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城南，当地大姓李氏的园宅里，两个孩子正读书其间。一位是这家的少主人，另一位则是少主人的朋友——一个随母迁居此地的穷孩子——他在这里乐不思蜀，不是因为贪玩于这园子里的花草奇石，也不是贪嘴于那案上常备的点心果品，而是因为这里有令他读之不尽的书。他的嗜书如同饥不择食，那官刻的、那坊刻的、那私刻的；那陈列架中的、那束之高阁的、那残篇散帙的通通都要读过。这种体验有点像搜奇寻宝，处处充满了意外与惊喜。
而就是在这样的一次猎奇中，他在一个布满积尘的废书簏里发现了一份不薄的遗稿，开卷读之，见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所待于外之谓德”，心中一阵惊喜，这真是不同于当时流行于世的藻丽的文风，却自有它的凝重与气象。他也奇怪这些文字未曾见过，却似乎早于心中向往久之。这些文字的作者，正是唐世大儒韩愈。至于这位观书的穷孩子，则是北宋文学之开山欧阳修。
十岁的欧阳修手持六卷昌黎遗稿赞叹不已，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旷代相感，而命运也早已注定这两位相距二百多年的大文豪将要做一件相同的事情——以道济文，以文济世。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差不多，欧阳修亦处于一个文运不振之时代。当时文风，以诗为例，写得好的，或为效法唐人却又比之不足的元白体，或为铺锦列绣但又不脱五代余习的西昆体。其余更勿论也。诗如此，而词、赋、文章、四六也都大抵如此。
文运之衰，并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因为文运与世道之升降沉浮总是同步的，文以载道，道以济文，文与道就是如此相互依存。世风衰落，文章也往往论卑气弱，反之，卑弱的文词就如同郑卫之音，也会加速世道之衰败。所幸，神传文明自有神的护佑，所以每当世道衰落、文运不振时，就会出现一些人，似有着天赋的使命，将要重振文脉，再续道统。韩愈就是如此，欧阳修亦是如此，在欧阳修之前，有王禹偁、柳开如此，与欧阳修同时，有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宋初理学诸家，无不如此。
这天下，没有无灵气的好诗，没有无骨血的好文，欧阳修总结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涵养道德，人心归正，才是写出好文章的根本。所以欧阳修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是雕琢文字，而是一场唯道是尊的修行。
所以景祐三年（1036年），当范仲淹触怒宰相被贬时，欧阳修不惧被政敌指为党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又移书当时右司谏高若讷，责备他在其位而不能言其事，结果被贬去峡州夷陵做了县令。而庆历革新时，他面对朝中再起朋党之议，敢于上书《朋党论》，无所避讳地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新法失败后，欧阳修再次被贬，去了滁州。在滁州，他久久立于王禹偁的画像前，瞻仰这位亦曾因直谏而被贬此地的先辈，恭敬地收起他的才华与锋芒，以谦卑而朴实的文字在壁间题道：“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又题到“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的确，能够垂于史册的只有道义，而那浮生的虚名又算得了什么，就随它去“任尘昏”吧。
于是，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虽然经历过两次被贬与遭人诬陷几至身败名裂，可谓尝尽人间百味，却并未从此一蹶不振。他自号醉翁，独对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竟然做起了六一居士。
此外，他更把滁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虽然他在争谏之时出言直切，但他的为政之风却甚为宽简。他也常常与僚属或滁人徜徉山水，而他常去的则是那望之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琅琊山的幽谷中，他修建了醒心、醉翁二亭。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名字也许某种程度上诠释着欧阳修对生活、对道义、对文章的体悟。他常在这里与宾客们置酒高会。有时会喝到大醉，人醉了，心却醒着，眼前的禽鸟山林之乐、宾客从游之乐，无不令他快慰。待到山风吹酒醒，欧阳修援笔记下这天的游记，名之《醉翁亭记》，在结尾，他快意地写道：“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对于文人来讲，文章是修为的体现。《醉翁亭记》是一份代表作。不只代表了欧阳修的人格修为与文学造诣，亦代表了北宋文坛的自成气象。此前，虽然宋初笃意真古的文学之士不只他一个，但都没有在古文与宋文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有的落于泥古，有的务求险怪，所以文字也往往拒人千里或艰涩骜牙，譬如与王禹偁同时的柳开、与欧阳修同时的石介，即是此类。而欧阳修的文字则如其为人一样“道不远人”，他对那些刻意异世取高的文字并不赞赏。他也曾致信石介责其“自视太高，抵时太过，书法太怪”。相较而言，只有王禹偁的文学复古，做到了以文载道，又不刻意泥古，惜哉禹偁之造境尚为有限，也未在有生之年对当时文学之风尚有大的影响。直至欧阳修的出现，才复生古文之神髓，真正做到以文载道且又不落窠臼，而自有一番宋人所特有的闲适、容与、清和之境界。
赞曰：
醉翁巨笔立真言，
书成宋文第一篇。
上承汉唐之道骨，
别开气象又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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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婧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