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1989年中国学运贵州学生领袖、独立评论人季风日前表示，他已被「安排」离开住家，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活动范围只限于家乡附近的贵州省遵义市周边，没法走远。
季风指出，以前的「被旅游」到处都可以去，像是北京周边「哪里都行」，前年甚至还去了山西的平遥古城。如今「被旅游」的活动范围缩小，「可能是财政紧张了，没钱了」。
报导引述北京维权人士秦先生（化名）指出，今年虽然是六四35周年，但中国经济状况变差，当局的维稳经费一定会减少，其他地区的维权人士不会像以往大批地「被旅游」。
中国经济的衰退，除了影响到敏感时期当局对敏感人物的维稳方式外，也令中共党魁习近平力推的所谓「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监控系统出现破口。
枫桥是毛泽东时代浙江的一个小镇，所谓「枫桥经验」就是发动人民群众跟警察一起，以消灭对党的任何挑战，维护党的合法性。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系教授裴敏欣指出，中共整个监控体系已经搭建完成，2019年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3年的封控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这3年中，中共使用「网格管理」，将城市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有几百户人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之后再加上人脸识别镜头系统追踪民众。
据裴敏欣的研究，中共庞大的监控人员队伍，除了警察和中共工作人员外，这支队伍还包括被招募为地方政府线人的多达1500万的普通民众。
报导指出，中共这种采用密集人力监控的做法，取决于执行者的热情。但随著经济放缓迫使地方政府紧缩预算，依赖一支需要发薪资的维稳大军，也可能是这个监控系统的主要弱点。报导说，已经有一些街道工作人员和警察在社群媒体上，抱怨工作量太大。
另外，监控也引起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在北京郊区被奉为「枫桥经验」典范的张家湾，一名姓马的炸鸡小贩说，她赚的钱不够支付房租已有3个月了，部分原因是不断来巡逻的警察，禁止她把推车停放在人行道上。
她说，整体经济疲软，社会治安就很乱，大家得吃饭，「急了什么都不干，治安就该乱」。
旅加学者、著名自媒体人文昭曾在其视频节目中表示，当中共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支付维稳经费时，会激起维稳人员的不满，而当维稳人员成为被维稳对象时，也就是中共极权统治瓦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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