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2日讯】５ 自留地之争
两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国北方平原上，演出过一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一群亡命的贵族重胄，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但看得出来，一个个衣冠不整，疲惫不堪，饥肠辘辘，难以继续赶路。他们饿狼一般的眼睛，四处搜索，只见荒凉的田垄间，麦苗稀疏，颗粒难觅，哪里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这时，他们发现一个衣衫褴缕的农夫，在田间正低头弯腰除草，动作迟缓无力。流亡者中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走下车来，用尽可能客气的口吻向农夫请求：‘请你给我们弄些吃的东西吧！我们几天没吃过饭，都快走不动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才好。’半天才直起腰来的农夫，看了看这一群路过的客人，叹了一口气，又弯腰从脚下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年轻人面前，无可奈何的说：‘没有别的了，只有这个给你吧！’
年轻人突然变色，怒气冲冲地转身从车上取了马鞭，对着农夫就打。忽然旁边闪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极力劝阻：‘公子息怒。这是土地，上苍赐予的无价之宝，不正是公子的好征兆么！’年轻人沉吟片刻，丢下鞭子，跪倒在地，叩头感谢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那块泥土，放到车上。一行人又驱车策马，扬长而去，车队过处，卷起漫天黄土……
这是史书《左传》里记载的，有关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亡命途中的故事。我没有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无法考证这个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也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考证。我只凭自己的经历，从这个历史故事中得到某些启示：土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各种财富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财富。谁控制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拥有财富和权力。古代的帝王贵族是这样，现代革命政权的领导集团也是这样，只是采取的政策不尽相同罢了。
清朝政府被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尚未全部铲除，共和制度又未建立，填补这个历史空隙的，不是西方传来的‘民主与科学’，而是本土固有的传统怪物——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它们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的真理。凭着这个真理，就占山为王，就拥兵自重，就‘逐鹿中原’，最后打败了自己的‘老师’——群雄中最强大的蒋介石集团，并取而代之，建立起一个更强大也更残暴的军阀政权。
毛泽东标榜自己开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多了一道‘人民共和’的诱人油彩。实行的却是一套完全悖离国情的‘ 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尤其在‘土地政策’上，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完全剥夺了全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美其名为‘土地集体所有制’。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把农业搞垮，使农村凋蔽，令农民坠入深渊。但是，人民公社的惨败，并没有使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万能论’的迷误中清醒过来，反而老羞成怒，不惜大耍权术，纵横捭阖，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军阀集团内外的所有政敌逐个打倒。在农村，又将‘自留地’之争，无限上纲，把已经丧失了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逼上了绝路。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虽然解散人民公社，但‘公社虽死魂犹在’。邓小平以保持‘晚节’为重，不肯抛弃毛时代的僵尸，农民土地所有权无从着手解决，至今仍然是困扰‘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最根本的后遗症。八十年代初，中共元老之一的叶剑英元帅，曾经写下‘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的诗句，固然是毛泽东晚年孤独心境的写照，况之当年已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恐也相去不远。现在，可以来细说一下‘自留地之争’的来龙去脉了。
什么是自留地？有必要作点简要的说明。
农业合作化高潮期的一九五六年，各地党委争先恐后胁迫农民加入农业高级合作社，那是 因为，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农业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上，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这还涉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要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上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了周恩来等人的错误，并强令各级党委必须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脚步。因此，农业高级合作社，这种农民从未听说过的社会主义新鲜事物，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
高级合作社和初级合作社最大的差别，就是‘土地折股入社’。农民加入高级社，必须按高级社的‘章程’，把自己所有的耕地折价入股。本来，耕地有肥有瘦，有远有近，有旱有涝，折价各不相同，但为了‘互助合作，共同劳动致富’，不能过分计较，只按面积订价。将来收成，以一定比例，按股分红。但有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就是耕地都入社，归‘集体所有’了，日常生活必需的瓜、豆、蔬、果，如何解决？于是，又订出一条‘章程’：按各户人口多少，在村头寨口，规划出少量耕地，留给各家各户自己种植一些必需的农作物，自种自收。这些少量留给各家各户自种自收的耕地，就叫做自留地。
农民成了高级社社员，‘高级’受到上级党委表扬，自然比‘初级’光彩多了。但是，由高级社的干部（社主任或生产队长）排工、带领，一起下地劳动，一起收工，与城里的工人上下班差不多，总有些不习惯，不方便。从前一家人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自由自在；现在一村子人，吵吵闹闹在大田集体劳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口水多，干活少。内急了，连找个地方方便一下都很不方便。而且，劳动记工分，非常繁琐，又不能立即兑现。耕种自留地就不同了，收成好坏，直接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因此，人在大田参加集体劳动，心里却记挂着自留地。
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几乎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自留地上，这就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背道而驰。各级党委未必能深刻了解问题的实质和危机，都在为农民‘缺少集体化劳动的兴趣和积极性’而束手无策。大概只有毛主席，从列宁主义那里搬来了一套哲学，才把中国农民定性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社会基础’。从这时开始，毛主席再也不提自己从前最为得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不会再提什么‘一切权利归农会’。他现在耿耿于怀的是，绝大多数的党的领导同志，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为何物，更不了解‘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把农民的私有土地权，通过‘集体化’道路，‘改造’成集体土地所有制。
因此，两年后的一九五八年，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用极其强大的政治宣传，和各级党委强硬的手段，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
按照人民公社的‘章程’，原来高级社‘土地入股分红’的条款被取消了，土地全部归公社所有。公社的组织，是在党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兵）一体化，拥有绝对权力，统管包括土地、劳力、农具、生产、分配、治安、教育、卫生、缴纳各种税收等要务。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也失去种植自主权，连自留地，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这时，农民真正成为农村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毛主席宏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大功告成。
人算不如天算。不说别的，就拿吃饭来说，这件人类生活第一需要的大事，历来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这不是哪一位伟大发明家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千万年发展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家庭，包含着男女、长幼、婚姻、邻里、宗教、宗族、亲戚、朋友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关系，并与不同的天时、地利相结合，形成各俱特色的乡土文化。由同一地区的许多家庭组成的社会，又逐渐形成本地区的风俗习惯，这就是人类生活最初的社会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一样，社会生态环境也是不可以随便改变的。毛主席异想天开，大办公共食堂，大搞吃饭不要钱运动，把各家各户的锅灶都毁了。俗话说，天下最缺德的两件事：一是挖人家祖坟，一是砸人家饭碗。农民是最苦的弱势群体，即使在水深火热的饥饿线上挣扎，也只能发出‘社会主义是这样，共产主义想就知’的叹息。
人民公社的全面失败，饿死几千万人，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发表《告全国贫、下中农书》。坚持公社一体化原则的同时，将公社一级核算制（大拉平），改为‘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核算制（承认差别）。同时，按原有的基础和标准，发还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但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变。
俗话说，田鸡（青蛙）嘴含一口水，不吃不喝也能活过一冬。自留地就像田鸡嘴里一口水，农民有了这口水，就有了活路。加上传统的农村贸易活动逐步恢复，农贸市场（农民都叫‘自由市场’）逐步形成规模，自留地的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交易。‘两自’（自留地与自由市场）的活动，带动了整个农村的小商品流通，农民虽不能从小商品流通上获取大利，起码可以松口气，或者说，自由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这样一口水，历时三年，才慢慢恢复到大饥荒前的生活水平。
农民刚刚缓过一口气，毛主席的一口气却憋得发慌。他在物色好自己的助手之后，立即把林彪捧上神坛，成为自己的‘副统帅’，副统帅更将统帅捧为‘伟大的舵手’。军权牢牢掌握在手，又在全党全国掀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斗争的对象则是前所未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指个别人，还是某些人，或是某一个阶层？甚至是某个特定的级别？毛主席抛出这个葫芦，里面装的什么药，无人知道。
运动的重点在农村，叫做‘四清运动’。我相当仔细地阅读了‘中央文件’，还是不懂。后来参加省委书记赵紫阳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到揭阳县渔湖公社溪南大队实地工作了八个月，才弄清楚‘四清’和‘四不清’的一些问题，但仍然弄不清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什么东西。
十年文革，我就是弄不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会挨批挨斗，坐监牢，入牛棚，妻离子散，差点丢了性命。以后有机会，再说得详细一些。现在，还是回到题上来，继续说说农民如何被割掉‘尾巴’的事。
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良田万顷，历来被誉为鱼米之乡。又因南濒大海，地连香港、澳门，数百年前即已与海外异邦建立了民间血缘关系。华侨每年寄回老家的汇款，超过亿元，民间的商业往来，更带动各行各业的繁荣。土改运动给农业和商业带来第一个灾难性打击。公社化造成饥荒，数十万人逃港(生)。而海外华侨为了救援家乡亲人，通过香港输往内地的食品和物资，成船成车，源源不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灾民是靠着海外的救济才活下来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仅仅清查‘海外关系’，就足以令人人自危。向来对家乡奉献特丰的华侨，突然变成‘间谍’、‘特务’，凡是与华侨有关系的人，都被视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在如此沉重政治压力之下，‘侨汇’被迫中断，竟达十年之久。比日军占领香港和南洋各国，迫使‘侨汇’断绝五年，还要长出一倍。
大门关死了，再来收拾‘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以为可以得心应手。省委领导当然从大处着手，强令改变水稻一年两造为三造。两造改三造，要多付出一造的成本、劳力、种子、肥料，加上天时、地利错乱，严重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因此，虽多种了一造水稻，年亩产量并没有增加，用农民的话说，‘白做了一造’。但是很多人弄不明白，这样劳民伤财的蠢事，高明的省委领导为什么还会乐此不疲？
省委书记王首道，自称是毛主席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当然是熟知农民生活生产情况的农民领袖人物。有一年，他提出一个粮食增产计划：广州以西一百公里，加种一造冬小麦。这一计划下达以后，整个珠江三角洲，就如打翻了一箩大海蟹。
原来，三角洲地势低，水位高，大多数围田，比珠江水平面还低。冬天雨水少，珠江水位下降，农田土壤相应含水量少，加上日间蒸发，土壤比较干燥，种植一些生长期较短的作物是可以的。大面积种冬小麦，百弊而无一利。因为，一到清明前后，春雨纷纷，江河水位逐渐升高，土壤饱含水分，而这时小麦正抽穗灌浆，日照不足加上土壤湿度过大，小麦烂根，可以使一冬辛劳，颗粒无收。农民当然有种植经验，为了防止小麦烂根，花了大批劳力，在麦田四周深挖排水沟。甚至在麦田中间，埋设了条条瓦筒，作为排水管道。如果春雨来得早，大量的劳力和物资，也无济于事。而且，冬季休耕，将水稻田翻土晒白，提高地温，有利于明春早稻禾苗的生长。现在都种上小麦，收成没有把握，又有害于水稻生产。
为什么净干些劳民伤财的蠢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农民死死钉在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劳动上，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资本主义的自留地。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打击和限制，从中央到基层，贯彻到底。在手段和花样上，各地八仙过海，越下级越粗暴、越流氓。有的地方，举行了‘三个屁股扭在一起的经验交流会’，并公然向全县推广这一骇人听闻的‘先进经验’。所谓‘三个屁股’，就是人、牛、猪的屁股，都必须到指定的‘公共粪坑’去大小便。
这样，人畜粪便顶好的农家肥，全部归公，农民再也没有肥料可以去种自留地了。农民连大小便都没有自主权，人格遭受践踏，已经怒火中烧。喂养猪、牛，还要跟着猪、牛的屁股转，风雨无阻，冬夏不易，累人烦人不算，猪、牛一天被赶着‘如厕’来回好多趟，吃了饲料也不长膘，还会生病。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天，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几个民兵，亲自到各家各户去检查，农家屋前屋后自己种植的果树、蔬菜，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锄、铲并举，一律割除。上村一位姓朱的贫农，孩子多劳动力少，是生产队里最穷困的‘超支户’。他屋后种有三株大芭蕉树，每年收割下来的芭蕉，全家大小都舍不得吃，拿到自由市场卖了，换些食盐、火柴帮补家用。就在这一天，支部书记一声令下，三棵芭蕉都被砍倒，丢弃一旁。姓朱的贫农看着扬长而去的支部书记，怒火升腾，两眼冒烟。
党支部书记就是当地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民兵）于一身，举凡生产、分配，参军、上学，乃至外出探亲访友，没有他老人家点头，什么事都办不了。每天要求他办事的人不少，免不了请饮请吃，他每日中午也必在茶楼‘办公’。姓朱的贫农当时来到茶楼，走到支部书记背后，抽出一把砍竹子的利刀，大吼一声‘去死啦！’一刀劈了下去，书记的头颅滚落地上，血溅四周。茶客们惊叫四散，他也趁乱逃出茶楼，不知去向。两天后，县和公社的干部、公安人员，在附近一座小山上的树林里，发现这个杀掉支部书记的贫农的尸体，经法医鉴定，是服农药自杀的。这一事件在农民之间传了很久，也议论了很久，中间难免有些添油加醋，同情的取向在杀人的贫农一方，他是被逼上绝路的。
邓小平复出以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政治上，在毛制订并执行多年的‘六项政治标准’基础上，再加‘四项基本原则’。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坚持’两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改‘三级核算制’为‘包产到户’，官方定名为‘承包联产责任制’。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名存实亡，农民为求生存，瞒天过海，私下达成默契，逐渐形成‘包产到户’这种劳动生产形式，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毫不相干，更不是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农民在吃了几年‘承包’的定心丸之后，到一九八四年，农业经济改革和国营经济改革一样，都处于连连亏损的困境。国营经济搞而不活，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烂摊子般的生产环境得不到改善。农业的情况更加严重，土地所有权仍然‘坚持集体所有’，生产环境日益恶化，人口继续膨胀，到八十年代末，已经超过一亿的农村人口，无‘农’可‘务’。国营企业大批工人失业（早期叫‘富余人员’，后来叫‘下岗’），农村人口大批无业（早期叫‘洗脚上田’，后来叫‘盲流’），工农两业，是国民经济两大支柱，现在已变成两大不稳定因素，是邓小平无法甩掉的两个烫手山芋。
邓小平和他的前任毛泽东一样迷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好，‘改革’也罢，都注定以彻底失败告终。唯一能‘苟延残喘’的，是‘对外开放’这一项权宜之计。广东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能够顺利接受资本主义‘输血’，从最初接受港商的‘三来一补’，到接受外资搞‘合资’甚至‘独资’，继而争先恐后引进外资，到台商争先恐后登陆，都和广东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根深蒂固有密切关系。
在外资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广东干部，包括‘两腿泥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突然发现，从前产值极低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取之不尽的巨大财富。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仅仅将农耕地转移成商业用地一项，就有高达四千多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民币，落入贪官私囊，恐怕是无法清查的了。
广州近郊、远郊，相继发生多起政府无偿征地，村民愤然抗议示威的严重事件。规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村民包围了县（市）政府，并与数百名镇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施放了十多枚催泪弹，殴打并拘捕‘带头闹事’的村民，事态暂告平息，根本问题（即土地所有权）远未触及。
从表面看，是中共乡村党支部 书记或基层政府负责人，把他们在职权上管辖的农用耕地，转让给企业或卖给港商、台商作商业开发用地，交易额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传统耕地被征用、转卖，事前既不征求村民的同意，事后又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许多官员从中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愤怒抗争的原因。但从本质上考察，却不难发现，中国大陆传统农民，在为自己土地所有权被非法剥夺，而谋求夺回这一基本权利作最后的斗争。
只要中共不肯‘让权让利’ ，这种涉及基本人权的抗争，永远不会止息。
4/21/03(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