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2月15日讯】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在史蒂格勒来看，“经济学家”在18世纪之前，被认定为是一种特殊的学者。1790年时，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暨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e），曾对欧洲的未来做了这样哀悼式的预测：“骑士道时代已不复存在。诡辩学者、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取而代之；欧洲的荣耀再也没有亮光了。”而史蒂格勒认为，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却参与摧毁一个伟大的文明，是应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但这样子的成就是不应该赢得尊敬或热爱的。
不过，史蒂格勒认为伯克当然是说错了，毕竟在伯克所处的国度里，19世纪显然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拥有许多经济学家，而且科学昌明，在道德上也有所提升。就“诡辩家”这个词来说，是指强词夺理或作似是而非的推理者，他们对社会从未有任何益处，但经济学家和计算家并未引起很多麻烦，史蒂格勒认为他们还可能替那个光辉的19世纪元出现帮了点小忙呢！
即便如此，责难经济学家的习惯却建立起来了，不论大小人物都热衷此种责难。一般而言，史蒂格勒认为那些责难怀有恶意的成分大过智慧的思考，他探讨“为什么虐待经济学家那么时髦？”得到的结论很简单：“经济学家最喜欢对欲改善社会的建议泼冷水，由而使那些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感到沮丧。”
把人类的高度希望浇冷水的做法，史蒂格勒举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为例。马尔萨斯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传教士，剑桥大学毕业生，父亲是个改革者，是卢梭（Rousseau）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古德温（William Godwin）的门徒，在其1794年出版的《政治的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一书中，将世界上的麻烦归咎于婚姻和财产。马尔萨斯不认同其父观点，认为若只修正社会制度，人类仍未能达到“完美”，他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项无法克服的阻碍，此即“对性的热爱”，这使得“完美”落空。他认为对性的热爱无可避免地会生出比这个世界所能喂养的数目更多的小孩，因为人类繁衍的力量远远超过人类结合自然来供养的能力。基于此种信念，马尔萨斯在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书而不朽，而且他和经济学家就获得一项持久不灭的名声，也就是“冷血批判提升人类福祉的计划”。
马尔萨斯的悲观也使经济学被看成是“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虽然1825年之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快速地遭经济学家唾弃（因那个理论是错的），但经济学家常反对看是善意的政策之身段，却一直延续下来。在具备这种怀疑心态的经济学家中，史蒂格勒说他最欣赏的是隆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19世纪天赋异禀的爱尔兰经济学家暨律师）。
当年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富有的人家习惯上会在谷物相当短缺的期间，购买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贫苦人家，这些富人很明显地是利他主义者。不过，隆菲尔德在1834年出版的《演讲集》（Lecturcs）却论辩说，这些富人这么做完全或几近完全徒劳无功。理由很简单：直到下一次丰收前，在小麦短缺的状况下，能帮助贫苦人家的唯一方式是叫富人少吃。若仅移转金钱并不能在下一次丰收前增产小麦，因此，就像隆菲尔德很有才智他证明那样，移转金钱实际上只会图利谷物经销商而已。贫苦人家到头来所需自行支付的价格，就和没有人以半价转售给他们一样贵，只有小麦的原始持有人会获利。所以，这种最仁慈的行动是最没有成效的行动。
史蒂格勒指出，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以经济学的逻辑来宣布严厉的判决：在隆菲尔德的年代，批判以半价转售给贫苦人家之无效；在1980年代，则批判以最低工资和限制最高利率的法令，来照顾弱势群体的无效。经济学家乃是太常发生坏消息的传讯者，从而赢得这样子的名声。
史蒂格勒说他不认为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中的这种角色不必要或不重要，因为一个社会的措施若产生低效率或错误的结果，那是一定得要指正的。就像医生有义务要告诫病人，号称是万能药的东西没有疗效，甚至可能伤害服用者；工程师也有责任警告立法者，恒动的机器是危险的。所以，经济学家不断地提出警讯，也是他们的责任。
史蒂格勒指出，著名的古典学者和牛津教授乔威特（Benjamin Jowett）对这一点就阐述得很好。在1861年时，乔威特在某个场合替经济学家辩护，批驳一位难缠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权主义者考伯（Frances Power Cobbe），此君以反对活体解剖闻名。
乔威特这样写着：
“我写信感谢您送我您出版的小册子，我已拜读，而且很喜欢它。您以简洁动人的格调，针对社会问题撰文，很值得肯定与鼓励；可是，别向政治经济学挑衅。
因为政治经济学家是力量强大且危险的阶级；
因为诸位先生和女士若非基于自利那样的共同动机，不可能填补立法上的空隙；
（您不会同意这点。）因为政治经济学家藉由倡导自由贸易等等，对劳动阶级的贡献其实已经超过所有慈善家所做贡献之总和。
我希望您能删除书中所有慈善家的字语、‘任务’等等，因为那些字眼对受过教育的人而言，会引起厌恶，如此可提高该书的 品味。不过，我想若要卖钱或募款，那些字眼是必需使用的，从而无疑地，政治经济学家可能要在他们的品味上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凭借感觉从未教导大家在处理各种事务时统一采用最佳的方法，而日光也从未能照射到人或野兽的心。
您可看出，我要将所有人文与政治经济学结合之企图 ，友人也许要回应说，这样的结合在人性上是不可能达成的，不过，请您原谅我的投机。”
史蒂格勒认为这样子的赞美是难以反驳的。若要否认经济学家已可观地提升人们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了解，岂非是吝啬、甚至是无知？他表示，人们若同意经济学家存在的必要性，并不是一定要喜爱他们到超过喜爱殡丧业者的程度。在整体人类中，经济学家并没有明显地好些或坏些，也没有较贞洁、勇敢、慷慨或忠诚，当然更不会较谦虚。如果经济学家宣称偏爱某些人，那是因为那些人有些微的差异所致。经济学是唯一合理地健全发展的社会科学，它拥有广泛、可实施、检定过的理论体系，也让经济学家与其他人的思考略有差异。
身为专家的经济学者
史蒂格勒说经济学者是专家，至少在立法者、法官及陪审团成员的眼中是如此，但史蒂格勒却不认为这是崇高的赞誉，而只是意谓着经济学家有专业的训练，并不表示经济学家拥有会被受过类似训练的人几近普遍接受的有用知识。史蒂格勒指出，心理学家能够在任何问题上两面作证，早已恶名昭彰。例如：X先生射杀总统时，是否精神失常或至少是无行为能力？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来自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作证说Y产业属完全竞争，而另外一些教授却作证说它是独占的。毕竟一位专家只是一个对于所遭遇的问题，应该比聪明的门外汉懂更多者。
史蒂格勒认为，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到国会进行的专家作证，通常是狭义的客观，因为没有人就此事支付经济学家的钟点费。史蒂格勒承认说，几乎每个人都指出这项事实的必要性，这令他感到厌烦。他表示，业余者和专业者的基本区别就在于专业者做事要索取报酬，而且专业者的技术通常比业余者更好。不过，大多数人对作证收费的看法并非如此，而是将之与妓女（收费）和贞洁妇女（不收费）相比拟，这两类人的差别是动机或行为，而不是技术或知识。在复杂的公共政策事务里，人们可能会认为知识比动机更适确，而大众自己就可以提供动机。事实上，雇请专家都需给付一定的酬劳，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假装为专家。比如受人尊敬的教授，在优秀的大学里有着人人称羡的职位，他说的话才有人听。
无论如何，经济学家出现在国会委员会前作证，是要对经济政策提出建言。史蒂格勒说他并不是那种出席作证的权威，他总共才出席了三次，其中一次还是迫于传票的召唤。他在1950年第一次去作证（那是上一章提过的关于钢铁业的竞争内涵），而勒威和塞勒主席显然很高兴听到他对钢铁业有力、几近不讲道理的抱怨。所以，在公听会末尾时，史蒂格勒再度受邀出席摘述他对钢铁业的证词。他说那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作证是没有酬劳的（之后他听过无数次的类似告知），以便维持它的廉洁形象。史蒂格勒自忖：执事者以为，假使国会支付酬劳给他，他就不再清廉了！
史蒂格勒说他的第二次作证较无争议。国民经济研究中心（NBER）曾在1960年成立物价统计审议委员会（Price Statistics Review Committee），帮助当时的预算局审议联邦政府所有重大的物价搜集计划。所以，该委员会检视消费者物价指数（亦即生活成本），以便了解劳工统计局如何处理财货品质的改变（是否大部分被忽略），获取资讯的零售店之改变（是否过时），家庭购买行为的改变（每十年左右变化一次）等等。该委员会向有礼貌地负责每年《经济情势报告书》的联合委员会提出建议书，即时的联合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道格拉斯。该建议书荐请扩大报导物价的计划，搜集物价资讯单位并未反对。
史蒂格勒认为该份建议书反映了学术界所偏爱采取的立场。当民间的行业希望政府做些对它们有利的事情时，就会设法讨好一两位国会议员，并雇用昂贵的“游说者”。教授为取得更好的经济统计资料，就透过建议书进行游说，而建议之研究系由联邦政府补助，政府采纳建议的程度约属中等。史蒂格勒表示，大众认为学术机构与其人员具有慈善心，这让他感到困惑，而大众的态度可由这个事实表现出来：联邦法官可以兼任大学教职，却不能兼任其他非司法性质的工作。史蒂格勒猜想这种情势是否源于大专院校原本主要是在训练年轻传教士所致？这种态势还造成自然科学家刚愎自用，一旦有机会，就花费全国预算的一半，剩下的再由社会人文科学家瓜分，展露其与花费成比例的贪婪。
史蒂格勒说他最后一次去国会委员会作证并不是自愿的，他曾经主持“生产力和竞争”工作小组的运作，那是在1969年初，为了即将就任总统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提供其政府拟定反托拉斯政策之用。它们的报告遭收到新任的检察总长米契尔（John Michell）的严厉抨击，他拒绝发行该报告。史蒂格勒猜测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曾写道，企业集团的大规模合并对竞争的影响常是无害的。米契尔不久就对企业集团的合并展开攻击，而史蒂格勒相信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以为这样做可以证明共和党对大企业并不软弱。史蒂格勒他们的报告不久之后就泄露出去，他猜想可能是法务部反托拉斯局里同情他们观点的职员所做的。
就在那时，中小企业次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和众议院罗宾森一派特门法案中小企业遴选委员会（Robinson-Patman Act of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就他们的报告安排公听会，并传唤史蒂格勒出席作证。不过，史蒂格勒认为一位民间经济学家，受雇于即将上任的总统之任务已完成，没理由出现在一个怀有敌意的委员会议中作证。他找上两个也被传唤的著名律师，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为他辩护他待在家的权利。他俩告诉他，他们不想做牢，表现出一点也不愿意为他建立新的法律权利之意向。所以，当美国法警递交给他法官的命令，要求他“绝对要”出席该次委员会议时，他就被迫去作证。
会议中探讨的主题是，他们那个工作小组对罗宾森-派特门法案的见解，该法案是要禁止价格歧视（同样的产品对不同的顾客收取不同的价格），因其可能会妨碍竞争。史蒂格勒认为该项法律看似无害，但它却是打击新式竞争（如连锁商店）的有力工具，并将干扰竞争的措施。史蒂格勒以这样一段话作开场白：
“我们的报告对罗宾森一派特门法案只提到一点点，但是那些少许的关心具有高度的关键性。本工作小组的其他成员可能基于别种理由采纳这种立场，但我个人的理由如下：
价格歧视确实存在，因为价格结构与成本基础密不可分；此项事实乃是独占的证据，而且独占是一种低效率和值得反对的经济组织型态。罗宾森一派特门法案反对价格歧视是对的，可是它抨击的方法有误：
它不适当地定义价格歧视，特别是用价格差异加以认定，所以它同时抨击了值得存在的和不值得存在的价格结构。
它抨击一种形式的独占力之运用，却放任独占力的本源毫发无伤，并且仍然运作。
它造成勾结和反竞争措施之施行，却保护过时和低效率形式的企业。
主要是基于这些理由，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罗宾森一派特门法案。我希望贵次委员会能够体认下列事实：“如果让所有赞成罗宾森一派特门法案的卓越经济学家坐进金龟车里，必定还有空间可以容纳一位肥胖的司机。”
史蒂格勒承认这是一个小挑衅。他觉得该场会议的过程不比协调他去出席的过程有趣。会议主席重复地问：大企业借着掠夺战术扼杀中小企业，岂非真实？因此，创立罗宾森一派特门法案这种保护中小企业的法案，岂非必要？史蒂格勒说他也一直重复回答说，他不认为掠夺性竞争是常见的做法，或是回答说，在既有的〈休曼法〉外，创立新法并非必要。
很清楚地，48页的诘问记录显示，史蒂格勒整天的出席只不过是帮中小企业次委员会的立场作宣传而已。他认为，一个立法机关的委员会，无论从专家作证中学到多少东西，绝不应该受到专家证词的明显影响。毕竟立法的基础应是作证者的知识，而这种委员会所举办的公听会是没办法验证知识或见解的。史蒂格勒认为，验证知识的科学方法，是要看不同学者能否获得同样的推论，而且要搜集新证据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而这种公听会两样都做不到，部分原因是，它们并没有提供充裕时间对证词作详细审查，而且出席的专家是由利益团体挑选的。
史蒂格勒认为，经济学家在诉讼案理出庭作证，是非常不同的一套，因为法律制度的运作是立基于敌对原则，该原则是，借着支持者强力地提出对己方有力的说词，系决定争执事实的最好方式。所以除了法官和陪审团以外，任何出庭者都有特定立场。他讲述两个经济学家以专家身份出庭作证的故事。
一是史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时的教授范纳，他在1925年以专家身份替政府在一场涉及钢铁业的反托拉斯调查中作证。范纳在事隔多年后向史蒂格勒回顾此事时指出，一开始他作证的角色如同是客观的参与价格理论学术研究会的学生。但在经过对方律师的严厉交叉质问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偏袒政府立场，且越来越批评钢铁公司。这种敌对过程使他成为对方的敌人。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史蒂格勒的一位朋友，他已预备为民间的反托拉斯控诉案件在法庭宣誓作证，目的是要使每一群体了解其他群体的专家会做什么样的证词，让他们能预先准备在实际法院里的对抗策略。这位朋友送了一份他宣誓作证的证词影本给史蒂格勒，并问说“我仍然是一个诚实的人吗？”史蒂格勒看完证词后，向这位朋友保证说，他仍是个诚实的人。“但是”，史蒂格勒补充说，“谢天谢地，我们不必在大学里那样说。”他的朋友没有说什么大谎，可是，却遗漏了很多实话。
史蒂格勒表示，专家作证的基本法则是“不要主动回答”。有人告诉他，律师适用另一个法则，此即：如果你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回答，那就不要质问那个问题。因为在诉讼过程中，自发性是会遭人嫌恶的。
学者不适合出庭作证
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史蒂格勒不再以专家身份作证后，卷进了几宗反托拉斯案件中。为什么他愿意出庭作证呢？如果说是因为有满意的酬劳，他觉得不够完整，应该还包括他好奇地想知道经济学在法庭里如何运作，而且他喜欢敌对过程的挑战。在参与大约十二件诉讼案的专家作证后，史蒂格勒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良好的解答，不只是因为一个人不应该评断自己而已。但他确实认为范纳是对的，而范纳曾预测人们必会牵扯在里面。史蒂格勒说他自己的经验与范纳不同，他很少不喜欢对方的专家或律师，但最后他却说是喜欢与他立场相同的专家或律师，这个结果与范纳差不多。在那种场合没能引导他以良心看待证据和争论，只让他集中注意谁赞同他的观点。他问说，这样的专家诚实吗？他由衷表示，那大概是诉讼过程最诚实的极限了，因为反方也强力地表达其观点以寻求事实，倘若任何一方接受另一方的任何观点，另一方绝对会夸张地强调。
史蒂格勒认为，只有最具美德的专家，才会以模拟两可的语句作答。在许多案件里，他曾经被经济学家的证词吓到。他举例说像1948年水泥业的案子（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抗埃特那水泥公司），一位经济学家作证说，对于十位不同的生产者而言，在没有事先协议的情形下，每桶水泥的定价差异不会超过一角美元，但运送水泥的成本不包括在内。史蒂格勒表示，在没有协议的情形下，可以达成这种相同的价格，实在不可思议。该例子出现在他开始频繁出庭作证的十年之前，而他后来也碰过同样令人惊讶的弹性。例如，有一个例子里的原告已因为商业贿赂被定罪，该商业贿赂是指称原告给付秘密红利予向原告买东西的公司之代理人。该原告的经济学家非常不愿意谴责这种作法，但是贿赂腐化了买主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为了己利而牺牲了其老板的权益。
史蒂格勒说，当然，专家的忠诚性部分是刻意挑选的结果：当雇请的专家之证词不被雇主那方喜爱时，专家是没机会出庭作证的。史蒂格勒曾经在一个有名的审判中被要求就这样的事项作证：如果某家大公司被迫出售它握有的另一家大公司之股份时，这另一家大公司的股价会不会急速下滑。当他回答说，股票的价格是由预期收益决定，而不是由联邦法院的判决所决定，在场的敌对气氛就急剧下降。史蒂格勒当然没有被雇用。而受雇的那位经济学家直接了当地回答说，他还没有能力回答那个问题。
史蒂格勒表示，经济学家一旦进入政府机构服务，对政策的投注心力总是会变成全职活动，不论是较低水准的技术人员或挤身为内阁要员都一样。在1982年以前的二十年间，共有13位专业经济学家入阁，在尼克森政权时达高峯，但尼克森却鲜少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史蒂格勒认为，政治过程的本质要求经济学家对行政部门高度忠诚的程度，就像在诉讼中的敌对过程要求专家支持己方一样。其实，政治的竞争就是一种敌对过程，对行政部门的忠诚被认为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专业的经济学家若与雇用他的政权的政策有相左的意见，绝不该公诸于众，倘若他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就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部属，他应该选择辞职，而不是公开批评才对。史蒂格勒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不必期望他未来能在任何一个政党的政府里担任需负责的职位。
史蒂格勒表示，事实上，政治生涯最后必导致经济学家最多只能占有压力大却无实权的职位。他应该对他深悔的政策“沉默是金”或顶多小心地批评，比如最低工资法或贸易保护措施之类的政策。他应该支持那些不会错得太离谱的政策。史蒂格勒举例说，有一次，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史坦和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伯恩斯，两人同时建议美国人多吃干酪，少吃（供给不足的）肉，以压制通货膨胀。总之，经济学家必须接受政治人物的基本信条：为了做一些好的事情，必须接受很多不好的事情。
史蒂格勒认为，当经济学家到华府出任官职时，不应该获得与其他政治性任命者不同的信赖，而且此时称呼他为博士或教授是有点欺骗人的。史蒂格勒简单就他在华府任的历程作了总结：1940到1942年间，在国防财政单位先兼差后专职，替韩德森工作。该单位是物价管理局的前身，有着杰出的领导者。该单位未裁撤前，他们热心地反对价格管制，但失败了。1943到1945年，史蒂格勒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的统计研究群工作，瓦利斯是领导者，同僚包括弗利曼和萨畏基（Leonard Savage）等人，主要是应用统计资料分析与战争有关的活动，完全脱离政治过程的干扰。
1969到1970年，史蒂格勒在尼克森总统创立的蓝带国防小组（Blue Ribbon Defence Panel）工作，该小组的任务是检讨国防部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成员必须是“对国防部的运作不熟悉”，史蒂格勒认为他是最符合条件者，该小组只运作一年时间，当然无法克服国防部那种巨大、复杂，且充斥既得利益特权的组织障碍。1970到1973年，史蒂格勒转赴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服务，该公司的设立，是要在证券经纪商破产或盗用基金时，保障其顾客的权益，这是史蒂格勒最后服务的公职。他说在所有这些公职角色里，他不曾接触到任何记者或政治人物，也就未曾受诱惑去说任何真实或虚假的有趣事情。
史蒂格勒特别提到他拒绝担任尼克森总统的对外贸易顾问，主因是他自己清楚难抑制自己的大嘴巴。当他赢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参加白宫记者会时，谈到了当时的不景气引致全场惊愕，被驱离演讲台，这件事正可印证他的自知之明。
（待续）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