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2月26日訊】我出生正趕上「三年大饑荒」，那是餓肚子的年代。因為生孩子，我父母託人買了30多個雞蛋，把雞蛋醃起來等著坐月子吃。街道居委會看到我媽媽要生產了，就到我家裡來「拜訪」。從床底下發現了那盆咸雞蛋，就全部端走了，說是雞蛋都要出口。
從我記事起，什麼都是憑票限量供應。能吃飽飯是最大的奢侈。我鄰居家孩子多，吃飯時每人一個饅頭（多是粗糧窩窩，因為糧食供應比例就是那樣），剩下的饅頭就鎖起來了。有的老工人為了讓孩子能吃飽，辭去公職帶著孩子回東北林區老家，想開荒種地，那從此就是城鄉的區別了。
一天，我媽媽和她同事從機關食堂買飯出來，突然衝出一個農村小伙，搶了她同事兩個饅頭，他先往饅頭上吐吐沫，然後蹲在地上用胳膊護著狼吞虎咽地吃，不知他多少天沒吃飯了，任憑怎麼打也不動；媽媽辦公室還有個男同事，月初沒計劃好，飯票提前吃完了，到月底喝醬油兌水充飢，餓得起不來床；我劉叔的母親在農村，在自家屋後種了幾棵玉米，被生產隊長當作「割資本主義尾巴」羞辱批鬥一番，老太太回去就上吊了。
毛XX講：「深挖洞，廣積糧。」很多家都挖防空洞，我鄰居董叔挖了很深的防空洞，我們小孩愛去鑽洞玩。一天，他把洞口蓋起來了又紮上籬笆，不讓我們小孩進去了。很多年後才知道他在洞裡養兔子，半夜殺兔子吃。
我家有本書，內容是怎樣做飯能讓糧食變多，都是騙肚子的把戲。幾十年後我媽媽還提到她們書記，一開大會就說他家糧食怎樣夠吃，又吃乾又喝稀的，其實大家的糧食都是定量的，都餓。他就是做那種說鬼話招人恨的工作。有一次我媽媽同事告訴她，我爸爸在買飯回家的路上偷偷吃了一個饅頭。那年代有的家庭飯票都是分開的，各吃各的。
我記得小時候鄰居大娘大嬸來我家串門，說話間有個很常見的動作就是拉高褲腳、按小腿讓對方看，一按一個坑不彈起來，長大了才明白，她們都是餓得浮腫。
據我媽媽講農村更差，很多女人餓得不來例假，沒有了生育能力。待經濟緩過來一些後，有農村人進城偷孩子養（我們那是新建城市，周邊是農村）。有一個丟孩子的人家好像找到了自家的孩子，不過對方的鄰居們幫助藏那孩子，換別的孩子讓他辨認；孩子丟的時間長了，孩子也變樣了，孩子太小也不記事，更難找了，那時候也沒有DNA鑑定。有一個電工孩子丟了，瘋了一樣，也不工作了，天天背著一包印有孩子照片的印刷品，到處張貼找孩子，造成另類悲劇。
「臭老九」撐起的中國科技
從我記事，我家裡就有電話，那電話就像繫在我爸爸脖子上的細繩，電話由單位總機室接線員轉接，都是半夜工作上的急事。我爸爸只要不出差就是白天上班，晚上看書，查資料，我從來不知道他幾點睡覺，家裡最多的就是書。半夜電話鈴一響，全家驚醒，我爸爸接了電話就得走。冬天屋檐上掛的冰溜子一尺多長，夏天電閃雷鳴，越是極端天氣，工地越容易出事故，見他縮著脖子，推著自行車就衝出門。我從小就知道那是工作，是責任，那個年代的人都非常敬業。
蘇聯專家撤走前夕，在東北一個重工業基地，我爸爸提出要修改設計圖紙（他一直跟隨蘇聯專家工作），大家都反對，因為是蘇聯專家的設計。後上報給上級領導，他們也不敢決定。後來蘇聯專家聽到了這件事，專門過來和我爸爸見面。經過討論，專家同意了修改方案。新的設計方案為國家省下幾十公里的電纜，這事也上了報紙。並獎勵他300元錢，他全部請客給參與者，他說：「活都是大家幹的。」後來2、3次漲工資他都主動讓給別人。那時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都高。
反右運動過後知情人告訴我爸爸：「他是內定的右派。」反右時工作組傳達上級精神要大家「向黨交心」，人人發言過關。他同學之間相互傳遞著一些消息，有人抱著為國家建設的良好心願，可能話也有偏激，結果都記錄在案，就是日後當右派的證據。我爸爸在大會上說些小事，不足以當右派，上級工作組就多次找他單獨談話，每次都被告知，「他下井了，他在工地」，沒找到他，上天恩賜讓他矇混過關。
當上右派的同事就悽慘了，別說為國效力，生活都很艱難，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提起往事他痛心地說：「今天還是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隔天就得劃清界限，或者是人不知去向，太可怕，共產黨太陰險了。」
我媽媽年輕時也是「拚命三郎」，我小時候在長託幼兒園經常是最後一個被接走，週六的晚上我趴在幼兒園窗戶玻璃上，希望路燈下小道上走過來的人是來接我的。阿姨安慰我，我也知道如果我要被接走了，她也就下班了。
恢復高考後，我發現我很笨，我媽媽說：「是因為你沒有受過系統教育。」或者說：「那時候大人都吃不飽，孩子智力就受到影響。」我說：「你都吃不飽，你還生孩子，你不是害我嗎？」在我生孩子後，我媽媽才告訴我，在一次工地事故中，她為了救人，她給別人獻血，不知道肚子裡還有一個生命。不管怎樣我還是四肢健全地來到了世上。
那年代工程技術人員都是非常敬業，也愛學習，省吃儉用買書，家家都有很多技術書。我門叔進京搬家時，書不能全帶走，用三輪車往造紙廠送；我爸爸讓他處理書就像要割他的肉，千挑萬選，其實知識老化更新早都是廢品了；我家樓上退休多年的劉叔家裡裝修時對老伴說：「你給我留幾本，讓我還能想起我這一輩子是來幹什麼的。」那一代的工程技術人員對專研技術、對書，那種情感上難以割捨的心，現在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下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人身自由的那些 「臭老九」們 ，就是這一大批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憑著一顆顆拳拳的愛國之心，餓著肚子、負重前行，撐起了祖國建設的脊梁。
栗子不好吃是苦的
為了擺脫飢餓，我媽媽要求下放當工人，這樣糧食定量從每月26斤增加到每月40多斤。她下放後在總醫院修理醫療設備。
一年秋天，魯山軍用飛機場（在大山裡）儀器出現故障，讓我媽媽去幫助排查修理，當時是機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回來帶回一些蘋果、核桃和板栗。我爸爸就說：「板栗留著，等過年有肉了，栗子燉肉那才好吃哪。」我就盼著過年吃栗子燉肉，我父母屬於那種不太會生活的人，栗子很容易生蟲子，很快發現板栗壞了，趕快剝開，除了變黑的之外，有點變色的部分都捨不得扔。栗子燉肉我是沒吃著，但我知道了栗子不好吃，苦。
有一次我爸爸到山東某市開會，當地盛產花生。那年代市面上根本就見不到花生，據說是出口給外國人吃了。我爸爸在電話中暗示可能帶花生回來，全家沸騰。他回來後講述花生米來之不易的故事。
他們先內線聯繫，半夜起來，大家要分頭離開賓館再聚合，在嚮導帶領下走很遠的山路到達約定地點，去的人都是能背動多少就買多少（帶殼），天亮之前交警還沒上班就趕回賓館，半夜起來剝花生，在回家的火車上同行人相互關照防止被乘警發現，一路上偷偷摸摸終於把花生米帶回家。
我姥爺是給大財主家趕馬車的（會點武功），屬於被剝削階級。聽我媽媽講：「馬車後面有一個專門裝零食的小木箱，他每次回家都會給孩子們帶點花生、瓜子、麻花之類的。我媽媽說：「我和你爸爸這麼努力工作，你們現在的生活還不如我小時候生活好。」我姥爺掙錢少但還能給孩子買些零食吃；我父母掙錢多但市場上沒有，買點心也要糧票，糧票就那麽多。
有個詞叫「雞屁股銀行」，農村老人家養幾隻雞下幾個雞蛋捨不得吃，賣掉換幾個活錢買鹽什麼的。在路上經常看到農村大娘跨個籃子，上面蒙塊布，布下面放幾個雞蛋。擦肩而過時會輕聲問一句，「要雞蛋嗎？」也有成年人從身邊走過說句「要布票嗎？」如果想買就到一個僻靜地方交易，那是違法了。也見過農村女人賣什麼被搶秤搶籃子的，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
給孩子做件新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講「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電影上的白衣服藍褲子，那才是胡扯八道哪，別說一年就那幾尺布票，肥皂票也限量啊，洗白衣服多費肥皂！
後期又出現了農民進城換大米，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農民拉著架子車，車上放著幾袋子大米，走街竄巷吆喝著「換大米」。比如：一斤半玉米麵換一斤大米，你從家裡麵袋裡挖出幾碗粗麵交換大米，這也必須是有道德和信任做基礎的。現在市面上有毒大米，你敢要陌生人的大米嗎？從你家裡拿出來的麵乾不乾淨？摻沒慘什麼東西？人家敢收你家的麵嗎？人的道德不行了太可怕，誰也不敢相信誰，誰都防著別人，最後把自己也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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