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虹死了！他的死正值人生「日正中天」的歲月，他是不能死的、也不該死的！力虹的生命較之那些「面目可憎」或「渾濁不清」者，本應有精神日月的輝煌！然而，他死了，生命的火焰熄滅了！是誰掐熄了它、是誰害死了他？是一隻黑手！是專制者！是操控於他們手中的有形和無形的「專制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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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高原，荊棘燃燒、骨血綿延、陽剛之風依舊。最近讀陳西《以選票改變中國》和今天讀王藏1月2日凌晨「於幾天幾夜不眠、發燒、胃痛、憤怒和悲傷中」剛剛完成的組詩《坦克又壓死了錢雲會和力虹》，心中不由一震！似乎出於純粹偶然的因素，我的影集裡都有意保留著這兩個人的照片。從命相學視角看，這兩個人都是正人、且相貌堂堂，後者可說年青而英俊。
本無意寫作此文，但被極權者在中國大陸精神上追殺和封殺一輩子，至今仍不歇手，魔爪伸到海外，繼續「追殺」、潑污，手段之卑劣、內容之無恥，不得不起而回應和公開揭露！
在許多藏人心目中，達賴喇嘛是「雪國西藏」的精神象徵。然而，在世俗政治中這個名字卻極為敏感，有人視它為政敵的符號，有人對此望而生畏、也有人因之敬而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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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黑夜中有「另一種白晝」，出現在華燈初上的時刻、或沉寂的午夜時分乃至「黎明前的黑暗」中。這是「血肉與精神」人體混合的「非塵累」的白晝、是最具生命魅力的大紐約生活的「白夜」。而紐約「詩人俱樂部」就是其中的一個光環，紐約人在其中的「夜生活」藝術空間絢麗多彩。
東西方首次以現代「詩、書、畫」綜合表現的人文藝術項目《世紀的群山》，以其「人類性」引起生活在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士的興趣和關注。直到目前為止，該項目中的作品已出現於地球不同地域，在不同場境中以不同形式「展出」或「發表」。
定居在紐約的著名詩人黃翔的新書—中英雙語詩集《今生有約》﹐由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東亞研究學院中國語言研究中心出版。日前出版商為其安排了四場文化交流活動﹐包括在該校舉行的「對話、詩歌朗誦和書法藝術表演」座談會﹑「圖書動物園」書店簽書會外，還有一家全國電台「西岸生活」和與美國西部筆會的交流活動。
「孤絕沉湮眾聲裡、獨吟性情與本心。」美國柏克利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東亞研究學院中國語言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最近出版黃翔詩歌另類風格的精選本《今生有約》（A Lifetime Is a Promise to Keep: Poems of Huang Xiang）。
中國當代「地下文學」本質上是專制體制內潛在的「自由文化」，而文化的自由及其真正「崛起」或「浮升地面」以社會實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一個社會兌現憲法所明文規定的公民諸多權利為先決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研究、分析、評估所謂南方和北方「地下文學」中的個體或群體，應以人為界別和劃分的所謂「南北」雙方同時都享有均等的機遇和公平的權利為前提。也就是說，對追求和創造自由文化的個人或群體，若要作出全面的有精神深度的客觀比較和公正結論，首先不同個人或群體的精神成果應同樣能夠經由發表、出版和媒體宣傳報導展示出各自的整體輪廓和面貌，以呈現整個社會和一個時代的精神自由、文化上的「多元」和「兼容」，也就是體現出所謂「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實質和真正實施。
文化是什麼？文化是物質實體，也是精神實體。不同國家的文化具有不同民族風貌和地域特徵，它既意味著一個國家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總和，也標誌著一個國家現階段物質和精神文明發展達到的高度。一個國家的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智慧和性情的 象徵，也是一個國家潛在的靈魂和精神骨血。不同的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獨特的精神品性，共同構成全人類的財富。
美國布朗大學以其自由的人文精神著稱於世，早在上個世紀1978—1979年「民主牆時代」開始，人們一提及它的名字就不免肅然起敬，它是最早也是最長期關注始終備受壓抑的中國人權及言論自由的美國著名的大學之一。
在民主牆被封殺、我們被逮捕之前，我們由貴州高原出發，先後向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京持續發起過六次衝擊，最後一次形勢已十分危急，仍冒險去了一個人，在天安門廣場貼出最後一幅大型橫幅標語：「民主啟蒙運動萬歲！」此人名梁福慶，原為貴陽至北京的火車上的列車員，我們先後多次從貴陽至北京、從北京返貴陽都由他「專列」來去包送。
要剖析中國當代政治和它的現行社會體制，離不開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開始的潛在文化衍變；要透視1978—1979年的中國民主啟蒙運動或「民主牆運動」，也離不開與官方文化同時並行的在野的民間地下文學活動。所不同的是，一個是強勢的地面河、是公開而「合法」存在的明流；一個是政治高壓下的弱勢存在、也即「非法」的地下「文學潛流」。
（大紀元記者蕭勤、曾妮墨爾本報導）2006年11月26日，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屆年會“中國的苦難”群英演講會在墨爾本藝術中心ANZ大廳舉行。袁紅冰、黃翔、仲維光、徐文立、費良勇、陳泱潮、郭國汀、傅正明、梁國雄、貝嶺、胡志偉、謝田，及本屆年會特邀嘉賓，英國作家，前英國駐中國外交官蓋思德（Roger Garside）等十 一位來自四大洲的演講者以《中國的苦難》為題，同台舉行公眾演講。一百餘名聽眾出席了演講會。
社會是全民的社會，不是哪個人的社會；是百家姓的社會，不是哪一家的社會。所以，當胡錦濤欲以一己的思想、性格、觀念形態改變社會的時候，他所要改變的首先不是等著由他改變的社會本身，恰恰相反，他首先應該正視並改變的正是他自己，並拋開以往所持的一黨思想立場的狹隘性和局限性。正因為如此，胡錦濤絕不能把眼光和心力只投向於對權力的關注、對一個社會的執政黨及其現實的生死存亡的關注，而是應該率先捨棄個人和執政黨對一個現代社會和全民所擁有的特權，以博大的眼光和胸襟關注每一個人的現實生存和全部人生。所以，這個社會需要「民主」而不是「主民」；需要「公僕」而不是「黨主」。
高智晟問題已成為現階段歷史的一個事件，成了事實上的「高智晟現象」。對這一「現象」的解讀，當前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執政的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權謀，以及某些人的自覺或不自覺、直接與間接的在權謀實施過程中的與之配合。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美國，人們可以喜歡或不喜歡自己的政府，甚至可以公開批評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以，世俗總統或牛仔布什會見幾個中國人，絕不等同於在中國人們見到心目中的「毛主席」或受到「偉大領袖」的接見，而睜圓眼睛、而欣喜若狂，視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份殊榮，並由此擔心會引起別人對自己嫉妒。其實，這只是中國人的心態。在美國，人們常有見總統的機會，包括成績優異的中學生們。孩子們不但同總統見面，也同總統一起合影，並將此視為一生珍貴的記憶。在美國人心目中，總統既是社會公僕，也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權力為民眾所授予，民眾隨時也可以把它收回去。沒有哪位美國總統會被人視為「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一人發紅髮亮，卻使千百萬人生命的太陽終生發黑。也沒有哪個總統，享有令迷狂的少女投入自己懷抱的尊榮和特權，並使她們竟會一個個因此「幸福得發抖」；更不會有哪位民主國家的元首像專制國家一樣，會擁有「滿床光屁股」，稍不如意，就一腳蹬下床去。民主國家的總統受制於民間社會、出入於平民之中，本身就是社會群體中普通的一員，而不是高踞於億萬人之上讓萬民仰視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