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殺餓殍妖言吼（下）
前面兩章，我們在金星逆行守牛、水星順行守斗逆行守尾兩大天象下，展現了1958年大劫的真實輪廓。這一章講述當年第3大天象：四星聚。深問天機，一些謎團的答案和對當世的深重警醒，自然展現出來。
15. 公社食堂，吃人的魔網
1958年劉少奇首創人民公社，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後，在農村鋪開，也一度在一些城市出現，先後有一千多個城市人民公社[1]。城市公社沒有泛濫成災、沒有餓死人，並不是因為城市人民對「共產風」「公共食堂」的抵制比農村強，而是因為中共沒有敢用對農民的殘暴手段，來對付城市人。
吃飯不要錢，妖言上下騙
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初，大颳「共產風」，逼農民「自願」入食堂，然後搶走農民口糧，宣傳「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隨便吃」，體現「新社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吃飯不要錢？當時「一平二調」，「一平」是絕對平均主義，幹不幹活，都能吃飯；「二調」是無償調撥農民個人財產，不但糧食禽畜被無償調撥走，房子、傢具、農具、牲畜、魚、現金，甚至棺材、棉被、銅扣、梳頭的銅卡子、吸菸的銅菸嘴都被公社搶走，大颳「共產風」。各家的糧食都被幹部帶著民兵搜光了，雞鴨牲畜糧食和值錢的東西都被共產黨搶走了，吃的本來就是我的糧，還說吃飯不要錢？
放開肚皮隨便吃？當時家家每年被中共搜颳得要斷糧三四個月，平日喝稀粥灌飽，不敢吃乾飯吃飽。糧食都集中到食堂，就能放開肚皮吃，吃完了咋辦？人人心裡打鼓。但是大家在公社食堂誰也不願意吃虧，比著多吃。兩個月後，公社的糧食就開始見底了。
公共食堂，農奴制度
農民辛苦一年，卻不能留下一粒糧食，全部收歸中共的公社，扣走中央的無償徵糧，再扣走地方的無償徵糧，再扣走中央的統購糧，剩下的發到公共食堂，由共產黨賞賜口糧。千年的封建社會，農民都能留下口糧，只是或多或少的問題。而今農民無權留口糧，等主人賞飯活命，這是典型的農奴制度。「公共食堂」不過是美麗幌子，叫「農奴食堂」或許更貼切。
食堂伐木，村落盡禿
以往農家做飯，都是用柴草，打柴燒飯，自古都是這樣，不破壞生態山林。現在的中年人都會記得，兒時家裡有風箱，做飯時得有幫手，幫手一邊往爐膛塞乾草，一邊拉風箱鼓風，一捆乾草就能引火做飯。可是中共公社的規模平均是四五千戶人家，幾個大食堂做飯，煤炭缺乏，柴草的火力根本不夠，只能燒大木頭、砍樹，這樣一來，很多缺煤的地區，大煉鋼鐵砍樹做燃料之後，僅有的樹木，也被食堂砍光了。
農奴食堂握人命，幹部兇殘已成風
中共用食堂控制了農民的口糧，就握住了農民的命，誰不聽話，誰有怨言，全家扣飯。
幹部成了土皇上，生殺予奪，對社員任意打罵、扣飯、批鬥、關押、送勞改農場，很普遍。據中共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披露，祁陽縣1959年以來死亡2556人，其中與幹部違法亂紀有關的928人，打死燒死56人，逼死102人，餓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又據1961年春中央、省、地、縣聯合調查組對湖南湘潭縣的調查，「大躍進」以來，這個縣原作業組長以上幹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被打群眾34,466人，扣飯餓死的400人，被打成殘疾的332人，打後流產的婦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飯而外逃的12,676人，當場被打死的52人，打後致死的549人，打後自殺的125人。[2]
一些地區很有限的救濟糧、返銷糧發下來，就落入公共食堂，成了幹部多吃多佔、搞特殊化的資本，成了幹部打擊報復社員的有力手段。社員稍有不滿，扣飯；病了不能勞動，扣飯；老弱病殘，扣飯……有些炊事員利用掌勺權力，乘機姦污婦女，幹群關係緊張到了極點。群眾被逼急了，只有報復。1960年4～6月，安徽發生食堂投毒案64起，170多人中毒，37人死亡，還發生19起食堂兇殺案，被殺大隊長、生產隊長和食堂管理員、炊事員25人[3]。公共食堂，已經成了萬民痛恨的吃人魔網。
張凱帆「大鬧無為」，毛澤東欽定右派
1959年春以來，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不斷聽說無為縣「災情嚴重」和「民不聊生」，7月4日他一到無為，就有農民攔車叩頭，請求解決吃飯的問題。7月7日，張凱帆在縣委五級幹部會講話，一面要求解散食堂，一面寫信給省委，建議考慮農村食堂是否可以暫時停辦。
張凱帆要求共產風中佔用社員的房屋還原，伙食還原（即解散食堂），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魚塘開放（可以讓農民搞點魚蝦充飢），市場開放。到7月15日，無為縣6000多食堂被一風吹散，只有120個食堂堅決不散，為什麼不散？因為這120個食堂的幹部特別堅持黨性原則，有了公共食堂，幹部可以多吃多佔（當時流行的「幹部特殊化風」），幹部和家屬不會餓死。
張凱帆在無為視察20天，被人稱為張青天。他一走，無為縣委上告省委，省委上告中央。毛澤東當時正在廬山會議上做昏頭老大，突變極左，批彭德懷之時，馬上將張凱帆定為右派。安徽開始批鬥張凱帆，牽連一切粘過「張凱帆右派路線（解散食堂）」的人，監獄爆滿，倉庫爆滿，還有一大批人無處關押，就押往臨近縣的農場。被解散的食堂，1個多月就恢復起來了，1959年底安徽農村公共食堂達到26萬個，超過了1958年。
1959年末安徽公共食堂全面恢復，開始了歷史上最悲慘時代，1960年一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210多萬，主要是被餓死的，甚至出現人吃人。[3]
16. 食堂解散，德政納諫？
不少人把取消萬惡的農奴食堂歸功於毛澤東的虛心納諫、糾左德政，而這些論調都刻意掩蓋了食堂解散的時間進程。揭開掩蓋，真相一目了然。
保應縣食堂暗散，江蘇省應停卻緩
1960年春，青黃不接之際，江蘇寶應縣餓死4萬人，省委派去的工作組向省委副書記劉順元匯報：「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餓死人，建議先解散三分之一。」劉立即回答：「該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嚴格保密，對內對外都只說是『調整』，不要說『解散』。上面查問，也照這樣說，出了岔子我們共同負責吧。」
不但江蘇省委副書記劉順元下令暗散食堂，正書記江渭清從1957年，就和其他省委一起，當面委婉回絕毛澤東的「反右」指示，對公共食堂也一直反對。但是，在1961年2月，毛澤東當面指示江渭清解散江蘇的食堂時，習慣於拖延老毛指示的老江，又要緩辦，失去了挽救萬民的好機會。
朱德反調聯手，老毛殺雞儆猴
朱德一直對農村食堂唱反調，1959年6月20日，他和董必武、林楓三人聯名致電中央和毛澤東，指出食堂的嚴重問題，特別指出食堂和北方冬季農家烤火併行，浪費嚴重，建議允許農民自願加入、自願退出。這是毛在一片讚揚食堂的奉承中，首次聽到中央領導的異議。
7月23日，廬山會議上毛批判彭德懷，毛的主張是食堂「能保住三分之一」就滿意，但是決不允許全面否定，誰全面否定食堂，誰就是右派。
兩皇親告狀闖宮，顧顏面拖延調整
1960年9月，農民與公共食堂的矛盾空前激化之際，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堂表弟文東仙，這兩位50多歲的老農民，9月底直接去北京找毛澤東反映農村情況，毛的祕書連續阻撓多日之後，他們直闖中南海警衛局，這時毛才知道親戚來了。幾天後抽空接見，當毛聽到親人反映農村的諸多惡政，食堂全年吃不飽飯時，心神沉重，這是毛第一次直接聽到基層反映的實情，他也確認這是真相，知道食堂這樣辦下去不行，但是，畢竟這個「共產主義萌芽」是自己的面子，他希望通過改善幹部作風，把食堂辦好。
11月3日，毛授意下，中央下發「12條指示」到農村，仍然堅持辦好食堂，口糧只發給食堂，要求「政治到食堂，幹部下伙房」。實際上幹部一直搶著下伙房，多吃多拿。
1960年底到1961年初的農村整風整社[4]，毛希望通過整頓作風辦好食堂，結果事與願違，維護了吃人的食堂制度。
大興調查，食堂成靶
1961年1月14～18日，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強調「12條指示」，其中有「必須堅持辦好食堂」。毛澤東說：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會後，毛指派自己的三個祕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隊分赴廣東、湖南、浙江調查農村。
2月6～8日，毛澤東南下杭州，召集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局的書記，以及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開會，聽取糾正「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的情況。華東局書記柯慶施大談食堂辦得如何好，眾人也是一片讚揚，毛澤東極為高興之際，見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一言不發，就鼓勵他說話。江渭清大講食堂的弊端，毛問身邊的周恩來，以及調查農村回來的胡喬木、田家英，他們都同意江，毛指示江：「你回去以後，先把江蘇的食堂解散。」江卻擔心食堂分家不公，要緩辦，又助長了毛保留一半食堂的錯誤。
2月下旬，毛的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調查組對食堂的態度，胡喬木反對，田家英曖昧（田怕被劃為右派），這再次給了毛一分保留食堂的希望。3月15～23日的廣州會議，中共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60條），准許農民擁有自留地、搞副業，仍保留食堂，不過強調真正自願，可以一部分人辦，可以農忙時辦，特殊地方可以不辦。
眾人醒萬夫所指，毛醒悟方下指示
廣州會議後，胡喬木帶隊重回毛澤東的湖南老家，和韶山農民討論「60條」，農民不聽，一致要求散食堂。
1961年4月15日，毛澤東在長沙，他的堂侄毛華初匯報了農民全部反對食堂的調研結果。再沒有親信支持毛保留食堂了，毛才決心建立解散食堂的試點。毛華初返回韶山，胡喬木當即傳旨，農民聽到後歡呼解放，立刻執行，沒有一個因為碗筷分家不公而有怨言的，活命要緊。
毛把胡喬木的報告轉發給高層領導，中央和地方大量領導人看到動向後，也紛紛上交調查報告，一致要求解散食堂。這樣，5月15日，毛才在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反對食堂的報告上批示「食堂散得越快越好」，印發全國。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口糧分到個人，食堂完全自願，給食堂惡政留下了一個文字上的尾巴，給中央留面子。農民終於能得到自己勞動收穫的口糧了，有權利離開吃人的食堂了，歡呼雀躍，農奴食堂應聲瓦解。但是，中共政策上的尾巴，使一些農村留下了個別食堂，作為幹部公共食堂，延續搞特權，在餓死人還未結束的1962年，幹部們可以在他們的食堂裡喝酒吃肉，繼續中共的惡政。
這是毛澤東醒悟納諫，還是他被逼到牆角去了？先前但凡手下有一個人說食堂可留的，他都想法保留一部分。公共食堂這個共產主義萌芽、陣地，在實踐中如皇帝的新裝一樣，遭到萬民所指，百官所指，劉少奇都不穿了，任何君王這時候都不能再「穿」下去了，毛「皇帝」脫下這樣的「新裝」，還算德政？
在《第二章 守房守太微，天譴滅佛罪》說過：天象預示的人間事件，都是近期的（一年內），提前和錯後一般不超過三年。那麼，1958年的天象到1961年已滿3年，人民公社和食堂這些惡政，都應該結束了，在這時結束食堂，是必然的，不結束就是逆天大罪。如果毛澤東在第一次知道食堂真實情況的時候，就是1960年親戚闖宮告狀的時候結束食堂，那可以說是功德，但是他為了顏面沒那麼做。這順天應人的救人的功德，留給了所有實地考察、敢說真話、直言進諫的部下們。其實，敢說真話，為民擔當，救人於水火而不計私利，也正是官員在人間的修行成功之路。
歷史的成功，今日的先聲
埋葬中共農奴制度——農村公共食堂惡政，這個歷史性的成功，是給當今的鮮明警醒。而今中共腐敗成風、專制弄權、迫害信仰、迫害上訪、迫害人權，很多人幻想著出個包青天，或者中共自己瓦解，或者外來力量把中共掀翻。這個想法在當今末劫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不適用。用「西遊記」作比喻，就像取經僧遇到魔難不往前走了，有難關不闖了，不但坐等著，還袖手旁觀魔亂人間，盼著外來力量把魔難剷平，或者魔王大發慈悲變好，再從從容走上取經路，這不是笑話麼？
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在人間的修行。如何才能破除魔難、踏平坎坷呢？歷史給出了借鑑：毛澤東被小人的謊言迷惑，等他周圍人基本都明白了，都敢講真話反對食堂了，他才能明白；而他周圍的人，也是一方大員或者部門老大，他們的明白，也是被周圍眾多明白人喚醒的（除非極個別特別清醒理智的）。所以說，眾生的覺醒、主流社會的覺醒，是前提。當然，也不排除像闖宮告狀的那兩個毛皇親那樣，直接喚醒天子，哪怕喚醒一半，也是歷史性的大功德。
17. 千古大罪，暴政為最
一說大饑荒餓死人，有人就強調農村公共食堂的失誤，那只是一個表象而已。大躍進餓死人的慘劇，並沒有因為1961年食堂解散而終止，1962年還在死人。主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橫征暴斂、大搶糧、壓農村保城市、高出口、基本不救濟。
惡政：壓榨農民，發展城市和工業
中共建政後，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對農民高度剝削。除了高額的無償交公糧的部分，中央的統購糧，要壓低價格，而工業產品（農具、生活用品等）卻抬高價格，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榨取農民的錢去發展工業。
大躍進時，農村公共食堂推行的中共特色的農奴制度泛濫全國，農村、城市的口糧，都由中共支配，先城市後農村。這就是大饑荒時，城市餓死人少且分散的原因，這樣才能保證中共統治的穩定。
1961年河北省把農村每人口糧降低，說「吃4兩是馬列主義」，張家口的蔚縣為了「更馬列主義」，給農民降為3兩，結果餓死者暴增。[5]河北省餓死人還是少的，根據曹樹基研究，河北省餓死61萬，全國排名第13[6]，可見很多省還不如河北。
從基本不救濟到救濟不力
河北省委派人去蔚縣調查，發現死人暴漲，是因為每天只給3兩糧，而蔚縣的陽原片（後來陽原片從蔚縣分離，成為現在的原陽縣）餓死人很少，調查發現，情況最好的是東城公社，因為書記武萬升擔著巨大的風險，祕密開會並決定：從公社掌握的國家糧食儲備中給全社每人分10斤，增產隊分15斤，分到個人藏在家中。周圍公社聞風而動。這10斤糧食，確保冬天基本沒餓死人。
這裡再一次印證了，大饑荒餓死人不是沒糧吃，是有糧食但基本不救濟。
早期是根本不救濟，如前面講的河南信陽縣，國家糧庫就在信陽，那些存糧能為信陽和周圍地區的百姓保命。很多百姓在糧庫外邊，喊著「毛主席救救我們！」等著放糧救濟，直到餓死。
當時哄搶糧食事件很多。據安徽省公安廳給省委的一份敵情、社情報告：僅1960年12月至1961年2月兩個多月時間內，全省共發生哄搶國家糧庫事件847起，被搶走的糧食180萬斤。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哄搶糧食事件28起，在搶糧過程中發生暴力衝突，哄搶者在遇到阻攔情況下行兇殺人，有26名社隊幹部和糧庫管理員被殺死。（安徽省）三年中因「鬧糧」而被逮捕判刑者7000餘人，絕大多數是農民。[3]
極個別敢冒天膽開倉放糧的，如前面講到的張樹藩，都被記錄下來傳頌，可是太少了。還有大家熟悉的山藥蛋派作家趙樹理，大饑荒時，他在山西陽城縣，擔任書記處書記。他不顧「右傾」的壓力，堅請上級撥糧，而後及時分發，救了不少人。趙在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鬥爭、整死前，有人到陽城縣去收集趙的「罪行」，老百姓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
後期確實有少量的救濟，但救濟不力。還有些極左的老大認為救濟戳破了自己的豐收政績，拒不接受。1960年春江蘇寶應縣餓死4萬人，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說出了直接原因：保應縣委書記徐向東「死官僚主義，省裡撥給他糧食他不要」。
欲蓋彌彰，惡政曝光
現在還有人給大饑荒時期中共救濟不力辯護，如安徽省一篇官方文獻說：「對1959年底，全省糧食庫存只有區區3億斤，1960年降到2.64億斤，1961年2.69億斤。就是把這些糧食全部分給農民，每人不到10斤，最多維持1個月的生活。」[3]
這就是說，安徽省的糧庫一直有糧，都能平均分給全省農民近10斤糧食，省委以為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沒動。
該文有意無意在混淆一個概念，就是上述安徽省的糧庫，是省的商品周轉糧，而不是國家的戰略儲備糧，國家的戰略儲備糧是絕密，不能公開，省裡也無權調撥的，只有中央大頭們可以動。那些省裡可以支配的商品周轉糧，省裡可以調配，卻以糧食太少不解決問題為由，扣著沒有動，只是用這些糧以外的糧食，做了些微的局部發糧。
其實，自古賑災，從來沒有說要把糧食平均分散各地的，都是救一個地方，再救一個地方，先把眼前災民救下來再做下一步，遠處實在救不到的就沒辦法了，至少能把周圍地區的百姓救活。
上面官方文獻說「每人不到10斤，最多維持1個月的生活」，也不符合實際，像張家口蔚縣原陽片東城公社那樣，每人偷發10斤糧，加上還能得到的每人每天4兩「馬列主義糧」，能活過張家口寒冷的冬天。在安徽，人均10斤糧，加上每天配給的幾兩口糧，必然能讓農民活過青黃不接的春天，加上野菜就能挺到夏收、秋收，有力氣播種就有下一季糧食，就活命了。
可見，安徽省委扣住幾億斤商品糧不用於賑濟災民，理由不過是藉口。
餓死人，中共繼續搶農民
中共大搶糧造成的大饑荒，遍及華夏，普遍餓死人時，中共依然在高額徵糧。
還以安徽省為例，「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176.90億斤，可省委卻向中央報告吹噓為320.39億斤，浮誇81.11%，安排徵購90億斤，還允許20%的機動徵購數。可現實是殘酷的，這一徵購計劃無法完成，因為按照計劃徵購就意味著有些公共食堂馬上斷炊。所以實際徵購69.68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39.4%，」[3]扣除種子糧、飼料，每天不到1斤口糧。加上食堂幹部多吃多拿，農民餓死77萬人[7]。
「1959年糧食總產量繼續大幅度減少至140.2億斤，向中央上報350.04億斤，浮誇149.67%，徵購70.93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50.6%……其中有16個縣徵購量占總產量60%以上，宣城地區高達82%。」[3]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每天4兩多，按河北省的標準，安徽省農民都快成為「馬列主義者」了，而且是全年都這樣，加上食堂幹部多吃多拿，能不大量「去見馬克思」？結果餓死301萬[7]。
「1960年糧食總產繼續下降，為134.92億斤，上報150.42億斤。由於饑荒蔓延，大量出現餓、病、逃、荒、死的狀況，糧食徵購量有所減少，為49.74億斤，比上年徵購減少29.87%，但仍占總產量36.9%……」[3]。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低於1958年近10%，餓死人繼續。
到1961年解散食堂時，糧食已經所剩無幾，安徽有些農民拿到家的糧食，平均每人每天幾兩[3]，都向河北的「馬列主義」看齊了，有的地方已經無糧可發，農民只有在家等死。
糧食追去向，惡政再曝光
徵收的糧食去了哪裡？都到了城市給城裡人了麼？不是。從陸續解密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糧食去向有：（1）城市人民口糧；（2）出口創匯，購買工業設備、原料；（3）換外匯，研製原子彈；（4）國際上買黃金，中共增加硬通貨儲備；（5）戰備糧，防止台灣打過來；（6）援助外國；（7）提前給蘇聯還債，這部分比例最小。是救濟農民，還是犧牲農民？一目了然。
《面具後面的周恩來》一書揭露：1959～1961年大饑荒餓死人、人吃人、人吃屍體大量出現時，周恩來在完全知情的情況下，向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當時歐洲由共產黨執政的9個國家，後來這幾國的共產黨統治全部瓦解）廉價出口糧食474萬噸[8]。中央有人提出拋售黃金買糧食，周恩來斷然否決，說當今國際黃金價格正低，應該大量買進，結果又拋售糧食，買進黃金。
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指1958～1962年的大饑荒），「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我們欠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06億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13.89億新盧布，剩下尾數1700萬新盧布我們已向蘇聯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中的一部分來提前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1958年糧食出口288.34萬噸（57.7億斤），1959年糧食出口增加到415.75萬噸（83.15億斤），還出口花生油、鮮蛋、活豬、凍豬肉，活牛、家禽、凍家禽、水產品，還有各種水果。
中華大地餓殍遍地，中共宣傳毛主席體恤百姓，不吃紅燒肉了。據毛的幼女李訥回憶，毛確實有一段時間不吃肉，只吃菜，中南海也搞過一陣子定量吃飯，毛也營養不良浮腫了。但是，後來就改善伙食了。《毛澤東遺物事典》記載：「1961年4月26日（註：大饑荒餓死人的大潮1961年秋收才回落，1962年一些地方還在餓死人），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訂製了一份西菜、兩菜湯菜譜。從保存下來的西餐菜譜來看，內容儘管談不上十分豐富……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1961年4月制訂的西餐菜譜中包括下列這些異國風味的魚蝦：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哩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9]
其他高官，雖然低調，但是他們曾經炫耀的自家專用的名廚並沒有變，什麼溥儀的皇家廚師，大軍閥某某的廚師，某某大飯店的廚師……
「舊社會」的仁政，「新社會」的暴政
中共說它的統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中國古代是「吃人的舊社會」。但是，古代發生饑荒的地方，都要減免稅賦，饑荒嚴重要開倉放糧，或者運糧救濟。連年餓死那麼多人，中央調查不力，問責不力，救濟非常遲緩、不力，3～4年大饑荒，餓死4000萬，中共高額徵糧、出口竟然一直沒停過，連年從農民口中高額奪糧，餓死也要交高額公糧，殘暴程度曠古絕今。
18. 深入問責尋天理，天人對比見天機
先看1958年三大天象，在《乙巳占》中講述的天意是如何應驗的。
金星守牛天象的應驗
「守牛宿，天下運糧車急行」，應驗，大饑荒中共年年大搶糧，極少救濟。
「大人物擔憂眾人的生死」，應驗。
「關梁阻塞」，應驗。中共禁止農民外出，1959年還頒布法律嚴懲盲流。
「民飢，有自賣者」，應驗。農民為多得幾粒粥中米，出賣人格巴結食堂掌勺的，很多婦女為了活命，被迫賣身給他們或者公社幹部。
「金守牛，兵革並起，期六十日」，應驗。這是在戰爭天象下，中共向人民發動的又一場屠殺人民的戰爭，謊言誘騙加兇殘奪糧，把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淵。金星1958年1月31日進入牛宿，1957年12月2日，劉少奇首次在國內公開宣布：鋼鐵15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前移恰好是第60日。
「將軍失其眾，有破軍殺將」，應驗。像張凱帆那樣的為民擔當的大員，就是這場戰爭中的名將，跟隨他解散無為縣6000食堂的所有大小幹部，那是他的部眾，都被抓起來迫害，監牢、倉庫都關滿人，剩下的捆成長串押往外縣農場。這樣中流砥柱的名將有好多，如前面講的開倉放糧的張樹藩、化解反瞞產惡政示範全國的趙紫陽、祕密解散食堂的劉順元等等。大將彭德懷舊命當死，卻再次延壽。為什麼？認真讀過本系列的讀者，可能會猜個八九不離十。
「妖言無已」，應驗，當時中共的宣傳，都是毀人的妖言，漫天遍地。
「國有大兵，將軍為亂，大人憂」，老毛的部下鐵腕推動運動，共產風、浮誇風、大煉鋼鐵、豐產不收，老毛擔憂。
「國易政」[10]，應驗，後文述。
水星順守斗逆守尾的應驗
「水守尾，大飢，人相食」，應驗。古代大饑荒人民「易子而食」，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各家換著吃。而在中共殘酷統治下，有人偷著吃屍體，也有人不敢「易子而食」，怕被抓，偷著吃自己孩子。
「君子賣子」，應驗過度，農民窮得沒有錢、無法買東西，也賣不出東西。太多人不忍吃自己的孩子，又不忍看著娃餓死家中，把孩子們趕到街上流浪，任其自生自滅。
「民異其國」，應驗過度。除了內地的逃荒，逃離分野國，還約有6萬新疆饑民逃到前蘇聯。1960年，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說：「邊疆跑人多，震動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麼多人……」[11]大批飢餓的廣東人逃往香港，從水路泅渡，陸路潛行，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再出鐵腕，軍警隊用警犬和子彈對付逃亡者，當時活躍的200多個「拉屍佬」中，有人最多一天拉出、掩埋過50人（被中共軍警擊斃），其中竟然4個是自己的親人。後來陶鑄良心發現，不再開槍捆綁，圍捕也放鬆了。[12]
「後宮有被忽略、罷免者，妃後亂」，當時很多高官給毛澤東進獻美女以求「上進」，後宮很亂，四十多歲的江青已經靠邊站了。
「水守斗進入斗宿中間，大臣被殺」，天人錯位，彭德懷再次延壽。
「水守斗，有兵，易政改朔」，應驗。
「水留南斗，所守的分野國有屠殺之災」[13]，應驗過分，搶糧大饑荒，實際是中共的大屠殺，泛濫全國。
「水守斗，白而大，裂地，相賄賂為利」，同樣應驗，地球距離太陽，1月近7月遠，所以1957年12月16日水星守斗時，水星大，大一般都發白。以美女賄賂毛和中央領導的，得利。飢餓的百姓還剩下什麼能賄賂呢？不少農村婦女被逼以身賄賂農村幹部甚至食堂掌握粥勺的，以求多給一點飯。裂地？颳共產風，無償沒收了農民的最後一塊自留地，全國土地的變革。
四星聚箕斗的應驗
見圖69-1，1958年1月31日木金土火四星聚於斗宿、箕宿，30度以內。斗宿分野在吳越，箕宿分野與尾宿一樣，都在燕地。這兩地的天劫，被中共逆天泛濫全國。
《乙巳占》：「四星若合，是大動盪，對應的分野國，戰爭、死喪爆發，正人君子擔憂，小人大行其道。」[14]應驗。
天罰清算看天理，誰做誰擔抹不去
一直有讀者在問：大躍進、大搶糧、大饑荒，中共幹的壞事，為什麼要數千萬農民承擔？
總體講：這是中共在三大戰爭天象下，對人民發動的戰爭，極為逆天，是中共殺農民保原子彈、保戰備糧，拚命外援、買黃金儲備，以維護他的統治。是中共欠下的一筆天大的血債，前無古人。
另一方面看，在《第66章 水守鬥牛金守牛，土改鎮反殺未休》中講，中共土改、鎮壓，兩大逆天運動，帶領廣大農民參與其中，農民分得土地，同時也分擔中共的血債。那是必然要償還的。而且，大躍進之初，農民也是有一定責任的。誰做的壞事誰承擔，這是天理。大躍進浮誇風那些始作俑者，是農村幹部和幫手農民，他們要邀功得利，畝產萬斤照片上的那些農民，他們在欺騙全國人，其他農民也睜一眼閉一眼，因為造假者得好處，大家跟著分。所以，哪裡極左浮誇嚴重，哪裡饑荒就嚴重、死人就多。
而劉少奇等毫無種地經驗的中央領導，完全是被騙的——如果浮誇的產量真實，劉少奇推動的高產宣傳就無可厚非。所以，劉少奇等只承擔失察之罪、橫徵暴斂之罪。可是，失察、強徵之罪都是很大，因為失察，浮誇才泛濫全國，讓農民競相效尤。因為失察，按虛誇的大豐收的總量和高比例徵糧，奪了農民的口糧，造成餓死4000萬人的千古悲劇。
讀到這裡，大家可能明白了，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說，「餓死4000萬人的大罪，主要責任還真算不到毛的頭上」。如果完全按毛澤東定下的方式在工業、農業上的「毛式大躍進」，不會餓死人，毛要搞實事求是的大躍進，基本不會禍國殃民。而劉少奇掌管的政府機構，搞了另一套極左的「劉式大躍進」，一手推起來的極左的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這些極左毛一直在盡全力糾正，可是沒人聽毛的。所以，天象人間之判，主要責任在掌握了國家實權的劉少奇身上，那時劉是天象承認的真正的天子。
如此可見，極左的「劉式浮誇大躍進」，是大躍進一系列大劫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追責劉少奇，劉領導下的鄧小平為首的一代、兩代領導人，都有責任，天大的罪責，沒人願意背，沒人敢背。所以，中共總結歷史，一句「大躍進是毛澤東等高層發動的」，要徹底否定，一個「等」字，黑鍋就都給了毛，別人都乾淨了。
而劉少奇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在廬山會議後，又以國家主席身分掌握國家實權，又成為實權天子後，在四清運動之前，是清醒理智的，共產幽靈那條赤龍，再想全面干擾他很難了，劉開始系統糾正大躍進的各項錯誤，不再按照舊命裡的中共天子的宿命，沒有繼續被赤龍帶動著害人，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天罰是公平的，人間掩蓋歷史真相，但是掩蓋不住天象。1958年的8年後，1966年再次出現金星逆行守牛的天象時，文革驟起，天罰直指劉主席，劉少奇延壽3年。但是1969年熒惑守房，這個對天子的大天譴，劉躲不過去了，這些後文再講。
那麼，為什麼那些極左的造假害人的各級幹部，浮誇造假、奪糧搜刮、多吃多拿，罪業極大，卻在大劫中沒遭天譴呢？答案在圖69-1的天象中，四星大盪小人逞凶，人間小人得勢，他們尚不在劫。可是天理昭昭，到文革百姓造反的時候，有血債的幹部基本都沒逃掉，對他們的天罰，在那個時候。
看到這裡，當今世人該清醒了。天道公平，天譴降給誰，亂中有序，絕不會錯。人怎麼巧妙地推脫，也推不掉。當今殘害百姓、迫害信仰的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和吏，想把罪責都推給前任「天子」江澤民，推不了，天不認。前任天子江澤民當然要承擔他的罪業，而且已是罪不容誅，歷來天子都要負總責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還在執行迫害政策、實施迫害的、不知悔過彌補的人，不但要為自己的實際行為負責，還得背負中共天大的歷史罪業。生命可貴，劫數不遠，回頭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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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金方隆，《我親歷的「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始末》，《文史天地》，2014:(1)。
[2]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尹曙生，《產糧大省為何餓死人》，《炎黃春秋》，2016:(4)
[4]羅平漢，《1960年底到1961年初的農村整風整社》，《現代哲學》，2009:(6)
[5]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8年5月第一版。
[6]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國際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7]按安徽的官方文獻的1958～1960這些數字，能算出1958年農民2903.3萬人，1959年2825.9萬人，1960年2524.9萬人。1958年減少77.4萬，1959減少301萬。當時全國缺糧，逃荒的結果基本也是餓死在道上，所以基本都是餓死的。
[8]鄭義，《面具後面的周恩來》，文化藝術出版社(香港)，2008年10月版。
[9]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毛澤東遺物事典》，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
[10]《乙巳占》：「金入牛，為天下牛車有急行。金入牛，留守之，大人憂死，將軍失其眾，關梁阻塞，民飢，有自賣者。金守牛，兵革並起，期六十日。又曰：妖言無已。金犯守牛，國有大兵，將軍為亂，大人憂，國易政。金犯牽牛，留守之，為有破軍殺將。」
[11]《光明磊落、耿直剛強—閻紅彥傳》，《春風化雨集（上）》，群眾出版社，1981年版。
[12]陳秉安，《大逃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13]《乙巳占》：「水守尾箕，後宮有省罷者。一曰：後宮有罪者。水守尾，大飢，人相食，民異其國，君子賣子，妃後亂。」
[14]《乙巳占》：「四星若合，是為大盪，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