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1月，在法国诺曼底的偏远小村庄，一个小伙子在乡间小路上飞奔，还没进家门就高喊：“奶奶，我拿到奖学金！要去巴黎了！”“哦，弗朗索瓦，感谢上帝！”老祖母拥抱着孙子，亲了又亲。母亲在儿子怀里落泪：“终于能到巴黎美术学院了，要是你爸爸活到今天，该多高兴啊！”
小伙子就是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名字中的“让”是随父名取的，“弗朗索瓦”则为纪念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而起的。
这是一个耕农之家，父母和祖母都笃信天主教，对米勒影响最深的祖母更是非同一般的虔诚。当他还是幼儿时，慈爱的祖母常这样唤醒他：“我的小弗朗索瓦，起来吧！如果你知道鸟儿歌颂上帝的光荣有多长时间该有多好！”祖母经常讲《圣经》故事给他听，全家一起祷告，米勒就是在这样敬虔的氛围中长大的。
父亲颇有艺术天赋，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也指挥农民合唱队。他喜欢告诉儿女们各种花草的名字，还乐意给孩子做手工、泥塑、木雕等等。
小米勒常拿着木条在地上画牛马、农夫、飞鸟和树。他跟着爸爸到田间劳动，父亲把大自然的美丽、朴素的道德观和对吹牛胡扯的厌恶都教给了儿子。米勒爱翻家里的藏书，父亲就请两位牧师教他拉丁文，阅读《圣经》和经典名篇。
一天，13岁的米勒在山坡上放羊，有位戴礼帽的城里来的先生路过，无意间看见米勒在石头上画的羊群的动态身姿，就让米勒领他回家找爸爸。他自我介绍说，他是画家莫希尔，这孩子在绘画上有极高的天分，如果愿意，可以到城里跟他学画。这位伯乐埋下了米勒立志绘画的种子。
米勒18岁时，逐渐长大的弟弟们已经可以分担地里的劳作了。父亲领他到瑟堡市找莫希尔先生。画家看了米勒近期的几幅习作后感叹，这样有才华的孩子留在乡下种地太可惜了！当即收他为徒。米勒进步很快，越画越好。莫希尔引荐他到另一位画家门下学习，老师告诉他巴黎才是该去的地方。可八个孩子的贫寒之家哪有钱呢？期间又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
终于在23岁这年，刻苦而成绩优异的米勒获得了瑟堡市议会的奖学金，可以去巴黎深造了。
“弗朗索瓦，你要做画家，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绝对不能做身败名裂的事。”临别前，老祖母再三嘱咐米勒，“你要为永远而画！千万别忘了！要我看见你做恶人，我宁可看见你死……要遵循神的旨意，过俭朴的生活。”
迷失巴黎
米勒是个肩膀宽阔的高个子，健壮得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毛发浓密，眼神深邃，初来花都的他，乡野的稚气中还有点忧郁。
在巴黎美术学院，米勒拜著名学院派画家德拉罗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为师。在画室里，用功的米勒却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叫他“土气的山里人”“森林中的野人”。因为他本人和画的人物一样朴拙，不符合巴黎的审美时尚。老师也看不惯他，并斥责他道：“你似乎全知道，但又全不知道。”
繁华热闹的巴黎与偏僻荒凉而又民风淳朴的家乡是截然不同、天差地远的两个世界，充斥着风雅又矫饰、柔靡而躁动的气息，米勒与之格格不入。巴黎似乎也看不上他，有意无意地排挤这位尴尬的乡巴佬。
在他眼里，卢浮宫才是艺术的绿洲。“我好像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艺术王国，”他惊喜地赞叹，“这里的一切使我的幻想变成了现实。”他从米开朗基罗、普桑、伦勃朗的作品中临摹学习到不少表现技巧。
尽管卢浮宫为米勒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但生计的问题仍是困扰他的残酷现实。他用素描去换鞋子穿，用油画去换床睡觉，还曾为接生婆画招牌去换点钱。他的《圣经》和农民题材的画作卖不出去，贫困潦倒，更不幸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患肺结核而死。再婚后，随着孩子的陆续出生，生活更加拮据，为了养家糊口，他甚至不得不画一些洛可可风的艳俗画出售。
转捩点
虽然米勒早就以人物肖像画正式跻身巴黎画坛，但他还是在画廊橱窗边听到了对他的真实评议：“这是谁的画？”“这就是那个除了画裸体，别的什么也不会画的米勒。”这话伤透了他的心，也犹如当头棒喝警醒了他，想起祖母的叮嘱“为永远而画”， 要他画出经得起时间淘洗、纯朴感人的好作品，而不是为一时之需降格如此。他羞愧难过得泪流满面，痛下决心，绝不再为迎合任何人而画，走自己的艺术之路。
不再为生计绘制裸女画，以后日子会更艰难。他问妻子勒梅特，是否愿跟他一起受苦。“我很情愿！只要这几个小孩不挨冻受饿，我自己不怕吃苦。”善良的妻子百分之百地支持丈夫，她坚毅而有信心地说，“你为永远而画，神明一定保佑我们一家。请你放心决定吧！”
从此，米勒的绘画开始重归自己熟悉并喜爱的题材。1848年，生活出现了转机，他拿去沙龙参展的《筛谷的人》，成为米勒第一幅受赞誉的作品，评论家们对他捕捉农民瞬间动作的功力感到惊讶，而这是身为农民的米勒才能做到的。
他继续坚持“画自己想画的东西”。1849年，米勒凭《拾枯草的人》获得1000法郎的奖金。恰逢夏天，巴黎流行黑死病，又闹起了革命，米勒偕同妻儿来到巴黎南郊、枫丹白露森林旁的巴比松村。
定居巴比松
逃离了都市的喧嚣，这位农民的儿子终于再次闻到了大地的芳香，听到了林间小鸟的歌唱。巴比松村紧挨着枫丹白露森林，另外三面是宽旷的田野，35岁的他如孩子般欢呼雀跃：“上帝啊，这儿多美！”故乡的种种、年少的美好时光浮现眼前，这里的农民也像家乡人一样亲切朴实，让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这里到处都有他想画的素材。他激动地说：“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他租住的是石头垒造的高大老屋，卧室、厨房、画室陈设粗朴简陋，屋外石墙上爬满常春藤和素馨花一类的植物。一直到终老，他都没有离开巴比松。
米勒上午到地里干农活维持生计，下午就在不大通光的石屋里作画，傍晚到森林中漫步冥想。他从真实生活中摘取画面，写实不虚构，但是他的画却不是户外写生。他是凭着记忆、加上自己的理解思考，画出草图，再重新组合构图，每个细节都仔细琢磨，最后才付诸油彩。生长在农村、熟读经典、又受到卢浮宫熏陶的米勒，对乡村生活的洞察非常精准细致，没有谁比他更生动传神地表达那种饱经风霜的顽强和农家甘苦。他的画特接地气，毫不做作，非常真实自然，所蕴含的深度、力度和诗意，更是长期沉淀后的心血结晶。
一群爱上枫丹白露森林、信奉“回到自然”的画家迁居于此，巴比松成了画家村，以西奥多‧卢梭、柯罗、米勒等为主要成员的“巴比松画派”便由此诞生。
其他画家着眼于自然风景的诗情画意，而米勒关注于风景中辛勤劳动的人。“无论如何，农民这个题材对于我是最合适的。”曾经迷失的画家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巴比松的27年是米勒一生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
误解与争议
欧洲工业革命后，工商业城市快速发展，人类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19世纪的法国动荡不安，政权更替，战事频繁，革命暴乱接二连三，人们怀念田园生活，渴望大自然的慰藉，画森林和原野风光的画家人气迅速攀升，功成名就；而米勒以农民为主角的画作却出师不利，触动了敏感神经，饱受争议和排斥。
米勒在巴比松的第一幅作品是《播种者》，权贵们从农夫那充满韵律感的强有力的阔步挥臂中，似乎看到了六月革命时巴黎街头民众的形象。后来的《拾穗》、《扶锄的男子》，也被解读为通过表现农民的艰辛煽动社会不满情绪。社会主义者则想把米勒拽入他们的阵营，这些喧嚣的舆论让米勒非常反感。
“我一生只看过田园，也只是将自己所见的诚实地表达出来而已。”艺术最令他心动的地方，就在于表现人性。他认为美术的使命就是爱的使命，不是憎恨的使命。他描绘穷苦人，绝非用来刺激人们对富裕阶层的嫉妒。米勒从来没有画过农民反抗的场景，透过农民日常劳作的画面深入了解，其实，他的作品本质上是温厚的人道关怀和信仰操守。
米勒对暴力流血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1870年普法战争失利后，巴黎公社短暂统治巴黎，担任公社委员和美术家联合会主席的写实派画家库尔贝曾邀请米勒加入，但米勒拒绝了。米勒画中的悲悯恬静和宗教感，与库尔贝作品中的批判性及挑战冲突，大不同。
正如艺评家卡斯塔纳里（Jules-Antoine Castagnary）为《拾穗》辩护所言：“它是一件艺术品，具有非常单纯的美，它的主题非常动人，又画得那样坦率而精确。它高出于一般党派争论之上，从而无需撒谎，也无需使用夸张手法，就表现出了那真实而伟大的自然篇章，犹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
责任编辑：苏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