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 一、反右”完全正確”嗎?
反右派鬥爭大獲全勝後的當年，毛澤東自負地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說：”去年右派進攻，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中國出了納吉，右派登台，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打倒共產黨，他們都幹……”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再次得意地為反右運動作總結：”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匈牙利沒有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
對毛澤東來說，反右當然是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事過四十年，當今的中共中央也仍然堅持此一說法：”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與毛不同之處只在於他們承認反右反得過了，”擴大”了而已。
國內黨史界當然也持此一觀點。《１９５７：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是近來關於反右運動的專著。這是朱地先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黨史專家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的作者）指導下做的博士論文。朱先生的主要觀點之一是：反右的不幸結果是鳴放者過激言論造成的。別有用心的傢伙使得毛澤東犯了錯。”五月及六月上旬的座談會也存在著兩方面的嚴重問題，一是一些黨外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強調批評共產黨所犯的錯誤，一時在一些場合造成了只能提錯誤缺點、不能談成績和反批評的不正常局面；二是五月中旬以後，中央原定的整風方針開始動搖，逐漸地轉向了反右方針，此後的座談會已經背離了最初的旨意，成為引蛇出洞的一個重要手段”。
據朱氏說：”我的論文完成後，曾送請十九位國史、黨史界專家審閱”。所以此書似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國內官方的觀點和立場，甚有代表性。如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另一位黨史專家周逸先生也認為，在鳴放”過程中，有極少數人確實乘機活動，散佈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言論。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開始進行反右派的鬥爭。從此，整風運動受到很大衝擊難以進行下去。”
但是，這”完全正確”論是站不住腳的。現在僅以北京大學的鳴放為例，看看北大師生的鳴放是不是”放肆地”向中共”發動進攻”、為什麼中共為那一歷史事件作的結論完全站不住腳。
二、否定”肅反”，為胡風申冤
肅反，按毛澤東下的定義，叫”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人民日報》發表的口號則加了個”一切”：”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籤，都是”暗藏的”，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北大歷史系助教王承照在肅反時挨鬥自殺，罪名是”三青團骨幹”。他是個才氣橫溢的青年，系裡幾位老教授為此痛心不已。鳴放時，該系幾名學生將大字報貼到系黨總支部書記辦公室門口，譴責其”草菅人命”。（反右中他們全部被劃成右派）
因為毛澤東指示將反革命”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像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北大數學系學生孫傳化主張：”建立健全的法制，以使肅反中出現的以莫須有的罪名任意鬥爭，以及黨委私設刑堂、逼供等現象不再發生。”
北京大學物理系王書瑤貼出大字報：”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斯大林”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的屠殺……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在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
新聞系蔣文欽同學貼出《與北大黨委書記史夢蘭同志商榷》的大字報：”北大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肅反運動，百分之九十幾都鬥爭錯了。錯誤的根源不在於工作方式，而在於脫離群眾，以憲法為兒戲的官僚主義。”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１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鬥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２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３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４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本人在肅反中曾被關押，與胡風在同一所監獄呆過。他在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中寫道：”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向青年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他還在他的大字報旁邊張貼了一副對聯：”鐵窗禁賢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灑地，鬼神俱哭泣”。數學系學生孫傳化則張貼大字報，”要求把胡風問題交待清楚，無罪釋放、道歉，有罪依法公開審判。”
中文系崔德甫同學貼出大字報《最高法院必須向全國人民公佈胡風事件的下文》：”有人說，毛主席說”胡風不鬧小集團也還可以說話的。”請問主席毛澤東同志，共產黨員何其芳、林默涵等，何曾沒有小集團？何曾不在鬧小宗派？周揚等何曾不在排斥異己？為什麼不反一反他們？為什麼讓他們放炮、不讓胡風開口？”哲學系黃學詩認為：”根據已發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風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歷史系張磊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人民日報公佈的信（丁註：胡風集團成員的通信），不可全信。《人民日報》是新聞機關不是法院，不能隨便宣佈人的罪名。”法律系助教潘世明指出：”在懲治反革命條例中也找不到胡風究竟屬於哪種類型的反革命。””胡風……要當文化部長……不讓胡風當文化部長就行了，何必要扣他一個反革命帽子。高饒事件是黨內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不讓他當就行了（指高想當總理和黨中央總書記──丁注），何必要扣他一個反黨集團的帽子，對黨的威信也不好。”
三、所謂”反蘇言論”
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俄國人乘人之危，入侵我黑龍江流域，揚言要與英法聯合對華作戰，逼迫當地清軍簽了《璦琿條約》。此一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定為兩國”共管”。俄國人搶去一大塊肥肉，舉國歡慶，將與璦琿隔江相望的海蘭泡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報喜城。
當時中國積弱貧窮，不堪一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咸豐皇帝出逃、圓明園被焚而告終。俄國人乘勢逼迫清廷簽署《北京條約》，不僅承認了《璦琿條約》的內容，而且變本加厲，又將條約中劃定兩國”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割了去。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於一九二○年九月發佈第二次對華宣言，宣告”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和永久地歸還中國”。
不幸列寧過早死去，未及實踐此一宣言。斯大林掌權後，先是否認那個”對華宣言”的存在，繼而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列文·卡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從此不提這段公案。
辛亥革命之後，沙俄曾一度策動外蒙獨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蘇共又支持外蒙共產黨發動革命，奪取了政權，宣佈獨立。當時謂中國本土尚在反動政權統治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後自當回歸云云（假設這是列寧的善良本意）。毛澤東三十年代在延安接見外國記者時還說：中國革命成功後，外蒙將自動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斯大林繼承沙皇的衣缽，在二次大戰後又用計逼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承認了外蒙的獨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執政，毛澤東發現，在斯大林控制下，外蒙”自動”回歸祖國的夢想已經破滅。”新中國”要多方依賴蘇聯，毛在蒙古事務上只得放棄原則，服從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國民黨的後塵，親自到蘇聯簽訂了又一個”中蘇友好條約”，承認外蒙獨立，並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從此，外蒙正式脫離中國，成了蘇聯卵翼下的一個附庸。
當然，毛澤東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兒皇帝，自不肯將國土拱手讓人。只是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他不得不依靠蘇聯。既然蘇共不肯將其沙俄老子搶去的中國領土還回來，毛澤東只好禁止人民發議論。
在鳴放期間，對斯大林深惡痛絕的許多學生提到被沙俄用強權割我土地、蘇聯霸佔至今不肯歸還的事。結果反右中他們大多數成了”反蘇”的右派。北大圖書館正門外擺著莫斯科大學贈送的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的塑像，一些學生建議校方，搬走羅氏塑像，換成李大釗或者魯迅的塑像。因見校方毫無反應，十幾位同學行動起來，自己動手搬遷塑像。參與此事的學生也大多成了右派分子。
北大歷史系學生陳斯駿，僅寫了一篇文章評論沙俄海軍上將烏沙科夫，也被冠以”反蘇”罪名而扣上右派帽子，儘管烏沙科夫是沙俄時代的將軍，並非蘇聯人。北大一個學生在大字報中說，外蒙古的主權是在蔣介石手中丟失的，我們有理由不承認。他並不”反蘇”，更不反共反社會主義，卻也成了右派。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強迫清廷官員簽訂”璦琿條約”，將中國的黑龍江北岸六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時，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共約兩千戶、一萬餘人，散佈在黑龍江以北、結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東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稱”江東六十四屯”。條約規定，那些中國人”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由中國官員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決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國人，在海蘭泡一帶”將華民之在俄界者十餘萬人”，”盡行屠戳”。事後，六十四屯人民紛紛避往黑龍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薩克騎兵闖進六十四屯，將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國居民全數殺戳。俄軍將財物搶劫一空之後，放火燒掉全部村屯，從此霸佔了那片土地。
當年十二月，列寧曾著文譴責沙俄侵略者”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可是，如今自稱列寧信徒的中共領導人卻為了向蘇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議論此事。北大歷史系學生雷光漢說了一句”蘇俄霸佔我國江東六十四屯”，便被定為”反蘇”，扣上右派帽子發配到中國最西端的邊境塔城勞動改造去了。
由此可看出，中共一向標榜的”愛國主義”裡，並不包括為中國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義。當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與中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發生衝突時，被犧牲的往往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譬如越南戰爭期間，毛澤東為了支援越共打美國，擅自將北部灣中的我白龍尾島贈與越南。而今自食其果，越軍盤踞該島，對中國的海軍構成莫大的威脅。在此不贅述。
四、反專制，爭民主
共產黨自得到政權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實行的嚴厲控制，從未遇到過挑戰。如今，北京大學的學生激烈地批評道：”禁書、禁報、禁新聞、禁聽外國宣傳……這些都是向歷代統治者和外國統治階級學來向人民專政的妙計。……其效果之顯著，秦始皇焚書坑儒、清王朝文字獄也不能相比。””應開放一切禁書，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登在報上。”物理系學生王存心張貼大字報《呼聲》，說共產黨與中世紀的教會”有許多極相似的地方，譬如１操縱一切，從國家政權到人民生活；２令人窒息的思想統治；３法制不健全（聖經當法律、宗教裁判所）。細心考察一下，還可以找出不少’一一對應’：耶穌基督對應於馬克思，聖經對應於馬克思主義，各地黨委書記對應於各教區主教，教皇對應於……我希望在我們的時代，多出幾個哥白尼、伽利略式。的真理戰士。”
還有人用筆名”天水心”貼出大字報：
“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略舉一二事例：
“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肅反’表明：各級黨組織負責人都有權以黨的名義，限制任何一個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該大字報還提出：”反對以’黨主’代’民主’。把民主權給予人民，讓人民享受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充份保障。”
在大字報《呼聲》中，王存心還呼籲：”取消共產黨在政府中的特權。領導權屬於人民群眾自己挑選的領導者（不要自封）。”生物系學生蔣興仁在大字報寫道：”黨把自己的領導強加於人民……既不讓人民選擇，更不許人民有另外的選擇對象……不讓競爭，排斥異己，不能不使人懷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先基本決定了才讓大家舉手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假民主，是帶有獨裁性的。……不論大小由黨領導一切事務”先已決定，不許反對，沒有競爭是假民主。”物理系、數學系的大字報中還有這樣的意見：”人民代表大會選幾個人圈定幾個人，不時行競選，不民主也不夠味。資產階級民主的舊形式如兩院制、兩黨制、競爭、相互爭辯，應當可以加以利用，加進新的內容，為社會主義民主服務。””應當讓候選人到選民中說明自己的主張。”
新聞系王國鄉同學寫了大字報《北京大學民主運動紀事》，他提出：”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他向同學呼籲：”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民主是誰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裡面，還攙和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物理系學生譚天榮在集會中發言說：”我們要研究的是三害（當時中共宣佈整風，是要整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簡稱”三害”──丁注）的根源，歷史走向何方”，”（我）毫無保留的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對其他的一切都要探討和懷疑……”哲學系學生葉於生提出建議：”讓現存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有同等的活動機會，同等競爭。””嚴格地、具體地規定共產黨在政權機關中的地位。””整風完了用什麼保證三害不再發生呢？必須改革制度。……我認為必須從大的方面著手，比如我們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工廠管理制度、法制等等。”
四月間發動鳴放運動時，毛澤東曾將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請到天安門城樓開座談會時，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職權）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北大物理系學生嚴仲強張貼了一張大字報《瘋子的話》，呼籲”取消黨委制，一切權力歸校行政、學生會、班會。”
五、情緒激烈的鳴放
鳴放期間的北京大學，有的學生持臉盆在路邊敲幾下，等人們聚攏來，便發表演說抨擊時政。五月二十九日，學生們組織了”百花學社”，成立”黑格爾－恩格斯學派”。六月二日，部分學生組成”北大訪問團”，到天津南開大學等學校去串聯、點火。他們不僅搞演講，還創辦了刊物《廣場》、《接力棒》，將他們的文章編成”北大民主接力棒”寄發全國各大專院校。他們主張”開展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據當時上海《文匯報》的報導《北京大學”民主牆”》介紹，北大學生辯論的問題有：要不要取消教條主義的政治課？要不要取消黨委負責制？新生入學由校方硬性規定學習的專業是否應改？
共產黨自得到政權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實行的嚴厲控制，把所有的報刊雜誌都當作”黨的喉舌”從未遇到過挑戰。如今，北京大學的學生激烈地批評道：”禁書、禁報、禁新聞、禁聽外國宣傳……這些都是向歷代統治者和外國統治階級學來向人民專政的妙計。……秦始皇焚書坑儒、清王朝文字獄也不能相比。””應開放一切禁書，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登在報上。”譚天榮在物理系同學的辯論會上發言道：”現在的出版自由還不及資產階級社會，比不上希特勒德國……比希特勒的檢查制度還要糟。”人民日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
北京大學數學系四位學生貼出大字報《我們的建議》：”選拔留學生不要考慮政治條件，完全按照考試辦法選拔留學生，任何人不得享有什麼特權。”
共產黨幹部享有的特權也是北大學生也直言批評的對象：”取消共產黨在政府中的特權。領導權屬於人民群眾自己挑選的領導者（不要自封）。””這些特權不僅是經濟上的報酬，還有政治社會地位和各種制度的保證，形成了一個當權集團的整體。……這種特權的存在，使按勞取酬分配原則掛上了虛偽色彩。”共產黨官員”已開始自覺的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北大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先在系裡開了個”控訴會”，由三名在肅反中曾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學上台控訴。之後，他們又移到學校辦公樓召開大會。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顧文選同學在控訴會上抨擊某些幹部：”這些名義上為人民服務的，又不與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在群眾有汽車作了他才坐；群眾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眾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實上那些人卻享受著特權，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群眾……”
六、北大右派和”中右”超過百分之十
一九六五年中共頒布”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後，法國學者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曾訪問北大，在臨湖軒舉行座談會。會間歷史系學生陳斯駿遞了個條子，請他講一講對”雙百方針”的觀感。他回答道：”這個方針理論上是好的，但我認為貴國並沒有實行這個方針的政治環境。”果不出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所料，北大師生員工們的鳴放不過才一個月，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便鋪天蓋地而來了。
肅反中按”百分之五”的指標揪反革命分子的做法，被沿用到了揪右派分子上。完不成指標，便是沒完成黨的任務，那是不行的。剛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強完成，還是”不積極”，”反右不力”。抓虱子多多益善。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點五，卻還是”反右不力”，被趕下了台。陸平前去主事，”右派”與”極右派”抓了七百名，另外”中右”、”右傾”的處理對像還有八百。（１）二者合計，差不多抓了百分之十五。
雖無統計數字證實，筆者估計在反右運動中落網的人數的比例北京大學高於北京各大學。
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是一個班的班主任，曾帶領二十八名學生到清華大學介紹北大的鳴放（據黃對本文作者說，他們當時將校徽豎別，是為了便於識別，並無他意。由於清華黨委事先組織了學生在會場上起哄、噓叫，會開了個頭就散了。）北京市市長彭真下令：”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門的，應該嚴懲。”於是黃成為”極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學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鳴放時，該班一位學生時榮章曾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匯報北大的運動。獲准後，以他為首的十個同學，外加黃繼忠老師，於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雖未能見到毛本人，卻向毛澤東的”辦公室主任”鳴放了一通。十天後，毛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反右，這十一名榮幸到中南海去鳴放的小人物一個也沒逃脫。黃繼忠和時榮章一對師生成了河北清河勞改農場的難友。
由於毛澤東在七月間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松勁”，《人民日報》發佈社論，批評”部分單位對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還很不夠，既不廣，也不深”，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即使不曾鳴放、沒有發表”反動言論”的人，也可能被揪出來。在北大，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一目瞭然，是為”搖頭右派”。
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由於一九五二年中共強令全國各高等院校改變歐美理工合校制度，採用蘇聯的理、工分家的制度，清華的文科、理科合併到北大，當時又還沒有與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國科技大學（該校於一九五八年成立），中國最優秀的理科學生雲集北大。落網之後，很多右派學生被押往農場改造，從此葬送了青春。
七、右派學生處境最惡劣
在北大校園裡為胡風樹召魂幡的劉奇弟除戴上”極右派”帽子外，還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進了北京城裡的草嵐子胡同監獄。他抗議絕食，獄卒多次用鐵棍撬開他緊閉的嘴，強行灌入米湯，撬掉了他的大部分牙齒。但他終於絕食而死，成了眾多反右殉難者的一員。
北大經濟系學生黃中奇，當上右派後被鬥爭。被斗時他突然爬窗，打算跳樓自殺。幾名同學及時抱住了他。他一時喪失理智，拔出削鉛筆的小刀亂戳，使個別同學受了輕傷。結果當局說他”蓄意殺人”，是”右派殺人犯”，判處死刑。槍決那天，當局強令北大右派部分學生去刑場觀刑。（二十多年後，當局為黃中奇平反，可是他的骨骸早不知哪裡去了。）
對右派的處理，毛澤東說的是：”右派這麼多，除極少數違法者以外，不捉不辦，給選票……””捉”是逮捕，”辦”是法辦、即判刑。但他發明的”勞動教養”不屬”捉”，也不屬”辦”，對右派分子，他用的就是這個好法子。
甚麼樣的人勞教”？《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上說的是：”不務正業”、”違反治安管理”、”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不服從工作分配……不斷地無理取鬧”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份子”。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發佈社論說：”右派份子攻擊我們實行勞動教養違反憲法，這是最露骨的一種惡意攻擊。”所以，現在輪到右派份子嘗嘗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教養”的滋味了。
“勞教份子”和”勞改犯”關在一處”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別，每月有二、三十元生活費，自己須交伙食費。實質二者均被視為犯人，只是勞改有刑期，勞教未經審判，沒有刑期而已。
以下是當時北大的一名右派對筆者所作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新年年三十那天，包括北大在內的北京西郊幾所大學的右派學生、助教、講師接到通知，自帶鋪蓋到某處報到。報到後摘掉校徽，上車，開到海澱派出所，一個一個按指印。北京俄語學院的一個右派學生抗議道：”我沒犯法，為其麼要按指印？”結果當場被扣上手銬，幾個警察強行制服他，按了指印。而後，他們被押上了大客車，車廂首尾各有一個端著手槍的警察監視，每個人必須低頭，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車子開進市內的半步橋監獄。許多學生流著眼流吃完了年夜飯。
十天後，這些右派們與刑事犯一起，在半夜裡被解押到火車站，轉運到北京以東一百餘公里的茶澱車站。下車時，四周房頂上架著機槍，另有一支馬隊監視著犯人的舉動。
這就是著名的清河勞改農場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場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數是”勞教”的右派，少數是刑事犯。右派也有個別是”勞改”。”勞改”的沒有工資，”勞教”的則按體力強羽發給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資，再交回十元飯錢－－嚴格按照”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行事。
住處是個”口”字型的建築，中間是空地。四個角上各有一個崗樓，架著機槍。幹活時，地裡四個角都有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間休息在地頭吃飯，每人兩個玉米面窩窩頭、兩根蘿蔔條。從伙房運到地裡，玉米窩頭已經凍得很硬，咬都咬不動。每人每月定糧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頓大米飯，兩周可以吃到一頓餃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後，由於”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經濟崩潰，全國陷入了饑荒。勞改農場自然是首先削減糧食供應的地方。每個犯人，包括只是”勞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內，從一九五九年底開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勞動量並沒因此而減輕。人們逐漸虛弱，連鐵鍬也握不動，收工回來連爬上炕的力氣都沒有了。當人都浮腫的時候，便開始死去。一個分場竟至有一個小分隊的任務便是埋人。
本來，勞動已經免了，但春天來了，年輕的都被集中送到某處去春耕。三分場半數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數是刑事犯，大多數是學生，從北京西郊來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工業學院、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等校的右派份子。由於食物不足，勞動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隊伍全都倒下了，沒有一個活到夏天。
一九六九年，中蘇東北邊境鬧磨擦，中共怕蘇軍從渤海灣進攻，直取北京，而清河農場正是從渤海灣到北京城的必經之地。勞改犯人以及已經解除勞教但仍不准回北京的就業右派們，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儘管其中不乏因”反蘇”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這樣右派們便被遣送回原籍農村，清河農場作為右派勞改場所的歷史終於在六九年底前後結束，歷時計十二年。
在中國的東北角，有一大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自從一百多年前俄國人掠走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那塊豐腴的土地之後，這裡就成了中國東北的邊陲，俗稱”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陸續在那裡開闢了農場，轉業的人民解放軍一批一批地到達那裡的同時，囚犯和歷次運動中被整肅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這裡。一九五五年，周恩來總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蘇邊界上的興凱湖旁建了一座農場，專收北京送去的”勞教”、”勞改”犯。到了五八年，那裡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處。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車站忙了好一陣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凱歌聲中，一批一批右派份子被押上了開往北大荒勞改營的火車。右派份子到了農場，全部衣服包括內衣褲都用油漆寫上”勞改”二字。這樣，除非赤條條地跑或永遠畫伏夜出，絕無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於政府的”寬大”，他們不是犯人，沒有刑期；但這樣一來出頭之日就是個未知數，也可能遙遙無期。勞改營的某些規則適用於右派與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線（包括勞動時的許可活動範圍）者，武裝人員有權開槍；家屬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經當局拆閱；口糧以相當於一個小學生的標準配給。
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海澱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時表示抗議的那個北京俄語學院的學生，因”態度惡劣”，須予嚴懲，在別的同學由北京半步橋監獄押往清河農場時，他卻單獨被送到了興凱湖農場。在那裡，這個性子剛烈的青年決定逃跑。可是，當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蘇聯方向奔跑時，背部中彈，再也沒有爬起來。
少數成功地逃到蘇聯的興凱湖勞改犯，下場更慘。蘇方乾脆將他們裝入麻袋放在木筏上或將他們綁在木筏上，任其漂浮回來，幸運的回到中方受加刑處分，不幸的便沉於湖底，永無葬身之地。
北大西語系一年級右派學生顧文選當右派時才十八歲，無處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裡找媽媽。結果被抓回北京，判處五年徒刑。刑滿釋放後，他留在清河勞改農場”就業”，永不能回到社會。在絕望中，他設法逃到了蘇聯。哪知蘇聯更不把他當人，克格勃像畜生似的將他裝進麻袋，弄到莫斯科審問，然後又送回遠東。中國將他引渡回來時，正是文化革命”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在祖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他結束了那年輕的生命。
八、林昭的故事
中國的知識女性，也許對真理有著格外深的執著。北大女學生林昭可以說是個典型。她出身於一個革命的家庭，母親早在大革命時代就追隨胞兄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動清黨運動時，她的時任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的舅舅是被捕就義者之一。）林昭在母親的教誨下長大，對新中國充滿了激情。她二十歲時就在《常州民報》當記者，寫了不少新聞、詩歌、散文。一九四五年，她以江蘇省最高分考取北大新聞系。鳴放時，她為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叫好，又聲明支持已被批判的四川青年流沙河的詩文，並在北大的”自由論壇”朗誦自己的詩《我是劍，我是火焰！》這樣，她便成了”右派份子”。
被劃右派後，她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自殺前，她寫下一份絕命書，抨擊歷次政治運動中用別人的血”染紅面貌的人”，詛咒”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讓我的影子永遠跟著他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著我的血”。但由於發現及時，經搶救，未能如願。獲救後，曾質問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長）當年曾慨然向北洋軍閥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呢？”
林昭的質問自有其道理，但北大校長卻也有他的難處。當年蔡元培向當局交涉，搶救青年學子，不必擔心當局給自己按上甚麼罪名。現在情形不同了，右派學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不是用”迷途羔羊”掩飾一番，教訓幾句就混得過去的。當年的北洋軍閥當局，不看僧面看佛面，對蔡元培那樣的學者畢竟要退讓三分，蔡的保釋才能成功。四十年代國共內戰時北大的校長胡適也常常為保釋被捕的學生張羅，曾找過國民黨要人李宗仁，請他運用影響力使學生獲得自由。
如今情況大不一樣了。連大學教授都紛紛落綱，還會有誰去救學生？更何況大學校長、連教育部幾個副部長都中箭落馬、成了右派，還有誰能救學生？即使校長有勇氣去向政府（實際上就是掌實權的黨委書記們）交涉，也無成功的可能。
林昭自殺獲救後，被送去”勞動教養”，以後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毛澤東”大躍進運動”導致大饑荒災難時，她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蘭州大學下放在甘肅武山縣和天水縣勞動的十幾名右派學生，合作編印了一份刊物《星火》。刊物中《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希望黨內的同志起來……。該刊還印了林昭的一首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這批年輕人同時又寫了意見書，擬寄給各省市黨的領導人，希望靠他們來修改中共的錯誤政策。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編輯中，他們就於一九六○年九月全部被捕了
。
幾年後，林昭的妹妹去探監，她用一床白被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著一塊黑布，上面用白線繡了一個”冤”字。她的頭髮留得極長，齊根紮了一條白手帕，宛如千古名劇《竇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由於不服”無產階級”對她的專政，她被認為是”抗拒”，於是原先的”二十年有期徒刑”被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差不多同時，同案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以及對他們表示支持的甘肅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在武山縣被誣以”密謀暴動越獄”而槍決。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是官方法定的”勞動人民的節日”。在這一天，當局派人到林昭家中，冷冷地宣佈：”林昭已被處決。付五分錢子彈費！”林的妹妹默默地為已不在人世的姐姐付了那顆子彈的費用，母親則昏厥了過去。以後，林的父親憤而自殺，母親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憂憤而死。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就這樣消失了。
綜觀林昭短暫的一生，她沒有做過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她只是在接到死刑判決書後，剖開自己的血管，留下了一份血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這是一位纖弱而又堅強的江南女子留在人間的血詩，我們不妨抄錄幾句在這裡：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裡；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九、文化革命中的右派
正像林昭一樣，很多右派活到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稱之為”反右派的信號”）中，將右派定義為”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文化革命那場遍及全國的政治迫害，宗旨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以”地富反壞右”，特別是右首當其衝，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殺頭最多的一類人就是右派份子。特別是在文革初期，”叛徒、特務、走資派”還沒成為運動對象，紅衛兵的鬥爭目標主要是五類分子。被打死或者自殺的人中，右派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文革中動輒舉辦”萬人公審大會”，以呈”無產階級專政”之威力。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殺的”現行反革命”，不少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所謂”老運動員”。一九五七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就是其中之一。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裡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裡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一九七○年春，一批”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之前的一個多月裡，天天拖著腳鐐和手銬，分組被帶到北京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鬥爭、示眾。連”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們”借去”鬥爭一通，就像一批就要報廢扔掉的東西最後再使用一次似的。那批人中，除了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被周恩來以”留個活口”的名義保下未殺之外（張的父親張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畫家），全都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沈元僅是那幾十名”現行反革命”中之一員。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就被毛澤東拋出來，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祭品。歷盡磨難之後，他竟然活了下來。文革後他對前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整死一事發表了一通感慨，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是，早在文化革命前十年，甚至更早，從中共執政起，中國就”沒有法制”了。經他的手定案的北大右派師生多達好幾百名。當他為劉少奇之死發感慨之時，可曾想過北大的那些殉難者的生命的價值與劉少奇的生命的價值並無不同？
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許多殉難的右派的名字已被遺忘。他們的故事、經歷已被堙沒於歷史的塵灰。在這反右四十週年之際，我在心裡默念：黃中奇、劉奇弟、顧文選、沈元、林昭……願他們的名字長存人間。 (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