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的解藥
長久以來，中國被視為一個沒有宗教，世俗取向的國度。堯所虔誠祭拜的天，孔子的天命和他具有美學意蘊的形上關懷並沒有構成一個完整的彼岸概念。然而若是我們考慮道家哲學中與自然萬物沒有疆界，沒有高下的生存態度；考慮莊子的心齋、坐忘，以及道教抹除了色身和形上世界的疆界，視人體為一個與無邊宇宙相對應的小宇宙，相信反本歸真，通過修煉和做真事、做真人而進入永恆生命的經義—若是我們把這些古老的智慧並置而觀，那麼一種貫徹日常生活的形上美學，一種融會貫通彼岸的形上價值於此岸生活的宗教就呼之欲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本土的宗教，正猶如中國的科學，確乎存在，只是由於現代西方在這兩者定義上的先占性，以及一種被擊敗者所特有的文化自卑，我們生出了宗教與科學在中國是否存在的疑問。
隨著這個老大的民族逐步接近文明的末葉，一種深入骨髓的世俗化(這一點可以從故宮清庭的古玩收藏看出端倪)取代了古典的形上學。堯所祭拜的天和孔子敬畏的天命被逐步去勢，從人們的視野中漸漸消失，直到這個古老文明遭到了西方科技的重挫，為了自救而引入了科學，並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於瀆神者無所畏懼的想像力，把宗教穿上了一件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外衣。
仿佛是為了讓在這塊土地上長久被毀棄的宗教獲得一個全新的意義，天主教、基督教和佛家修練方法的法輪功把剛受洗、得法的信眾遍佈在最貧窮的角落。或許是由於根植在這特殊的時間斷層，這些信仰者表現出一種無法彎折的虔敬。對這樣的信仰者施加的鎮壓是無效的 – 足以對抗國家機器暴力的，唯有深植于形上信念的精神力量。對於這些信仰者，國家機器一貫的策略：精神上的虛無化無疑遭遇了失敗，而出乎意料的是，繼之對他們施加的肉體暴力遭遇了同樣的挫敗。
對於一個以沒有上帝而知名的國度，這樣的現象無疑是史無前例的。惡的統治在這樣的抵拒裏窺伺到了自己深刻的，無法彌補的無能。如果文革和六四坦克的後遺症是完全的精神破產，這些年來的宗教迫害從反方向證實了中國人在精神信仰上所能抵達的，置之人類歷史絕不遜色的堅韌。而這場迫害最主要的承受者，法輪功修煉人所表現出來的在絕對的、長久的惡面前的善，她/他們在肉體和精神上超乎常情的堅忍，將成為人類歷史上榮耀的一頁。對於一個號稱沒有宗教的國度，這不是一件可以忽視的事。
如何解讀這一切？在人類進入充滿了末世意象的二十一世紀，我們如何解讀這飽滿的熱淚和血？我們敢把孔子對之充滿了一種美學式情感的天命，把在古代人們對之充滿了敬畏的形上意志放回我們的思維向度嗎？我們敢不敢把被宣判死刑的神祉召喚，讓他們從過於長久的睡眠蘇醒，一舉摧毀說謊的物質的表像？這個苟延殘喘活到了今天的東方古國有什麼訓誡要傳給人類？關於我們生存的現狀，它拍送出了什麼求救信號？二十世紀唯物主義的試驗遭遇了代價慘重的挫敗；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繼續存活在消費主義所導致的人性道德的普遍失敗中。為了在這星球上活下去，人類將尋求什麼新的生活方式？
在這裏我並非呼喚形上秩序重返，成為政治的替代品。歷史永遠不可能逆向行走。然而以突破一切幻象，不為任何既有的觀念所局限的智慧，我們應當可以看出人類文明失敗的軌跡。看出人類文明在現在這個時刻所處的，一觸即發的危機。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在二十世紀初曾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驅動力解碼為一種怨恨的動力。對於仍然深陷在對西方步步為營的效仿裏的中國，對於仍然亟亟於將自己“現代化”的中國人民，那來自於一百年前的，對於我們認定了將把自己帶上正途的現代化的批判，無論是來自魯迅或是舍勒，或許都是太遙遠，不識時務了。
在時間的這個轉捩點，我們面臨了橫亙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另一個斷層。在西方的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兩三百年後的今天，海德格早已提出了人類為科技反控的批判。基於對西方式民主的懷疑，哈威爾提出了“後民主”的概念。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宰治下的世界體系被識者視作“人類失敗的記錄”、“道德的衰落”。在一種普遍的失落和對於未來的不祥預感下，規劃“後資本主義”世界藍圖的事業已預見了曙光。
反觀中國，貨幣經濟、科技和直到今日與廣大的中國人民緣慳一面的民主依舊是我們拳拳服膺的物件。容或有人開始探索理性與神秘主義的辯證，現代性的可疑之處，以及統合人類心靈、知性、情感需求的終極，這些討論，至少在現階段，還處於邊緣位置。或許我們需要誠實地理解：在還沒有達到啟蒙，在距離自由尚其遙遠的中國，我們把精力放在討論定義模糊的自由主義、模擬後現代的虛無主義，放在向失去了合法性的政府訴求法律、要求平反之上，無法與世界一道思索人類的未來。
後極權的新舊意識形態形成一圈屏障，使我們遲遲無法對不同形式的現代化、民主以及自身命運展開清醒的，深思熟慮的思索。即使在我們當中的億萬人成為虔誠的信仰者，和世界上不同種族的人揭開了信仰復興的先聲時，一部分的人們卻依舊緊握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不放，視之為不變的真理，而對這些為自身的信仰付出一切的人妄加嘲弄或是冷漠以待。或許我們可以對自己更嚴厲一些：直到今天，我們沒有成為世界的一員。
在兩岸三地獻給這個時代面貌、程度各異，然而誠實說來同樣不幸的失敗後，我們需要問：是什麼構成了我們失敗的內容？是什麼構成了我們失敗的基因？我們在不同制度下生出的失敗必須追溯到什麼同一的源頭？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彼此之間不存在任何不必要的誤解。誰能否認兩岸三地(事實上是四地，加上澳門)之間在制度上巨大的差距？難道臺灣和香港不是製造經濟奇跡的亞洲四小龍中十分生猛的兩條？臺灣的民主難道不是足以使臺灣人民傲視大陸，抵禦人民共和國心防攻略的重大成果？那事實上是臺灣自我定義的核心部分。失敗？何來的失敗？然而如果民主政治是一種永不休止的自我批判，如果民族魂魯迅遺留給我們什麼先知式的預言，那就是他疾聲預警的，對“物質”與“精神”之間失去平衡的哀告。
我們如何丈量一個國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要為那變化多端的GDP、外匯儲備所欺騙。為一個民族贏得尊敬的，唯有其豐富的文化遺產，以及其人民所展現出來的精神能量。唯有它不為時間的推移而移轉的，深具原創性的創造力。莊嚴一個民族的，唯有這個民族呈現給這個世界的偉大人格。
一切的起點和終點是人。現在，我們所面對的終極問題是人與宇宙廣大的背景，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失去的平衡。而對於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問題歸結於其從內到外傾斜的主體。唯有當我們超越對任何制度或政治形式的依賴和迷思，回到對個人的反省，做為一個民族，我們才能獲得具有重量的主體。生命原則vs死亡原則。為了從核心拆毀共產極權牢牢銬住我們的死亡原則，並且不落入下一個無論是什麼政黨，不論是什麼形式的民主的陷阱，我們需要力圖尋求一種有效的，意識上的深度變革。因為很顯然，如果我們盲目地攫取某一個現成的另類途徑而不尋求自身內部的蛻變﹐那將是再度誤入歧途的第一步。
如果我們承認從中央帝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條漫長的抛物線，中國這個老大的民族走了一條不可謂不獨特的歷史道路，那麼接下來，我們需要考慮的是中國現在所處的危險地位對於人類，對於它自身的歷史意義。
在東西文化彼此辯證、互補的關係裏，中國無疑是東方文化中特色獨具的古國。從清庭的五口通商、洋務運動開始，這個東方古國被捲入了主導著全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並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上面所討論的，成為了共產極權與貨幣經濟悲劇性結合下的怪物。我們不會忘記，人類是如何以八國聯軍連袂跨馬直入紫禁城而進入二十世紀的。如果我們知道直到今天，世界高峰會議乃是由這一無二致的八大列強組成，或許我們對於世界體系的運作將達到較為通徹的瞭解。在這裏我無意提出控訴。每個民族必須對自身民族所走過的歷史負責。我們必須追問的是：中華民族將如何把自己從這深沉的沼澤地帶領出來。
這個古老、自尊的民族在今日所處的困境，拿最簡練的話描述，那就是：為了驅逐自身遲到之命運所帶來的恥辱，自居寰宇中央的帝國在一個世紀之內實驗了君主立憲、共和、共產、資本各種迥異的政經體系，在不到一百年之間把自己從封建帝國蛻變為後極權主義政權，把擊敗了自身的西方文明創造出來的共產、資本兩大體系以一種極度偏頗的，不顧後果的方式攬在身上，攪成一團，像是一個極度慌亂而失去了理智的人。像是一個徹底失去了自我的人。(待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