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八九民运的不兴旺不是因为当年没有妥协》
我读刘蔚先生《八九民运的不兴旺不是因为当年没有妥协》，读出“民主无道，中华民运的软肋”的结论。民主无道，中华八九民运怎么可能兴旺？刘蔚先生特别对比了八九民运跟法轮功，在我看来，也是无道和有道的区别所致。
共产党打压法轮功比打压民运者（包括我）严酷，严酷很多、很多。法轮功如水，共产党如刀，抽刀断水水更流，原因就在于：法轮功有法（道），所以讲真相的一江春水强劲的向东流。然而，八九中华民运诉求民主无道，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沙，结果：激情过后是恶梦，恶梦18年还没有真正醒过来。
中共迫害法轮功八年，大法弟子八年来一直坚持讲真相。我十几年对法轮功不屑一顾，终于在2005年大吃一惊：原来法轮功是法轮大法，原来善也有力量！原来道能解中共，原来德能兴中华！从1978年到2004年，我26年痴爱自由民主，却从没好好敬奉过西来自由民主运动之后的上帝和基督。《圣经》我读了20多年，跟把耶稣排列为“人类百位名人”中第三位的美国人麦克·哈特一样：肯定耶稣“爱敌人”、“被打右脸，伸左脸给他”的教诲是高尚的，却坚决地说：我不会这样做，而且在儿子被欺负时教他：让他两次，第三次就还手，而且要对方永远记住你是不可以欺负的。2005年精读《九评》我终于知道，共产党比我干这个强百倍：它会让被打的人痛心疾首的说：我该打！我该死！你打我是爱我，我死也是爱你！你让我活着，我就该把我的一切包括意志没二话的献给你！因为我诉求民主无道，所以尽管我憎恶邓小平，却被他短胳膊一挥，扑通下了商海。
我曾经以为炼法轮功的人没文化，所以在QQ上一次次地删他们传的东西。我曾经以为我很有文化，却在大法弟子办媒体讲真相时，跟中共公安敬酒干杯推销电脑；在大法弟子兴办弘扬中华传统的新年晚会时，研究迪斯科和探戈的人性意义；在新唐人把中华文化真钞再现给世人的2004年，我还在批中华皇朝文化，无知地掉入维护共产党的中华文化假钞的政治陷阱。正如刘蔚所说，大法弟子把真、善、忍之大法“落实到各方面的行动中”，所以不仅没有被打压下去，反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而我从1989年6月跟人预测，中共五年内将被迫实行民主，可作了预测后直到2005年3月之前，我的确没有为民主塞过一张传单。
如刘蔚所说，再回首八九民运，如果我把当年六月愤怒声讨邓小平的激情转化为暗暗地塞六四真相的传单，塞到学生的抽屉里、市民的家门里，讲共产党的独裁真相和暴乱夺权的本质（因为我的专业，这恰恰是我知道的）。那个时候，至少有六亿人的心情是在民运一边，如果我能这样做并坚持一年，相信就在我那个城市至少会有一千人投入进来做这细致的却有意义的事。这样在1989年全国几百城市汇聚起来至少会有20、30万人塞传单。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会事过境迁的淡忘六四，反而会强烈的缅怀。如果是这样，苏联解体的1991年，这20、30万人暗塞传单的坚守就会顷刻之间变成2000、3000万人明撒传单，中共官员和军警都会傻眼。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18年来似乎没人这样做过。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议论过，他问：台湾、香港、纽约有活动经费吗？我哑然，他耸肩。
大法弟子为什么会没有经费也塞传单，而且连年不断？因为他们修真、修善。“真”之道让他们知道中共胡言乱语、行邪作恶不对，不对就要讲出来；“善”之道让他们讲出来制止邪恶，讲出来阻止更多的人因为无知而卷入遭受报应。刘蔚说的对，把传单塞进住家的门缝，贴在墙上，八九民运人士同样可以做。可为什么没人做？因为中华民运人士虽然心仪自由民主，却对其背后之道几乎无知。
我们只知道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和“主权在民”的口号，却背朝传播“政教分离”和实践“三权分立”的英美新教徒和法国新天主教徒信奉的基督和天主。西方自由民主是基督徒们在神恩信仰下持续进行政治努力的结果，我们却企望在反所谓“封建迷信”的无神论邪念下激情一下实现民主，可能吗？当然不能。因为反封建迷信必将抽取中华民族的道德善根，那么争取民主成了什么？就成了搞政治。搞政治谁能搞过把“暴力”和“谎言”搞成精致的共产主义邪恶文化的中国共产党？谁能？你叫科学，它叫得比你响！你喊民主，它喊得比你亮！可是你要它来真的，它就给你“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的屠城，不眨一眼。
长期以来，包括我在内的中华八九民运人士今天参与民主活动为什么没有往日的热情和干劲了？并非有了孩子，要照顾家庭等，也非生活无着落、财力不丰厚。1989年北京学生和市民、全国民众百姓参与民主，谁想过这些？可后来印刷和散发传单，我们会想到有没有台湾、香港、纽约的经费支持。今天欲热情投入民主活动，我们会想到孩子、家庭、生活和财力等。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把民主当成了需要薪酬回报的工作或不要太操劳的社区义务活动。1989年，我们是在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会进行政治改革的希望前提下，在北京学生绝食的献身精神激励下进行民主活动的。其实我们对民主并无道的理解和领悟。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共为了自己的权力将针尖空间都不让，而且要你为针尖的权利付出碗、盆的鲜血甚至整个生命，学生都Q男Q女了，我们就识时务而变——有海下我赚钱，有了钱我出海。除非共产党给民主阳光，否则我的心花绝不灿烂。简而言之，民主在西方有道：人们视为神对近现代公民的恩赐；民主在中国却无道：只不过是历史让西方人享受到了的政治商品，我们也该享受而已。中共不让，它厉害、老大，它天不怕地不怕，军警都在它麾下，不给我民主给食给淫也行。谁叫我不幸生在中共国寨，生来就成共匪的人质？！命不好，我认命！
民主无道，中华民运的软肋。由此可知，欲求中华民主，必先让中国人质心灵上脱离中共（比如三退起义），先让心有道人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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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我读刘蔚先生《八九民运的不兴旺不是因为当年没有妥协》，读出“民主无道，中华民运的软肋”的结论。民主无道，中华八九民运怎么可能兴旺？刘蔚先生特别对比了八九民运跟法轮功，在我看来，也是无道和有道的区别所致。
共产党打压法轮功比打压民运者（包括我）严酷，严酷很多、很多。法轮功如水，共产党如刀，抽刀断水水更流，原因就在于：法轮功有法（道），所以讲真相的一江春水强劲的向东流。然而，八九中华民运诉求民主无道，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沙，结果：激情过后是恶梦，恶梦18年还没有真正醒过来。
中共迫害法轮功八年，大法弟子八年来一直坚持讲真相。我十几年对法轮功不屑一顾，终于在2005年大吃一惊：原来法轮功是法轮大法，原来善也有力量！原来道能解中共，原来德能兴中华！从1978年到2004年，我26年痴爱自由民主，却从没好好敬奉过西来自由民主运动之后的上帝和基督。《圣经》我读了20多年，跟把耶稣排列为“人类百位名人”中第三位的美国人麦克·哈特一样：肯定耶稣“爱敌人”、“被打右脸，伸左脸给他”的教诲是高尚的，却坚决地说：我不会这样做，而且在儿子被欺负时教他：让他两次，第三次就还手，而且要对方永远记住你是不可以欺负的。2005年精读《九评》我终于知道，共产党比我干这个强百倍：它会让被打的人痛心疾首的说：我该打！我该死！你打我是爱我，我死也是爱你！你让我活着，我就该把我的一切包括意志没二话的献给你！因为我诉求民主无道，所以尽管我憎恶邓小平，却被他短胳膊一挥，扑通下了商海。
我曾经以为炼法轮功的人没文化，所以在QQ上一次次地删他们传的东西。我曾经以为我很有文化，却在大法弟子办媒体讲真相时，跟中共公安敬酒干杯推销电脑；在大法弟子兴办弘扬中华传统的新年晚会时，研究迪斯科和探戈的人性意义；在新唐人把中华文化真钞再现给世人的2004年，我还在批中华皇朝文化，无知地掉入维护共产党的中华文化假钞的政治陷阱。正如刘蔚所说，大法弟子把真、善、忍之大法“落实到各方面的行动中”，所以不仅没有被打压下去，反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而我从1989年6月跟人预测，中共五年内将被迫实行民主，可作了预测后直到2005年3月之前，我的确没有为民主塞过一张传单。
如刘蔚所说，再回首八九民运，如果我把当年六月愤怒声讨邓小平的激情转化为暗暗地塞六四真相的传单，塞到学生的抽屉里、市民的家门里，讲共产党的独裁真相和暴乱夺权的本质（因为我的专业，这恰恰是我知道的）。那个时候，至少有六亿人的心情是在民运一边，如果我能这样做并坚持一年，相信就在我那个城市至少会有一千人投入进来做这细致的却有意义的事。这样在1989年全国几百城市汇聚起来至少会有20、30万人塞传单。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会事过境迁的淡忘六四，反而会强烈的缅怀。如果是这样，苏联解体的1991年，这20、30万人暗塞传单的坚守就会顷刻之间变成2000、3000万人明撒传单，中共官员和军警都会傻眼。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18年来似乎没人这样做过。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议论过，他问：台湾、香港、纽约有活动经费吗？我哑然，他耸肩。
大法弟子为什么会没有经费也塞传单，而且连年不断？因为他们修真、修善。“真”之道让他们知道中共胡言乱语、行邪作恶不对，不对就要讲出来；“善”之道让他们讲出来制止邪恶，讲出来阻止更多的人因为无知而卷入遭受报应。刘蔚说的对，把传单塞进住家的门缝，贴在墙上，八九民运人士同样可以做。可为什么没人做？因为中华民运人士虽然心仪自由民主，却对其背后之道几乎无知。
我们只知道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和“主权在民”的口号，却背朝传播“政教分离”和实践“三权分立”的英美新教徒和法国新天主教徒信奉的基督和天主。西方自由民主是基督徒们在神恩信仰下持续进行政治努力的结果，我们却企望在反所谓“封建迷信”的无神论邪念下激情一下实现民主，可能吗？当然不能。因为反封建迷信必将抽取中华民族的道德善根，那么争取民主成了什么？就成了搞政治。搞政治谁能搞过把“暴力”和“谎言”搞成精致的共产主义邪恶文化的中国共产党？谁能？你叫科学，它叫得比你响！你喊民主，它喊得比你亮！可是你要它来真的，它就给你“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的屠城，不眨一眼。
长期以来，包括我在内的中华八九民运人士今天参与民主活动为什么没有往日的热情和干劲了？并非有了孩子，要照顾家庭等，也非生活无着落、财力不丰厚。1989年北京学生和市民、全国民众百姓参与民主，谁想过这些？可后来印刷和散发传单，我们会想到有没有台湾、香港、纽约的经费支持。今天欲热情投入民主活动，我们会想到孩子、家庭、生活和财力等。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把民主当成了需要薪酬回报的工作或不要太操劳的社区义务活动。1989年，我们是在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会进行政治改革的希望前提下，在北京学生绝食的献身精神激励下进行民主活动的。其实我们对民主并无道的理解和领悟。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共为了自己的权力将针尖空间都不让，而且要你为针尖的权利付出碗、盆的鲜血甚至整个生命，学生都Q男Q女了，我们就识时务而变——有海下我赚钱，有了钱我出海。除非共产党给民主阳光，否则我的心花绝不灿烂。简而言之，民主在西方有道：人们视为神对近现代公民的恩赐；民主在中国却无道：只不过是历史让西方人享受到了的政治商品，我们也该享受而已。中共不让，它厉害、老大，它天不怕地不怕，军警都在它麾下，不给我民主给食给淫也行。谁叫我不幸生在中共国寨，生来就成共匪的人质？！命不好，我认命！
民主无道，中华民运的软肋。由此可知，欲求中华民主，必先让中国人质心灵上脱离中共（比如三退起义），先让心有道人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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