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想像 文革中残忍至极的杀人手段

3．“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处处只闻杀人声
“八•四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各地群众舆论大哗，县支左办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马上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反复要求干部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论断。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绝对不能向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泼冷水。”这番话无疑是为“黑杀风”开了绿灯。

当时正值全国“军管”，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生产大队也是民兵营长说了算。他们手捧柴德林赐下的“尚方宝剑”，有恃无恐，一时间杀气弥漫，人心惶惶。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火磨擦的人，都如临大敌，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尿桶和石灰、砂罐之类，作为防卫武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发现怀疑对象或打或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消息，以便早作准备。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平时爱提意见不服领导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人员，以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实行刑讯逼供，脚镣手铐，捆绑吊打，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愈演愈烈。

“八•四血案”后，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最早行动。该队党支书陈善劝、“文革”主任蒋金祥、治安主任陈春锦（注：陈春锦原是县公安局干部，曾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受到处分，于1962年退职回家）三人在一个军属家里喝酒，听一个女人说“地主子弟”陈法林、陈儒成（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2年转业到甘肃省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即805厂，62年因病带30%的工资回乡）两人在“打禾桶边起拱子”（邵阳土话，即阴谋闹事之意），立即抓捕讯问，二人拒不承认欲“阴谋起事”。于是陈善劝等人率民兵将陈法林、陈儒成推到屋后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鸟铳将二人打死。此后又将从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陈儒林用乱棍打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队先后共打、杀7人，迫使2人自杀，成了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杀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队之一。[7]

据塘田市区后来调查汇报：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队1968年8月12日召开大队党支部会，支书唐远亚说，“当前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黑杀队’。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石门片的唐宋保常跑东安，这股风就是从东安传来的，难道他没有问题？”会议提出，把三角片的唐建勋、唐庭方抓起来审向。为统一思想，第二天又召开了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统一分工，抓人审向，方法就是捆绑吊打。唐建勋由于绳索吊断，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头皮跌破，鲜血直流，不省人事。有人说：捉虎容易放虎难，不如弄死算了。于是指派了几个地主分子，将唐建勋抬到兔子山桐子坪大漏岩里活埋了。石门片的唐宋保被抓后遭酷刑吊打，供出“黑杀队头目”唐慧方，“秘书”唐岛生，还有出身不好的唐运阳、唐运生、唐方雄等；进一步逼供，又得到“黑杀队”要杀某某党员、某某干部、某某贫协等供词。8月20日，该片即召开党员、干部、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处理“黑杀队”成员，会议决定将这些人处死。8月21日，由支委唐运雨主持会议，宣布唐岛生、唐运阳、唐运生死刑，立即执行。会后由民兵将三人押送到芙夷江畔，推入河中淹死。唐岛生是台胞林月竹生于台湾岛上的儿子，故名“岛生”，本想送回故乡成家立业，服务乡梓，谁知遭此横祸，死时年仅22岁。8月22日，唐慧方、唐宋保也被推入河中淹死了。

“黑杀风”越刮越凶，不少生产队干部组织农民到邻近市县抓本地在外工作的“五类分子”子弟。不少地方杀人后处理尸体的方式是往河里一丢了事。邵阳县处于资江上游，因此资江河下游河段的死尸日夜漂流不息，引起下游城市邵阳市民众极大震恐。

邵阳县“支左办”的军代表柴德林对杀人之风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据邵阳县公安局罗金陵等人回忆：8月6日，柴德林去电，将部分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紧急召回开座谈会。会上，柴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强调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提醒干部：“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8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县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又都握有县“支左办”柴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8月中旬，乱砍滥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趁火打劫的，形势混乱到了极点。[8]

4.野蛮残忍至极的杀人手段

要了解1968年邵阳县抓“黑杀队”这一滥杀运动的残酷性，还必须了解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手段的残忍。当时常见的杀人手法有活埋、“铳决”[9]、石砸、吊麻蛏（guai，去声，邵阳方言，将青蛙称作麻蛏）[10]、耙（锄）头挖、捆绑沉河、乱棍打死、绳索勒死等方法，通常死后对尸体不加掩埋，甚至不许其亲属收尸。

不过，在所有稀奇古怪的杀人手法中，上述几种还算比较“文明”的。以下各种让人在死前受尽各种折磨的杀人方法，则显示了杀人者的残酷阴暗心理：

擀面条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期间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以为“黑杀队搬救兵”，民兵们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其身体上压过来压过去，如同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之下，只压得这位学生屎尿直流，骨头断裂而亡。

铁丝穿脚筋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并对刘的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最后民兵用烧红的铁丝穿过刘利民的一双脚筋，吊到门前阶檐梁上，再活活打死。

脑袋开花

县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人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杀人者将此方法命名为“脑袋开花”。

铁锤锤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民兵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坊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锤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得粉碎，最后一锤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火烧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最后被活活烧死，场景极为残酷。

烙铁烙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系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曾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当地一伙人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将其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他的脊梁骨砍断，然后再将罗的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再用烧红的烙铁在吕身上烙，烙得流油冒烟，其状惨不忍睹。随后，这伙人把罗吊在树上，直至快断气时方才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再用乱石砸死。罗妻在当地无法生活，被迫将大儿子送人，自己带着小女儿改嫁他乡。

九公桥中学教师钟明良，家庭出身地主，在“文革”中一度比较活跃。1968年9月，“贫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驻学校，钟被诬为“黑杀队”，关押了13天。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先把他捆绑放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即浸入水中呛水，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千”、“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贫宣队”中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有人又想出了一个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钟的生殖器，钟受尽酷刑而死，时年34岁。

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豺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文革”初期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民兵将曾桂林的双手反绑吊起来，再在其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几块土砖，活活拷打致死。其双目失明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已被打死，摸索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民兵们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儿子的尸体都不获准，气得爬在地上咬土喊天。这伙人还把曾的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五马”分尸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邵阳县水田公社人，家庭出身地主。1968年8月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再被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民兵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扳弯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同时放开，蒋这个活生生的人当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

以上记述的杀人手法，于史料而言绝非可有可无之闲笔。设若中国文明进步，这一页耻辱的历史或使国人产生自省之心。

与人类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在受害者当中，女性所受的凌辱较男性更多。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多。但她心高气傲，对本乡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里。高中毕业后与一个大学生恋爱，择日成亲。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这伙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其乳房和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然后用铁丝穿其乳头，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黄塘公社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在这场屠杀当中，人性中最阴暗的丑恶被激活了，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与民兵不仅以杀人为乐，还要凭借其淫威制造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1949年以前教私塾为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诬指为“黑杀队”，虽受尽各种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断，奄奄一息，仍然不肯招认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该队干部将其做铁匠的儿子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心来，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垂死的老父亲往肩上一杠，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让其父亲随波逐流而去。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张南卿（中农成份）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受尽酷刑，干部们强令张的两个弟弟将张丢到老煤窑里窒息而死。这种逼迫亲人下手杀亲人的方式可谓丧尽天良，既使生者蒙受丧亲之痛，还要让他们承担巨大的道德心理压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生产队长蒋柳桥，男，贫农。“文革”初期因参加名叫“资江烽火”的群众组织，于1968年9月12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公社机关被加上脚镣手铐关了一个多月。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被迫悬梁自缢。死后被定为“畏罪自杀”，说他不如一条狗，并强迫其家属扎个草人，将蒋生前的衣裤套到草人身上，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绝大多数死者在被处死之前，都遭受过非人的侮辱。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贫农社员王有柱，因参加“资江烽火”群众组织被诬为“黑杀队”，被捕入监，反铐“背包狱”9天9夜，因其屎拉在监狱角落里，被看守按住头，踩住脚，逼着把粪吃掉。还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杀以明无罪。下花桥区出现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被诬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怀疑，饱受酷刑，邹受刑不过，被迫拿菜刀当众剖腹，让人看自己“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肠胃流了满地，气绝身亡。

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刑讯手段之残忍，杀人手段之惨无人道，真是不胜枚举，也卒不忍闻。对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见者，杀人者均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因此丢命者大有人在。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暴行泛滥。人们私下形容当时的杀人狂潮：“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低头）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意谓命悬一线），日夜提心吊胆”。这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5.塘田会议，智勇陶柏荣制止杀人风

“黑杀风”延至8月下旬，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接二连三，死状甚惨，两岸观者云集。居于资江下游的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民众哗然。当时邵阳市既是行署、地委驻跸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区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捞埋尸体，每具尸体工费10元，加草席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邵阳市民怨鼎沸：“真是黑了天了！（暗无天日之意）”

这时，一个邵阳地区人民不应忘记的人出现了。8月24日，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达邵阳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区国防线路增音站。塘田市杀人风甚炽，风声渐传至陶柏荣耳朵里。某一天，陶柏荣听说又有人被当成“黑杀队”打死了，接着看到一队农民气势汹汹地手执各种武器，将被捆绑成一串的多个人往河里推。经询问，方知是当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在处死“黑杀队员”。面对如此血腥的混乱局面，地方当局居然装聋作哑，无人过问。陶柏荣出于人的良知，毅然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禁条，挺身而出，迅速赶到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斌，三人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由部队出面，以47军师政委的名义召集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各大队主要领导三级干部紧急大会。8月25日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座无虚席，由陶柏荣政委做报告。陶政委重点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他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罪，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之人也应该交由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以命偿命。陶柏荣要求所有与会人员散会后甄别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柏荣作报告时正气凛然，态度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当时全国“军管”，军队威信极高，他那句“以命还命”，使那些杀人者意识到后果严重。陶柏荣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柴德林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人之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11]

“塘田会议”使炽热的杀人之风得到遏止，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9月3日，邵阳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及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会上做了4条决定：一，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二，严禁随意抓人杀人；三，区、社不准介绍（本地干部、民兵等）到外地抓人；四，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的“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10月，肆虐近5个月之久的“黑杀风”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制止杀人的陶柏荣是个有胆有识、谋大事不拘小节的人物。数年后，陶柏荣转业到邵阳市，有死里逃生者登门求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才将自己当时所冒的风险说了出来：“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都是同级，他会听我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1974年，地、县联合调查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结果如下：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付，被打死、杀死322人、逼迫自杀669人，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

注释：
[7] 李进华，“邵阳县‘文革’黑杀风始末”，载《为了邵阳的安宁》，中共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2005年出版。
[8]罗金林，“回忆”，作者手稿。
[9] “铳决”一词系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创造”。调查组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发现一张“布告”：“ｘｘｘ，男，现年38岁，家庭成份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害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1968年8月ｘ日。当问及“铳决”一词的来历时，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政府杀人用“枪决”，我们农民没有枪，只好用“铳决”了。
[10] 此刑详情如下：将人先紧紧捆成粽子形状，再用长绳从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象吊青蛙一样，以折磨取乐。调查组发现的案例中，有用此法将人折磨够了后，再放到溪水里用撑船的篙竿（上有长长的铁尖）捅死。如邵阳县长乐公社贫农社员王青治即死于此刑。
[11]陶柏荣，“一件欣慰终身的事”，《邵阳晚报》2005年4月19日10版。

（待续）

“文革”时期邵阳“黑杀风”事件始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