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國對峙從經貿、科技、外交領域蔓延成為全方位的價值衝突時，世界要怎麼因應這樣的態勢？AI紀元降臨，面對個資與隱私邊界越發模糊的數位環境，應如何定義人的價值？而台灣在波瞬息萬變的世事潮流中又該如何自處，找到自身定位？
作者朱敬一在書中再次展現其廣博而深入的閱讀力與思辨力，透過一篇篇深刻的讀後評論，帶引讀者橫跨科技、經濟、歷史、兩岸、文學與文化等諸多面向，思索、辨認當前看似當道的趨勢和潮流之中，真正關鍵的價值與問題所在。
眼下我們這個堪稱快速裂變的時代，一切的發生與衰變都在轉瞬之間，讓人無所適從。作者以沉穩的筆調耕耘出豐厚而紮實的評論，不僅向讀者指出思考問題時的核心要義，更揭示了閱讀的積累在這紛亂當下，仍有其積極的意義與作用。作者耕讀千卷之精要，盡在此卷中矣。
內容節錄
《千卷耕讀一卷評》
關心兩岸關係，就該讀《民主與兩岸動向》
這本書收錄了余英時先生在一九九○年前後四、五年間的政治評論文章，大都發表於報章雜誌。文章當然都是余公所寫或口述，這個版本由顏擇雅女士做了編註，印刻出版。
余先生的文字親和力非常強，讀者與作者通常距離極短。但是我相信這冊書對絕大多數五十歲以下的台灣讀者而言，都頗有「距離感」。有距離的原因有二：其一，畢竟寫作時間是大約35 年前了；這些文章不是什麼純文學，而是對當年台灣解嚴、中國天安門屠殺、歐洲柏林圍牆倒塌等事件做評論性的回應。事過境遷，35 年前的評論文字，現代台灣人讀起來當然有距離。其二，畢竟余先生這一輩的人「中國情懷」頗為強烈，所以他在許多文章中的用字遣詞，都與台灣「天然獨世代」有距離。
之所以 35 年前的兩岸評論文字如今讀起來有距離，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民主轉型走得很快很順。台灣經過解嚴、國會全面改選、2000、2008、2016 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越來越徹底。誠如我聽別人轉述李登輝先生的描述：「民主走到極限，就是獨立」。當台灣的立法、地方官、總統、憲法增修等國家框架全是由 2300 萬人民決定的時候，台灣當然就是獨立的。而今天習慣於這些「當家作主」框架的台灣人民，自然會對 35 年前有關兩岸的評論，感到陌生。
這本書與天然獨世代有距離，但正因為如此，我會建議他們買來讀。過去 35 年，雖然台灣的民主進展很快，但是對岸中國卻不僅沒有進步，甚至是倒退甚多。台灣的危險之一，就是許多人民（甚至包括從事國安、外交工作的人員）對於中國了解太少、太不足。《孫子兵法》所說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或許是指比較狹窄的軍事面，但即便是《教父》電影所描述的幫派鬥爭，都有 “close to your friends, and closer to your enemy” 這樣的描述。依照《教父》的幫派思考，台灣人民不論把十四億中國人民當朋友或當威脅，都要了解中國。余英時先生的文字評論則是一個「了解中國」的橋樑：一則余公不斷提醒我們「千萬不要信任共產黨」、「共產黨政權是一個邪惡的流氓政權」，二則我們也可以透過余先生的文章，了解中國人的情懷與關注，完備「知己知彼」的心理充實。
我想對余公的兩岸評論文章做幾點補充。
余先生生於中國長於中國，至弱冠才到香港，他在文章中流露他在文化歷史上的中國傳承，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余先生與我所認識的許多有中國情懷的學者不同：他的「民主」觀點極為精確，而且他絕不會因為中國情懷，而對民主的價值與理念有絲毫妥協。他在書中的句子「世界上誠然有許多獨立而不民主的國家，但是卻沒有民主而不獨立的國家」，講得非常好。這句話與前文「民主走到極限，就是獨立」，確實是異曲同工。我敢這樣說：在余先生心裡，「民主價值」與「民族情懷」二者，絕對是有先後順序的。有許多台灣學術界與非學界的人分不清楚「民主」與「民族」的差別，而產生思考與判斷的迷惘；余先生的文章，應該有極佳的啟發。民主是價值體系的一環，但是民族、血緣、歷史、文化卻是感情面的牽繫。余先生在感情面與價值面有其依屬，也因此極受中國流亡海外民主人士的欽重。
余公對中國共產黨的深惡痛絕，緣自四方面的觀察與思索。其一是他閱讀歐洲共產主義的文獻與觀察共產政權的統治，其二是他深刻掌握歷史上中國流氓皇帝（如劉邦、朱元璋）的崛起與掌權模式，其三是他十幾歲時親身經歷中國共產黨在他家附近的敗行，其四是毛澤東掌權後的一連串倒行逆施，以及 1989 年的天安門屠殺。余公以「狠」、「痞」二字形容中國歷代流氓皇帝，堪稱精準。但是我以下還要做一點延伸。
「痞」就是無賴無恥、到處鑽營循私，萬一事發則兩手一攤裝無辜。「痞」這個字很難分級。劉邦「分我一杯羹」是痞，競選校長不揭露自己與遴選委員的親密關係也是痞。兩種行為都是無賴、不要臉，但我們很難說哪一種行為「更不要臉」。然而「狠」這個字確實可以分級。毛澤東土法煉鋼、大躍進，搞死數千萬人，眉頭都不皺一下，其狠的級數絕對比史達林、希特勒有過之。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把全中國搞到天翻地覆，他照樣在長江游泳，這種內心的絕對無情與全然麻木，那也是超級的狠。
前述這種「狠的極限」，我認為給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形成「標竿」作用，遺害無窮。有了毛氏的極狠標竿，那麼處理西藏、天安門、維吾爾、香港，就「沒有什麼下不了手」的。我認為，這是鄧小平（或王震）「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安定」如此喪心病狂言論的背景。「狠」字也代表中共政權「為達成某個集體目標，完全不在乎其他的利益」。在 WTO，韓國大使也曾經親口告訴我：他們完全不知道如何與中國談判；中國似乎隨時願意放棄超級大的利益，只求達成某種看起來非常不理性的目標。我認為台灣處理兩岸問題，要格外留意毛澤東留下的「狠的極限」標竿，不能以常理度之。
余公的文字反映出他道德思路的圓融一貫（coherence）。他的知識體系與民主價值做為他撰寫兩岸與華人世界評論的基礎，筆鋒充滿感情、內容盈實關懷。老實說，像余公這樣的典範人物，學術界並不多見。因為他思維圓融，所以我們不會發現他文章中甲篇與乙篇有任何的矛盾。因為他以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修養自持，數十年以來我們也不曾看到他評論公共事務的偏私。余先生在書中或有過於樂觀的預期（例如中國巨變指日可待），但是那些都是小節出入，無傷大雅。
余先生書中引顧炎武句：「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余公的學問絕對一流，但是「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才是我崇敬的。讀余公書，所學何事？這是不少台灣學者可以問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