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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8日訊】五、台海兩岸關系未來的可能走向
台海兩岸的現實危机來源于中國大陸北京政府的非理性的狹隘思路与忽視歷史、漠視現實的鴕鳥政策，來自于專制獨裁極權政體的無法自圓其說而又必須為自己爭得臉面的裝腔作勢。台灣方面也應對此种危机承擔其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其責任乃是忽視了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所應具有的權利、義務，而只是一味地采取小朝庭偏安一隅的心理，而不能把握有利時机地竭盡全力地宣揚台灣經驗，不能使自己成為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民主、自由運動的橋頭堡与保護神，在自動放棄了對于大陸民主化運動所應具有的合法性支持之后，卻又把在中國大陸暫時執政的中國共產党當成了中國大陸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豈不知除了皇帝寶座的力量和刺刀的穿刺力量之外，共產党所能剩下的恐怕只是党的喉舌，亦即大陸的所有党控的新聞媒體發布的謊言和赤裸裸的欺騙及其赤裸裸欺騙謊言的力量了。然而，謊言只要一經戳穿，則一丁點儿力量也都不會有、不可能有了。因此，台灣必須清楚地把執政的北京政府与中國大陸人民區分開來。不進行這种區分，是無利于解決台海兩岸關系的，是不可能解決好台海兩岸關系的。
就台海兩岸關系的未來走向而言，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方式：
1)維持現狀：大陸不統、台灣不獨；2)在不戰的條件下兩岸展開政治談判，并在和解的基礎上達成新的國家模式；3)戰爭統一：大陸武力犯台，台灣武力攻擊大陸；4)戰后台灣宣布獨立，大陸民生更加凋蔽。
先看第一點：維持台海兩岸關系現狀，大陸不統，台灣不獨。所謂的現狀，就是大陸依然是現在的樣子，不肆意地挑起戰爭、但卻不停地制造兩岸麻煩，并給台灣的發展制造更多的完全毫無必要的障礙；台灣依然是現在的樣子，不按台獨的思路繼續走下去，不搞修憲，不搞獨立公決，不搞相關的獨立對抗。
維持現狀的好處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社會成本，能夠有利于台海兩岸人民一心一意地搞建設、搞發展，能夠有利于台海兩岸人民在免于戰爭恐懼的情況下安居樂業地進行各种形式的經貿交往、文化交往与親情交往，從而使兩岸中國人各得其所地享受到和平的溫馨、交往的益處和生活的美好。
但對此，北京政府可能不以為然。為了創造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所謂的“政績”，台海兩岸的兵戍相見地實行帝國“統一”的霸業，可能很快被提到中共中央“核心”的議事日程上并成為“核心”挖空心思地從事的戰略工作。
再看第二點，即在不戰的條件下兩岸展開政治談判，并在和解基礎上達成新的國家模式”。台海兩岸之間無疑應該進行開誠布公的政治談判，政治談判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那种業已造成了兩岸悲劇的談判，也不是我老大、你老小地听命于我的談判，倘若如此，那是不平等的談判，而不平等的談判從本質上說是不能稱之為談判的，因為不平等的談判与其叫做談判，不如叫做“投降”。這种投降實質的“偽談判”，是不可能達成有利于談判各方利益的協定的。因此，要進行兩岸的政治談判，就必須遵循政治實體對等的原則去做，這樣才能產生良好的結果，否則就不會產生什么好的或比較好的結果。
經過政治談判、經過善意的談判達到了妥協、謙讓的目的，亦即在和解的情況下進行适合于政治現實的偉大的政治制度之創新，亦即達成新的國家模式。國家是由人所創制的，無論古代的、近代的還是當代的，無論大也無論小，都毫無例外地是由人所創制的。由人所創制的國家既可以由人所改造、所破坏、所摧毀、所取締，也可以根据客觀的社會現實進行史無前例的或史有前例的大膽無畏的創造。不能死抱著僵硬的“一個中國”模式作底線或作原則來作茧自縛、墨守成規地自我禁錮。自我禁錮是要不得的，作茧自縛是要不得的，應該發揮中華民族所可能具有或必然具有的全部的聰明才智、靈活机動的戰略思想和沖破重重閉鎖与禁錮的非凡的勇毅，創造出可以為廣大的大陸人、台灣人以及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能認同、都能接受的國家制度創新模式，亦即新的國家模式。可能的新國家模式大概會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模式：“中華民族共和國”模式，既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包括“中華民國”，國旗、國歌待定。國家憲法，即“中華民族共和國”憲法待定。首都既不是北京，也不是台北，可選擇第三地，如南京等地作為首都。“中華民族共和國”主席由兩岸普選產生，任期四年一屆，最長不得超過兩屆。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多党制，公民社會、言論自由、請愿游行示威自由。公民的一切除受到合民意的法律限定外，不受其他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府机關及其工作人員之制約，除非該公民心甘情愿地作出法律上的承諾之外。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即權力制衡制度。因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集中的一党專政是造成中華民族歷史悲劇的總根源，所以三權分立、三權制衡的政治制度乃是制止社會生活重大惡性事故發生的唯一途徑，也是根除戰爭等一切罪惡与邪惡的唯一途徑。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無差別的國民待遇，否定戶口制、檔案制等人身依附的森嚴的等級制；否定官階排列細密而不可愈越的官爵分封制；否定罪惡叢生的司法不公的司法依附制、法官等級森嚴的官階制；否定橫征暴斂的貪污腐敗制和官、商勾結污濁制；否定警匪不分的黑道与警匪一家的黑手党制；否定“國營老大、集體小二、個體小三”的缺德制；否定公民個人不許辦理新聞媒體的党控新聞的壟斷制。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軍隊國家化，實行社會生活的非軍事化，實行軍事領域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非党化，實行軍隊職業化，實行國防力量現代化。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与世界主流文明相融合、相一致的和平、獨立的外交政策，反對落后而追求先進、反對野蠻而追求文明、反對獨裁而追求民主、反對禁錮而追求自由、反對閉鎖而追求開放、反對邪惡而追求正義、反對皇權而追求人權、反對倒退而追求進步。在國際事務中，“中華民族共和國”應以自己文明、開放与穩健的形象，成為世所矚目的國家。
第二种模式：“大中華共和國”模式，其范疇包括大陸、台灣、香港、新疆、內蒙、西藏等廣大地區。
第三种模式：“中華邦聯共和國”模式。這种模式尊重各地區的充分自主權，包括政治創制權、經濟創制權、文化創制權、法律創制權、軍隊創制權等。在什么都不管的情況下，各自獨立的地區或國家名義上卻享有一個中央政府的領導。例如現在的英國与各英聯邦國家的關系，莫不如此。
第四种模式：“中華聯邦共和國”模式。這种模式類似于美國國家制度、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家制度，其主要之點是給予地方以更大程度的自主權，比如經濟創制權、法律創制權，但外交与軍隊則由聯邦政府統轄，并歸屬聯邦共和國的總統或總理指揮。
中國共產党提出和現在在港澳地區實行的“一國兩制”，其實質就是“聯邦制”，只不過這种聯邦制不是那么完善而已，不是那么名正言順而已。如果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內蒙以及各省、各自治區确實能夠實行“聯邦制”，恐怕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了。除了第一种模式，即“中華民族共和國”這個模式之外，這個模式恐怕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接受的最好的一個模式了。這個模式由于賦予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權，必定受到地方的歡迎；由于取締了大一統的無所不包的中央集權制，因而是歷史進步的題中應有之議。實際上，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當時任中共東北局書記的高崗就曾提出過“東北只向中央上交財政和一定的稅收、其他一切都實行地方自治”的聯邦設想，此提議后來被追求大一統的自封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批評為高崗搞“獨立王國”、“想當東北王”。如果當初照高崗的話去做，東北的生活水平以及整個的經濟狀況不知要比現在好過多少倍，可毛澤東要當中央集權的共產始皇帝，所以堅決否定地方自我發展的積極性，結果耽誤了几近半個世紀的寶貴光陰，教訓實在是慘痛之至。
第五模式：中央集權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模式，亦即是現行的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政治模式。其主要特點是“總書記”制，實則是皇帝制；“人民政府”制，實則是王朝制；一党獨裁的社會主義制，實則是中央代表整個社會、皇帝代表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實則即各种欽定的代表代表人民、無商量地對人民實行欺騙与訛詐制；政治協商會議制，實則是陪襯花瓶制；“民主集中制”，實則是專制獨裁極權制；以及輿論一律制、警探密布制、思想統一制、言論封鎖制，等等、等等，舉不胜舉。總之，人類的所有的肮臟、血腥与殘暴，都產生于這一腐朽沒落的制度之中，所有的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种种罪惡，都產生于這一可恥透頂的制度之中。
在這种國家制度中生活著的人民，由于被剝奪了基本的人權，而只剩下屈辱的非人的地位，因而基本上都是奴隸。江澤民不是說中國人只應該有生存權嗎，他的意思不過是指，中國人都只能是喘气的奴隸。泱泱的中國大陸，竟有十三億奴隸在緊跟“核心”干革命，真乃荒唐至極。
“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奴隸國，以其貧窮、落后、愚昧、丑陋著稱于世，以其野蠻、流氓、無賴、無恥著稱于世。這樣的專制，哪有“共和”的气味；這樣的獨裁，哪有“人民”的影子；這樣的極權，怎么竟能配得上“中華”二字。
選擇什么樣的國家制度，是選擇皇權的國家制度還是選擇人權的國家制度，是選擇野蠻的國家制度還是選擇文明的國家制度，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難道不能進行自我選擇嗎，難道不能進行偉大的制度創新嗎？
第三點，即“戰爭統一：大陸武力犯台，台灣武力攻擊大陸”。對此，前面在討論戰爭問題時已經作了較詳盡的論述，即：戰爭不是什么好事，從事不是什么好事，無論怎樣都不是好事，都是極坏極坏的事情，只有尚未開化的野蠻人才能不怕戰爭、才能窮奢極欲戰爭的火与炮的所謂“考驗”。
考驗什么？考驗所謂毛澤東稱贊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考驗人的生命能不能經得起一陣子彈的掃射、一陣炮火的猛攻、一陣導彈的打擊，抑或是一顆原子彈的當頭爆炸。毛澤東生前所稱的“不怕戰爭、不怕打仗”以及鄧小平生前所說的“不怕打大仗、仗打得愈大愈不怕”，都類似于亡命徒或者無賴的“拼死一個夠本，拼死兩個賺一個”的狂妄叫囂。這樣的人領導人們胜利向前進，并且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那能不死人嗎？國民党將士死傷無數，据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說，有八百万之多，殺了那么多人，這些叫做“敵人”的人，不也是中國人嗎，不也是跟你、我、他別無二致的中國人嗎？這是對所謂“敵人”的人殺了那么多，那么他們對自己革命隊伍里的人又殺了多少呢？恐怕不能低于几百万人。那么多人戰死在疆場，戰死在兄弟姐妹的自相殘殺之中，戰死在毫無意義的內耗似的窩里斗之中，誰又能沾沾自喜于雙方的互相屠戮乃至于同歸于盡呢？
對生命的如此地不尊重，對生命的如此地不敬畏，對生命的如此地冷若冰霜，實在難以想象這能是人本身干出來的事情嗎？殺一個人都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更何況八百万？更何況埋葬在异國他鄉的四十二万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所謂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將士；更何況死于中越邊境的五万多永遠瞑目而不起的“血染的風采”之將士？
戰爭實在不應該發生，發動台海戰爭也沒有任何意義。采取什么樣的戰爭形式？是打常規戰爭還是非常規戰爭？什么樣的戰爭形式都是有悖于人類文明的主旋律的，都是殘害人類的野蠻之舉動。
比如打核戰爭這种非常規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的廣島与長崎的慘象，難道不能銘刻在我們的記憶里嗎？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死亡，就在那么一霎那間，余后的歲月里受到核輻射的人簡直就像活在地獄里一樣備受煎熬，環境污染、寸草不生，危害真的難以盡述。單是切諾爾貝利核電站的一次核泄漏，就使成百万人喪生，就使烏克蘭的廣大地域受到了災難深重的核打擊。所以，任何形式的核戰爭都是人類本身的自我毀滅。
導彈也不要打。一個導彈的造价据說好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怎么能夠打得起，那不是在打民脂民膏嗎？把這些制造導彈的軍費省下來干點別的什么不行嗎？
非常規戰打不得，那么常規戰就能打得？常規戰也是打不得的。比如，共軍武力犯台，要登陸，那要死多少人啊？一次登陸不死上個万、八千的，恐怕都難以完成任務。但這又有何益？有什么作用？這不是拿生命當儿戲嗎？再說你大陸打台灣，台灣也不會默默無聞地听之任之，像法輪功那樣以忍著稱。台灣也要反戈一擊，不但要阻擊共軍這個中國共產党“党衛軍”的登陸作戰，而且還要把導彈發射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香港等地，那不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了嗎，損失豈不是更大？到那時候恐怕就不是蝕一把米、二把米的問題了，而是整個大陸都陷于一片難以收拾的混戰之中了。這是很可怕的一個場景，但愿永遠不能發生這個悲劇場面。
第四點，即“戰后台灣宣布獨立，大陸民生更加凋蔽”。戰爭兩敗俱傷，台灣必然宣布獨立，而大陸由于戰爭創傷之深重，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成果必然毀于一旦，經濟制裁与封鎖又一次重演。不過這次恐怕与一九八九年那次有所不同了，原因在于這次沒有台灣商人和香港商人為大陸這個朋友兩肋插刀、頂力相助了。那時中國大陸政府由于不仁不義地發動台海戰爭而將會遭到徹底的經濟制裁与經濟封鎖，遭到全人類熱愛和平的有識之士的异口同聲的憤怒聲討，大陸民眾將會生活得更加艱難，更加懮心忡忡。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成為泡影，一切都隨著炮火隆隆而灰飛煙滅了。
請問，中華民族是選擇和平的复興還是選擇戰爭的死路一條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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