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得意之餘，對胡風的理論著作更入迷了，愛不釋手，讀了一遍又一遍，不少章節，倒背如流。他滿腹胡風理論，遇到不安心本職工作的青年團員，他也要背誦胡風著作裏的原文原句對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哪裡有人民，哪裡就有歷史；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鬥爭；有生活有鬥爭的地方，也就應該能夠有詩。」
忽然平地一聲雷，把姚文元從自我陶醉的胡風夢中驚醒了。從1954年初冬開始，首先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了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長篇大文章；來自北京的風勢愈刮愈大，執筆者都是文藝界的大人物。姚文元吃驚不小，開始冷靜思考。為什麼周總理不出來說一句話啊？姚文元知道，在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大後方，周恩來不止一次在公眾場合稱胡風是自己的老朋友。父親還告訴過他，那時胡風從事文藝活動，是直接受周恩來領導的。姚文元窺測風向。批判胡風，連周總理都不敢吭一聲，姚文元憑著比狗鼻子還要靈敏的政治嗅覺，立刻嗅出了風源來自地位比周總理還要高的黨領導，那一定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本人的旨意。姚文元連夜趴在桌子上奮筆疾書，寫作批判胡風的文章，從胡伯伯的崇拜者一下子「脫胎換骨」成反胡風的「文藝尖兵」。
姚文元掐頭去尾，斷章取義，肆意篡改、歪曲胡風的論點和原文，寫出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胡風的文章。在上海批判胡風的作者群裏，有的從來沒有讀過胡風的書，只能跟著寫些口號標語式的文章；有的現買現賣，臨時找到胡風的一兩本著作，從中摘錄幾個句子加以批判；還有的言不由衷，為了應付政治差使而寫，內容空洞無力。姚文元因為熟讀過胡風的著作，「知己知彼」，得天獨厚，比起上述三類作者，他自然技高一籌，壓倒群芳，受到了急於完成政治任務的編輯們的歡迎。姚文元的投稿記錄，從過去的近乎百發百不中而變成每發必中、照登不誤，並且由小塊「豆腐乾」逐步過渡到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隨著運動的深入，內容也由貌似理論批判變成了火藥味十足的聲討檄文。無名小卒從此有了名，本來應該定為小胡風分子打入另冊一輩子翻不過身來的姚文元，搖身一變成了反胡風的英雄。上海率先召開了聲討胡風的群眾大會，姚文元被請上了主席臺，和文藝界的頭面人物平起平坐，而且還在大會上講了話。從此，他開始了揮舞棍棒的生涯，成為文壇上人見人怕的一名大惡霸，深受極左分子張春橋的寵愛，也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學生」、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青睞。
本來就已經是老革命老資格的王若望，在反胡風運動中的表現，一點也不比剛冒尖的小字輩姚文元遜色。薑，到底還是老的辣。當報紙還停留在批判胡風文藝理論的階段，王若望語驚四座，在上海第一個站起來說，胡風就是國民黨特務。王若望何以有此先知先覺？今天回想起來，耐人尋味。對照北京，一馬當先跳出來，聲稱「必須嚴厲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郭沫若此舉並不令人奇怪，因為他善於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在知識份子中有「黨喇叭」的美稱；而且他還有機會直接見到毛澤東本人，因而也不能排除耳提面命的可能性。那麼，王若望呢？我懷疑他的發言，有可能是上方授意的；也有可能從內部聽到了小道消息，為了表示積極而搶先一步，公開亮相。其實，胡風是不是「國民黨特務」，該不該「嚴厲鎮壓」，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但毛澤東每辦一件事，都要先造輿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凡是要推翻一個階級，必須先造成輿論。反革命的階級是這樣，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無論是北京的郭沫若，還是上海的王若望，他們的文章和發言，無非是為毛澤東製造這起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文字獄搖旗呐喊、在群眾中間營造聲勢和輿論罷了。
在反胡風運動的後期，王若望第一個搶先出版了一本書，擺在上海各新華書店櫥窗的顯要位置。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這本書叫做《胡風反革命黑幫及其滅亡》。我特意掏錢買了一本，除了書名，裏面的內容我一個字也沒有看過。每天早晨我解大便，就從這本書裏撕下幾頁當手紙用。
當年我心目中的「教條主義分子」，今天竟然成了受鄧小平公開點名批判的三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領軍人物之一。這是歷史的嘲弄，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對王若望本人來說，是從喜劇滑落到悲劇，還是從悲劇演變成喜劇？——千秋功過，有待歷史評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三個重點批判物件，還有一個是作家劉賓雁。
1957年春天，我在報紙上讀到了劉賓雁的《上海在沉思》。劉賓雁當時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這篇短文報導了當時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反思，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聽說他還發表了兩篇小說：《本報內部消息》和《在橋樑工地上》。這兩篇小說當時我還沒有讀過，但我讀過他的一篇蘇聯作家訪問記，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這位作家的名字叫奧維其金。劉賓雁借奧維其金的嘴，反復強調了作家應當「干預生活」，也就是抑惡揚善，有膽量有勇氣揭露生活裏的「陰暗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劉賓雁在文壇複出，發表了一篇又一篇膾炙人口的報告文學，正如他在那篇訪問記中所說的，勇敢地揭露了生活裏的各個陰暗角落，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劉賓雁在中國的知名度，當時遠遠超過方勵之和王若望。
1986年十月，當時擔任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主任的畫家范增教授，舉辦了「十大文藝講座」，先後請來了文藝界十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就是劉賓雁。那時，我正在該校進修「人類遺傳學」，很想去聽一聽劉賓雁的講座，但是，入場券很難搞到，早就被人們搶光了。社會學系有一位博士研究生，知悉我的經歷，主動割愛，把他十分珍惜的入場券送給了我。劉賓雁那次講話，無疑是這「十大講座」中最受歡迎、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講座。因為聽眾太多，地點改在鄰校天津大學的「求實」禮堂。我幸運地提前去了會場，發現天大「求實」禮堂不但座無虛席，連兩側過道和禮堂外的操場上都站滿了人。雖然叫「文藝講座」，但劉賓雁的講話內容，涉及到了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還談到了某些青年人的手淫問題。聽眾的掌聲一次又一次地如春雷轟鳴。劉賓雁為了擠出時間多說些話，一次又一次地用兩手示意聽眾不要鼓掌。掌聲立刻停息下來，會場變得鴉雀無聲，只聽到劉賓雁一個人在講話。我幾乎為他的精彩講話陶醉了。
劉賓雁在講話中好像對劉少奇評價很高。這是我不敢輕易苟同的。我雖然是劉賓雁的崇敬者，但我自己的脖子上也長著一個腦袋，不是劉賓雁說什麼我就信什麼。劉少奇是當年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大受益者。是他，首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新名詞，把它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實質上淩駕於馬克思主義之上）寫入了黨章，把毛澤東從地上的人推舉到了天上的神。雖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手策劃親自領導的，但，追根溯源，製造個人崇拜愚弄善男信女的劉少奇，又何嘗不是導致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巨大悲劇之所以能夠發生的始作俑者之一？儘管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他本人仍然負有對文化大革命不可推卸的歷史上的責任。文化大革命實質上就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翻版，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清除黨內政治異己勢力。劉少奇從受益者搖身一變成了受害者，這也應驗了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老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我後來讀了方勵之的十篇講話，發現劉賓雁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在程度上似乎不如方勵之更為深刻。——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對劉賓雁的崇敬之心。
有機會聆聽劉賓雁的講話，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也是最興奮的事情之一。
在抗日戰爭期間，劉賓雁加入了打著抗日旗幟的中國共產黨，那時他還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後來，他從哈爾濱逃亡到了天津，在耀華中學（後來可能改名為天津市第16中學）擔任教師，以這個身份作掩護，在天津繼續從事中共地下活動。反對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興起不久，適逢耀華中學校慶周年。儘管全國報刊一片聒噪聲，耀華中學還是邀請了劉賓雁來參加慶祝活動，這在中國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氣和膽量的，如果是在毛澤東時代，必然會招致政治上的滅頂之災。
聽說耀華中學全體師生對劉賓雁非常熱情，他們共同度過了一天的慶祝活動。這一天，劉賓雁的心情應該是很愉快的吧？但恐怕也難免有苦澀和歷史的凝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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