说纷纭，存在很大的争议，是因为涉及到对人生成功应当如何定义？人应当秉持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准则？按照不同的标准衡量，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评价。西汉后期，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记述：“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这里的评价实际上肯定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在战国时期列国相争态势中的作用，为列国所倚重。这里的“纵”，是合纵的简称，以三晋（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形成南北纵线以对抗当时较为强大的秦国和齐国；“横”则是连横的简称，五国伐齐后，齐国的国力大衰，连横主要是指以秦为中心，联合山东任何一国，形成东西横线，分化瓦解山东六国，进而吞并天下。
《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为标志，确定公元前403年为战国时代的起始，周礼崩坏，群雄竞逐。特别是在战国中晚期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史记·滑稽列传》）的社会氛围里，纵横家应运而生，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策书录》）”意思是说，适逢乱世的大形势下，道德儒士不如游说权谋之徒受到列国的重视。正如宋代邵雍在《战国吟》一诗中所云：“七国之时尚战争，威强智诈一齐行。廉颇白起善用兵，苏秦张仪善纵横。” 《文心雕龙·论说》中这样形容：苏秦“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文物，其中包括《战国纵横家书》，是一部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活动的文献。全书共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与今本《战国策》《史记》大致相同，另外十六章未见于其它古籍，其中所记载的史事发生在战国后期，是散失已久的两千多年前的文献。通过这部书的记载，史学界终于可以确定，史记把苏秦的活动年代提前了大概三十年左右，实际上，苏秦活跃在公元前三一零年到公元前二八四年，在张仪之后；而不是史记里的公元前三三四年到公元前三二零年。与张仪同时代的纵横家是公孙衍和陈轸。战国末年学纵横之术的好事者曾拟写苏秦合纵和张仪连横十多篇，文笔颇酣畅袭人，迷惑了无数读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和《战国策》中的一些篇章，并不是真实的史实。
苏秦的游说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据《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记述，苏秦一开始是想用连横的方法，游说秦惠王吞并诸侯、统一天下。虽然一连上了十多次奏章，但他的建议始终没被采纳。这时他的黑貂皮袄已破了，百斤金币也用完了，没有了生活之资，只好离开秦国回洛阳去了。他脚上穿着草鞋，背着书籍，挑着行囊，神情憔悴，面有惭愧之色。他回到家中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也不给他做饭，甚至父母也不跟他说话。因此他深深叹息说：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当晚，苏秦就从几十个书箱里面找出一部《太公阴符》来。他伏案发奋钻研策谋，并反复揣摩演练。由此诞生了一条成语：“悬梁刺股”。其中“刺股”就是说苏秦的这段故事，当他读到疲倦而要打瞌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自己的脚上。他自语道：哪有游说人主而不能让他们掏出金玉锦绣，得到卿相这样的尊位呢？过了一年，终于揣摩透了，说道：这次我真的可以游说当世的君王了。
《史记》和《战国策》中记述的苏秦为合纵游说各诸侯国的先后次序略有不同，按照《史记》的描述，苏秦先是游历到国力较弱的燕国，经过了一年多才有机会见到了燕文侯。他向燕文侯进言时，先陈述燕国的地理优势，秦在几千里之外；而南边的赵国战力之强，与秦国交战五次而取胜三次；然后再分析影响安危的关键要素：“燕国之所以不遭受敌人的侵犯，是因为赵国是燕国南方的屏障。” “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合纵），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一席话说的燕文侯当即就同意合纵的方略了。
于是燕文侯资助苏秦车马、钱财，让他出使赵国。而此时的赵国，土地方圆两千里，精兵几十万，战车几千辆，战马上万匹，军粮可供十年之用。山东诸国，没有哪个国家像赵国这么强大。苏秦对赵肃侯说道：“窃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又说：“使百姓安定的根本，在于选择邦交，选择邦交适宜，百姓就能安定，选择邦交不适宜，百姓就终将不得安定。”由此可以看出，苏秦对诸侯的心理抓的很准，即弱燕常思危，强赵想居安。接下来就是选哪边联合的问题了。直接点出：齐国和秦国是让百姓不得安定的两个强敌，如果联合其中一个强敌，都会帮助它从削弱别国中获益并增强其国力，最终不利于赵国。如果六国合纵共同抵抗秦国，那么秦国一定不敢出函谷关来侵犯山东六国。“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这宏伟的愿景，赵王怎能不动心，于是提供车子一百辆，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丝绸布帛一千匹，用以邀约各诸侯国结盟。
苏秦去见韩宣王，先夸赞韩国的强弓硬弩和士兵的勇猛：“天下的强弓硬弩都是韩国制造出来的。像谿子弩，射程都在六百步以外。若向西投靠秦国，拱手称臣，使国家蒙受耻辱，受天下人的耻笑。” 还用了一句俗话形语形容：“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这个以耻辱为抓手的激将法，让韩宣王勃然作色，按剑仰天长叹，把国家托付给了苏秦。
苏秦又去激励魏襄王：“臣闻越王勾践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斩纣于牧之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振其威也。” 凡是主张臣服秦国的，都是奸妄之人。并引用《周书》曰：‘’ 绵绵不绝，蔓蔓奈何？豪牦不伐，将用斧柯。”来告诫魏襄王要防微杜渐，把连横的动议消灭在萌芽状态。直说的魏襄王心悦诚服的“敬以国从”。接着苏秦又东去，以西面的韩、魏“唇亡齿寒”的重要性游说齐宣王：“秦国虽想深入齐境，可是总有后顾之忧，生怕韩、魏从后面袭击。”最后，齐宣王亦如是托付。
于是，苏秦又前往西南去游说楚威王：“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并给出了二选一的方案选择：“故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意思就是，楚国合纵可成就霸业，连横则秦国称帝。前者可从其它诸侯国得到领土和妙音美人；后者则割让土地事奉秦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楚威王，心甘情愿的“谨奉社稷以从”。就这样，六国合纵功成。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
苏秦的合纵成功，缘于他苦读《太公阴符》之谋。那么，《太公阴符》又是一本什么书呢？清沈钦韩说：《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此书为《太公阴符经》，唐朝后又称《黄帝阴符经》，共四百余字，以阴阳五行为立论旨归，开篇便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战国策·魏策一·知伯索地于魏桓子》中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后人发现与《老子》第三十六章的一段话相似：“将欲歙（xī）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韩非是最早对《道德经》进行解读的人，作为一个权谋家，他是从权术的角度来曲解老子，他在《韩非子·喻老》中是这样解读《老子》第三十六章这段话的：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之后，来到吴国从事贱役，却纵容吴国北上攻伐齐国，以便削弱吴国的力量。又在渑池盟会上逞强，由于长期发动战争，国力衰竭，因而才会在太湖地区被越国制服。
由此可见，古代圣贤留下的书中所讲的都是世间万物演化的道理，并非后世所理解的权谋与计谋。而苏秦从中日夜揣摩出的则是权谋之术。同样一本书，在德之上境界，悟出的可能是返本归真的道；而在德之下的层次，解读的却是权谋之术。此乃守德与背德心术之异也。最后，也会因此而导向不同的人生之路。苏秦的结局也就成了这种选择的注解。
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的结尾用总评的形式告诉世人：“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王安石也写有《苏秦》一诗，给出这样的评价：“已分将身死势权，恶名磨灭几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
自汉武帝始，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中庸和五常逐渐成为主流的传统价值观。这些以翻云覆雨、巧敏佞说、权谋诈智，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纵横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人立于天地之间，应当秉持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准则呢？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对做人的浩然之气给出了极为独到的阐释：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