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2月19日讯】日前，一位好友Line来这一段文字：“左派自由主义政治肮脏的小秘密是，它关心的不是穷人的命运或社会正义，它关心的是左派政客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道德自嗨。他们致力于鼓吹左倾政策和丑化批评者。他们致力鼓吹左倾政策的高尚并丑化批评者的人格，至于左倾政策对穷人和大众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他们则兴趣缺缺。”
这段文字的英文原文是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写的。这位今年高龄95岁（1930年6月30日出生）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坚定支持川普（Donald Trump）。
在该场选战中，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支持民主党，对共和党与川普极力打压。除了抹黑、造谣，还断绝了川普的发言权，而所谓的知识学术菁英也几乎全站在川普的对立面。在那种萧瑟的恐怖氛围下，索威尔竟然勇敢发言为川普辩护，并对拜登的当选忧心忡忡：美国恐会走向不归路，将如罗马帝国当年的殒落般下坠。因为民主党将实施激进的左派政策，亦即大政府掌控国家，戕害个人自由，内部抗争永无宁日。
其实，这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年老黑人经济学家，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时，曾强烈批评川普，并支持泰德.克鲁兹（Ted Cruz），但在当年的总统大选时，因反对民主党候选人，在大选前的两个星期，呼吁选民投票给川普。而在2018年，有人问他对川普总统的看法，他回答说：“我认为他比前任总统更好。”
二○一九年三月，主流媒体指称川普是“种族主义者”（racist），索威尔就此事针对大众的反应做出评论，他说：“可悲的是，有这么多人只是对语言做出回应，而不是问自己‘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吗？我该如何检验？’”一个月之后，他再度为川普遭媒体指控为种族主义者辩护：“我没有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而且，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期望得到确凿证据的时代。你只需一直重复某些熟悉的字词，人就会像‘帕夫洛夫的狗’（Pavlov’s dog）那样，对特定声音做出反应。”
索威尔之所以为川普辩护，且对拜登民主党二○二○年上台执政发出美国已“无路可退或已到悬崖边”的警语，并非政治语言，更非政客说辞，也不是对川普个人的偏爱，而是基于自身的一生体验和扎实的学术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他对“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检验知之甚详，而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对比和好坏也都深有观察和探究。
认识索威尔
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汤玛斯．索威尔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加斯托尼亚（Gastonia）的一个贫困黑人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有四个孩子待抚养、当女仆的母亲。由于母亲无力再养索威尔，只好将他交由姨婆和其两位已成年的女儿收养。童年时，索威尔很少碰到白人，甚至不知金黄是头发的颜色。九岁时，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索威尔全家从北卡的夏洛特北迁至纽约市哈林区，参与了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南方大举北移的大趋势。
索威尔获准进入纽约市一所颇有名望的高中，他是家中第一位就读六年级以上的成员。但因财务困难和家庭问题，十七岁时索威尔被迫辍学。他从事过好几个工作，包括机械店店员和西方联盟的送货员，一九四八年索威尔还曾经尝试成为布鲁克林道奇队棒球选手，一九五一年韩战期间，他被征召入伍，加入海军陆战队当摄影师。
自军中荣退后，索威尔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间市政机构服务，并在哈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这间黑人大学就读夜校。由于成续优异，他获得两位教授的推荐，进入哈佛大学，一九五八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次年他又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索威尔原本选择哥大、在史蒂格勒（G. J. Stigler，一九一一—一九九一，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教授指导下就读博士学位，然而一九五八年，史蒂格勒返回芝加哥大学执教，索威尔也跟着移到芝大就读，并于一九六八年获得经济学博士。
索威尔曾说，他二十岁左右的十年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因而他最早的专业出版品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实践的同情性研究。不过，一九六○年夏天他在担任联邦政府实习生的经历，让他拒绝了马克思经济学，转而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他的工作中，索威尔发现波多黎各的制糖业工人失业之所以会增加，与该业法定最低工资的提升有关系。对模组进行研究后，索威尔得出了结论：执行最低工资法的政府官员比较关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穷人的困境。
索威尔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包括康乃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曾在城市研究所等智库任职。自一九八○年以来，他在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做研究，目前是该所萝丝与密尔顿弗利曼（Rose and Milton Friedman）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
索威尔的研究领域甚广，包括福利经济学、教育、政治、历史、种族关系，以及儿童发展等等。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时常被描述为黑人保守派。索威尔从一个自由主义保守派立场撰写文章，迄今出版三十几本书，写作主题范围涵盖种族、族群、教育和决策的社会政策、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残疾儿童的问题，广受赞扬。他因结合历史、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创新奖学金，获颁国家人文奖章。索威尔也有一个由“创作者联合会”（Creators Syndicate）发行的全国性一稿多投的专栏，刊登在《富比世》、《国家评论》、《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以及其他主要报章杂志与一些网站上。他评论自由媒体的偏见、司法行动主义、最低工资、全民健保、平权运动、政府官僚、枪支管制、毒品战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当前的问题，直到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龄八十六岁时才停笔。
索威尔不但学有专精，还十分关怀社会，是一位非常入世的学者，对敏感的社会问题往往会讲清楚、说明白。他在自由经济大师史蒂格勒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赛伊法则和大过剩争议〉（Say’s Law and the General Glut Controversy），相信“供给创造需求”的古典观点，不认同凯因斯的“需求创造供给”，也对政府的干预管制政策提出批判。索威尔自认受到海耶克（F.A. Hayek，一八九九—一九九二，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弗利曼（M. 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两位教授的影响最大。
史蒂格勒和弗利曼是芝加哥学派最兴盛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尤其反对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一九四五年，二人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合写了一本抨击政府“房租管制”的小书，轰动一时；一九七一年初，弗利曼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上，又以该书名“屋顶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为题评论纽约的房租管制。而早在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就在最著名的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最低工资的立法考量〉（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这篇先锋式文章，指出立法明定最低工资既无法消除贫穷，也不能免除雇主的控制，对总就业量还有负向的影响。继史蒂格勒之后，关于最低工资法令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纷纷出现，最受批判的是，若认真严格执行该法，低生产力的“边际劳工”（包括青少年）将会因此失去工作，而雇用这些劳工的“边际厂商”也将减产或关门，这些边际劳工不但享受不到最低工资施行的工资提升美意，连饭碗都打破了，落得“爱之适足以害之”或“善意铺成到地狱之路”的下场。不过，每当最低或基本工资上调，各家媒体总是大书标题“百万多名劳工受惠”，而这是政府部门估算出来的，媒体不假思索照抄，读者们也不自觉地照单全收，但事实究竟如何，却几乎无人闻问。索威尔承继史蒂格勒等芝加哥学派学者之志，对政府的各种管制政策进行广泛又严谨的研究，并把结果公诸于世。
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铺路
至于海耶克，他可说是穷极一生都在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一再苦口婆心告诫世人它的毒性之大。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该书出版五十年之际，索威尔在《富比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一条由善意铺就的地狱之路〉，其中在“对世界的未来”的段落，他这么写道：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里所指的“热的社会主义’，从一九四○年代开始，已在它实际所到之处，以及看得到它实际后果的地方，失去了光泽。当时他真正忧虑的对象是他所谓的“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这些人并非有意追逐极权体制，但他们个别鼓吹的政治主张全部加起来，就是极权主义的理想。
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因为被现代科技的重大成就迷住了，以致于心神恍惚，想像经济与社会体系也可以当做是工程问题来加以处理；另有一些人则是希望建构“某种具有合作精神的社会，其中各种产业组合均拥有半独立与半自治的‘封建特权’”——好比是当今的“产业政策”和“医疗联盟”所保障的特权地位。
《到奴役之路》发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单变得更长了，包括主张为弱势族群积极争权者、极端环保主义者、爱滋行动派、极端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计代价”实现他们政治主张的人士，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公开主张极权主义，但是他们的行动都会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因为只有权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三十一年前，索威尔所说的“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名单更长了”，真是不幸而言中的先知之言，他忧心的是：《到奴役之路》书中所描绘的世界，并未随苏联解体、中共经政、东欧改制等似乎显示共产和集权主义已全面崩盘而消失，反而藉由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与欧洲早年的自由主义正好相反）包装而大行其道。
索威尔的警语在二○○六年所谓“中国经济崛起”广被正面称颂之际，更显得“暮鼓晨钟”。可怕的是，世人正被披着自由经济外衣的“中共政权”所蒙蔽，共产主义并未“瓦解”，反而像是“披着羊皮的狼”在隐蔽处更加活跃、危险。借尸还魂的中共已够让人寒心了，再加上自由世界里，尤其在美国，“扩大了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单”，更令人愁上加愁。
美国健保计划早已受质疑
在当年那篇文章的最后，索威尔曾写道：“柯林顿政府的健保计划可以说是美国为购置社会主义而预付的一大笔订金，未来所需的分期付款金额势必比现在宣传的还要大上许多。不管是以金钱来衡量，还是以失去自行购买适当医疗服务的自由来衡量，这些分期付款都要由美国人民来承担，这可是不折不扣攸关个人生死的问题。”
二○二○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民主党胜选，而左派社会主义的政策被重新拾回，欧巴马政府二．○也明显出现。由拜登上台百日所推动的政策，以及他在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晚间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可知，激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议程正急速的推进，“奴役社会”的美国或也即将来到！实有必要设法防阻。
社会主义者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
回顾历史，我们还是必须再搬出当年海耶克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描述。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认知是：任何社会只须有同情心，都可以透过政府的“规划”与经济管制，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环境。无论是从道德标准、还是从效率标准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必须依据海耶克所谓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须假定我们已拥有全面性、钜细靡遗的知识。因此，只须再多一点同情心与意志力等主观的决心，社会主义的优越理想即可实现。
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此一行列之中，有许多人“其真诚与无私不容置疑”，也有许多“学术声望卓著”的人物。社会主义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时，高估可能达到的目的，却低估其附带的危险之人士。
海耶克也认为，社会主义者“帮极权主义开路”。碍于自身的道德矜持，他们没有能耐去从事让极权国家机器得以转动的那些肮脏丑事。因此，在其理念逻辑所要求的极端行动之前，他们就缩手不管——让位给那些无所忌惮的冷血人物收拾残局。海耶克就是这样剖析纳粹党徒之所以在德国崛起，乃是因为维系法治、政府分权与市场经济等自由社会的观念与价值，先被社会主义者摧毁殆尽所致。
索威尔说“法西斯、共产、社会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近亲繁殖”，应该再加入“凯因斯管制、干预学派”。而索威尔说拜登执政将使美国无路可退，会像当年罗马帝国崩溃，应该就是有这样的认知。
索威尔二○○三年出版了《活用经济学：跳脱单阶段思维方式》（Applied Economics: 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这本通俗的著作，书中论点正好可戳破凯因斯学派和管制经济学者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关键就在“单阶段或短期或政治观点”以及“第二轮效果或长期或经济思考”之区别，凯因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鲜活点出了“急功近利”，以及为政客们不负责任政治主张和饮鸩止渴经济政策（亦即不必顾虑庞大不良后遗症的政策主张）掩护的用意。
揭穿社会主义迷障的半通俗著作
或许情势的演变愈来愈险恶，由社会主义者发表的言论和观念，以及从而形成并付诸实施的政策愈来愈多，甚至共产主义的“假、恶、斗”理念及政策措施经由各种媒体广泛的散播，逐渐深入世人之心，事情和问题的真相被扭曲或掩盖，各种谬论纷纷出笼，政府管制干预的力量愈来愈大，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的事实愈来愈多，人类向下沉沦、走向奴役之路愈来愈明显。有鉴于此，索威尔乃在五年之后（二○○八年）出版了这本《谬误与真相》（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以生动又浅显易懂的方式，揭露各种社会经济议题的常见谬误，让世人清醒过来，赶紧遏止向下沉沦的趋势，进而向上提升、增进福祉。
如索威尔所言，“很多事情之所以有人相信，只是因为有人一再重申，久而久之，大家便习以为常，照单全收。”这也就是“以讹传讹”、“谎话说了N遍就变成真的”，为了破解迷思和揭露那些危害全球各国成千上万人福祉的谬误，索威尔才写了这本书。他也发现，许多观念都禁不起事实的检验，他就以扎实的“事实”来检验诸多大家普遍相信的说法。毕竟根据那些谬误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可能已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而看穿这些谬误不只是一种智识训练而已，更可清楚了解经济学，而可为整个国家带来许多提高生活水准的好机会。
本书除了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七章。第1章阐述“谬误的力量”，索威尔在多到难以计数的经济谬误中，选出零和谬误、合成谬误、因果谬误、棋子谬误，以及开放式谬误这五大常见谬误一一讲清楚、说明白。接着六章各以“都市的”、“性别的”、“学术的”、“收入的”、“种族的”以及“第三世界的”事实与谬误分别以实例剖析。
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和问题都是自古以来常见的，可以概括地说，“不公平”和所谓“歧视”的大课题，一般的认知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施行的结果，于是大都认为，应由“政府”管制、干预，以法令和保护政策来实现公平正义。不过，这些既存的现象要不是被有意的渲染、夸大，就是有统计资料的偏误或错误解读，而政府干预的结果不但保护不了弱势，反而招致他们受害的不幸下场，这也就是东方的“爱之适足以害之”、西方的“善意往往引向地狱之路”的写照。
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有智者大声疾呼并为文试图导正此举。一八五○年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议员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一八○一—一八八○）出版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经济效应》（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九八○年弗利曼夫妇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以及一九四六年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一八九四～一九九三）的《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都是最知名的通俗著作，而二十一世纪则有索威尔的《活用经济学》和这本《谬误与真相》。
正如赫兹利特所标榜的“不只观察任何行动或政策的立即影响，更要看较长远的影响；不只追踪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看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这些书都点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误思想毒害的读者，尤其政府决策官员和年轻世代，更是有必要仔细阅读这些书。
索威尔由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蜕变至自由经济坚定保守派，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有同样觉醒经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仍跳不出社会主义的迷帐，如今都以“凯因斯主义”的面目出现，在2024年10月底联名公开支持民主党经济政策、批判川普政策的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代表性人物，他们也就是索威尔在本文开头引述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他们对于拜登左派政府施行左派政策所造成的不幸后果视而不见，而深受其害的美国选民则觉醒过来，将左派民主党淘汰，让右派川普回归收拾善后。其实，由左派基地加州大火和华府空难延烧出的真相，以及美国企业纷纷放弃DEI（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平等与包容）主张，就可印证索威尔所言不虚，而阿根廷米莱（Javier Milei）新政不也是一大明证吗？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已故自由经济名家蒋硕杰院士在1980年代初“蒋（硕杰）王（作荣）论战”时所言“孟子曾经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以同样的不得已的心情来写这篇文章，以就正于不受既得利益所左右的爱国君子；尤其要献给正在研习经济学的青年学子们，以免他们在报端只能看到一面之辞，而被人彻底洗脑。”索威尔是否也是如此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