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杀饿殍妖言吼（中）
上一章，我们展现1958年三大天象的金星守牛，以及这个天象的预意「妖言祸乱」「饥饿」「政权易主」在人间的表现，拨开毛、刘忽左忽右、忽清醒忽昏头的表面纷乱，揭示了背后共产幽灵的直线轨迹：谁当老大谁犯傻，谁就被严重干扰，谁就极左冒进，把人民推向大劫的深渊。
这一章，我们来看1958年的又一大天象：水顺守斗逆守尾。《乙巳占》：「水守斗，有战争；水星白而大，裂地，贿赂可以得利；对应的诸侯国有屠杀之灾，政权变革。」[1]前面讲过：1937年南京大屠杀，天象就是水星守斗。《乙巳占》： 「水守尾，大饥，人相食，君子卖儿卖女，百姓逃荒、逃离分野国。」[2]
这些天意，和金星守牛百姓饥一起，在人间兑现之余，中共又一次重演逆天，把局部的灾劫，泛滥全国。
9. 大炼钢铁的基础：人民公社化运动
老刘始作俑，老毛赞推行
人民公社，刘少奇说是他和周恩来等人在一次闲聊吹牛中，吹出来的，刘少奇马上办试点。1958年6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率先成立。7月20日，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将新乡县七里营乡的26个高级合作社合并成七里营大社，管辖3万多农民，突击装潢成试点。18天后，毛泽东在吴芝圃的陪同下专程视察，见人民公社大院里办起红专学校，门口挂著「政治系」「气象系」的牌子，俨然像模像样的大专院校，还有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社办工厂等部门，大为赞赏。
有了毛的赞赏，刘开始迅速推广。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这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3] 到年底，全国合并成立了2.6万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都被「自愿」加入。
公社十包，妖言美好
公社被中共妖言描绘成当时的「理想国」，有「十包」：「包吃、包穿、包生养、包死葬、包结婚费用、包教、包住、包烤火费、包理发、包看戏看电影。」实际上呢？
包吃是最大的谎言，是饿死农民的直接原因之一，后文集中讲述。
包婚嫁：不过是给新媳妇两天假，10元钱，约当于令农村人羡慕的城市中级工人一周的工资。
包死丧葬：不过是用席子卷起来深埋在地里做肥料，特别是，后来孔子（儒家重视丧葬之礼）的故乡山东发明了肉葬，把尸体扔进指定的尸池即可，从尸池水道流出的尸水，流进挖好的小坑，生蛆之后，捞蛆喂养公社的鸡鸭。当然，鸡鸭禽肉，只有公社的干部和家属能享用。
「托儿所」「幼儿园」：所有小孩子都往里放，由几个老太太照顾著，基本是死不了就行。老人呢？进了公社的「幸福院」，不是去托儿所看孩子，就是洗洗刷刷，不让你清闲。
公社「一大二公」，农民彻底农奴化
刘少奇推行的公社「一大二公」。「大」，常常包含数千乃至几万农家；「公」，是全部公有化，农民自留地、粮食、家禽、家具、农具都被收走，各家禁止开火做饭，只能到公社食堂去吃饭，私有财产除了家里的十来元钱，只剩下衣服。
公社的口号是：「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农民完全失去了自由，每天天一亮，集合下田或上山劳动，谁敢不去？不给饭吃。组织修水利、大炼钢铁，谁敢偷偷回家？民兵抓住往死里打。这是大炼钢铁得以疯狂泛滥的组织保障。
农民几乎失去了一切，都被改称为「公社社员」，彻底沦为中共的农奴。
「解放」妇女老人
1958年9月19～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指示中有：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也就是说，把妇女老人，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编成战斗化的劳动队。妇女全天劳动，干著重体力活，像驴骡一样拉车运矿石、木柴，却只计半个工，被奴役得更惨。
10. 大炼钢铁，全民疯狂？
1958年，中国大陆遍地垒砌土炉，开始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为了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刘少奇主导下的中央，提出了其它部门「停车让路」「以钢为纲」。广大农民、学校、事业单位等等，全部无偿义务劳动，为国家做贡献。有力气的医生护士，被抽去炼钢，医院人满为患，门诊、手术、护理团团糟，院长无奈地说：「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当即谁都不敢有怨言了。
农村16～60岁的男人，除了当民兵维持公社秩序的，都被编组成劳动的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从事工农业生产，夜以继日、连续作战，「积极」地投身于中共的运动，几乎丧失了家庭生活和行动自由。
大炼钢铁原料何来？文物庙宇很多被拆掉，砖石拆去建炉，铁佛像、铁塑像、铁锁铁链子铁件，无一幸免。因为农村都去公社食堂吃饭，不许各家私藏粮食，农民被自愿献出铁锅、铁壶，砸了炼铁。
干劲何来？看看上图，哪见干劲？农民「冲天的干劲」，是基层干部强迫百姓大干、苦干、多干，为换取成绩向上爬而宣传出来的。谁敢偷懒，抓住打成坏分子，那就翻不了身了。当然，城市有些工人，特别是学生确实有干劲，那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
燃料何来？煤矿不是哪里都有的，只能滥砍滥伐，山林大毁。
1958年12月19日，中共向全国人民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土炉炼的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任其生锈，最后只能掩埋。
大炼钢铁，全国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还不算无偿的劳力、各行业间接的损失。青山变为秃岭，大量水土流失，种下水灾旱灾的种子，生态环境的损失更是无可估量，典型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11. 1959年，密植大减产
证明浮夸，一假再假
1958年浮夸风，《人民日报》不断放卫星吹粮食高产，照片都是下图那样密不透风的稻子，都是验收前夜从别的十几亩甚至更多的稻田移栽过来，以便现场收割制造假象，术语叫做「并苗」。这样，高产必须密植的假经验，就在全国铺开了。
刘少奇是完全被干部和农民欺骗了。而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上这张照片，当即摇头说：「娃娃，下来吧，站的越高，跌得越重哩……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4]
八字宪法反执行，政府推行密植令
前文说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毛种过地，有经验。可是毛不是种地专家，他以为稍微密植一点，可以增产的，于是毛泽东根据农业专家的经验，迅速提出了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土（土地情况）、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保、防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后来被称为「八字宪法」。
细看之下，这8字宪法都是废话，这8个字的意思老农都知道，增产需要细化的具体措施，不需用套话来教育，但是共产党上上下下都认为很有用。毛的用意，核心是「合理密植」，抵制浮夸密植，而刘少奇掌控的政府各级干部，同样深受媒体浮夸风的欺骗，把「合理密植」，理解为「密植合理」。县里派到各地的技术员，强迫农民们密植，普通地一亩要下麦种80斤，超过常规的3～7倍（地区和麦种不同，下种数量不同），高产田一亩下种200斤，甚至更多，地上密铺一层，完全遮盖下面的土，老农急得要打架，倒是年轻人政治觉悟高，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讲话无效改行文，下发基层没人问
如此密植，毛泽东急了。在几次高层会议讲话没人理的情况下，毛直接写文章，把指示直接传达给各级干部，直达基层。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以商量的口气写信说：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注：指刘少奇掌控的各级政府）规定的那一套指标（注：指层层下压的高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轻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结果，基层干部对此问也不敢问。那时，谁敢说实话，就被刘少奇的官僚体系打成右派。
59年夏收秋收，在没有全国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密植的高产田在青苗时期就枯死了，颗粒无收，普通田因为密植，收成大减，「深耕高产」的骗局也败露了。全国产量的统计数字比去年减少15%，这还是浮夸以后的数字。
12. 夺粮大饥荒，饿殍满村岗
丰产饿死人，旷古又绝今
1958年可是个大丰产之年，但不少地方，公社干部为了完成上边压下来的大炼钢铁的高指标，不让农民收粮食，农民看着粮食白白烂在地里不敢收。加上秋收交中央公粮、地方公粮，再有卖给中央的统购粮，特别是各地浮夸高产，地方为了圆谎，按照虚报的产量征粮，征不出来，就抢走农民的口粮。
中共已经解密的资料显示：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实际只有4000亿斤，只比1957年增长了2.5%，比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预计的7500亿斤少了将近一半，但是，征购量却比1957年真实地增加了22.3%，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
这样，1958年秋收后，浮夸、征粮严重的一些地区就开始饿死人。
到1959年春，问题更加暴露，公社食堂全年的存粮，已经快被吃光甚至已经吃光。各地在给中央的统购粮高指标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要返销粮的呼声不断。
为什么「大丰收」后，各地反而急切要返销粮？中央实在搞不懂的时候，广东省率先给出了答案。
反瞒产广东率先，逼民粮陶铸铁腕
1958年浮夸风放卫星，广东省落后了，秋收时迎头赶上，稻谷产量，一天比一天「高」，「高」到稻谷没处放。于是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下令：全省农村的公共食堂「一日三餐吃干饭（注：不再吃稀饭灌饱），敞开肚皮吃饱。」没多久，各地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饥饿导致的水肿病开始蔓延。省委不相信缺粮，召开庆祝丰收的 「群英大会」，规定凡是达到亩产千斤的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有一些县坚决说真话，不要重奖；而另一些县，抵不住诱惑，为得重奖而虚报产量。假高产的东莞县，一下成了先进，名利双收。而说实话的，却被怀疑为「瞒产私分」。
没想到，「丰产」的东莞也交不上粮食了。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当晚，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纷纷编造他们在农村反瞒产的结果：发现了「大量粮食」。上百干部中只有一位老大姐站出来唱反调，说：「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当即说她「右了」。
在陶铸的铁腕压力下，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东莞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吃干饭（不喝稀粥）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赵紫阳太极推手，反瞒产苦难解救
1月23日，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今徐闻县），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召开4000名干部参加的反瞒产大会。赵紫阳严厉指出：「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结果，查出7000万斤粮食！
赵紫阳的成功经验上报省委，并转送中央，报告中唱高调：「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报告介绍的核心成功经验是：「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示了赵紫阳的报告：「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以内部文件形式传向全国。
有些人认为这是赵紫阳一生的污点，推动了罪恶的反瞒产运动——深入辨析，方见真机。赵紫阳的反瞒产，小小的雷南县竟然反出了「7000万斤粮食」！在哪里？纸上而已。既满足了中央证实大跃进的愿望，又给足了广东老大陶铸的面子，纸上的「7000万斤粮食」怎么处理？不像后来有些县那样造假展览，不像后来那样疯狂抢口粮、种子粮，赵紫阳要求原地不动改善当地伙食，还不要求食堂猛吃干饭，用浪费去证明什么。
上上下下都满意，赵紫阳本人还把责任甩了个干净，受到表扬，经验推向全国，多漂亮的太极推手！得救了多少人啊，而陶铸一声令下「食堂三顿吃干饭，放开肚子吃」，一天就消耗百姓维持5天生命的粮食，得多饿死多少人啊！40岁的赵紫阳，此举积下了大德。如果全国都像毛泽东批示的，效仿赵紫阳，反瞒产运动，还能出人命么？
铁腕反瞒产，杀人不眨眼
可惜，刘少奇推行的反瞒产运动，是极左的陶铸式的。《人民日报》在2月25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反瞒产调查报告。尽管陶铸在3月份汇集各地调查资料，发现自己错了，勇于向当地人民、向中央承认错误，可是反瞒产的陶铸逼粮模式，已经泛滥全国。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夺粮的结果，1959年秋收后，全国农民的人均原粮（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1958年还少100多斤。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野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末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当时人口7000万的第一大省四川，在反瞒产运动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省委公布产粮3500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浮夸总数的49%，征购比例大大高于1958年以前的31%，剩下给每个农民的一年口粮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必然的。
四川宜宾市「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2500多基层干部，该市农村16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到100余斤，每人每天2两多粮食，3.8万人饿死，近1/4。仁寿县委书记开大会，让民兵在台上轮流抽打押上台来的公社干部，逼问粮食，搜刮殆尽，大量饿死人时，省委发下来500万斤救济粮，每人不足5斤。到1961年底，仁寿县共减少人口20万。拥有都江堰的灌县，自古就是产粮大县、巴蜀粮仓，饿死4万多；被称为「鬼城」的丰都县，饿死8.7万，占1/6；巫山县饿死了5.7万……
如今官方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大跃进、大抢粮造成四川饿死812万，占总人口的11.6%，实情比这些官方数字更重。
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听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2.4万斤」的大卫星，带人去调查，发现亩产只有几百斤！田家英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当中共宣传的所有丰收、高产的谎言都破产的时候，报纸电台开始编造严重自然灾害的谎言，号召人们勒紧腰带干革命。在饥荒报告不断涌来的1959年秋，《人民日报》依然推出了《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5]，号召广大农民继续掀起深翻土地运动高潮，但是农民再也无力响应谎言了。
四年共产主义，河南死人遍地
河南是刘少奇指定的人民公社的试点，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土地深翻高产、坑害全国的源头也在河南。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浮夸风，河南首创放卫星。6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并称之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 全省577万人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敢收，太行山、伏牛山、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砍滥伐。河南一时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减产到217亿斤，河南省委谎报为1000亿斤。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河南则增加了55%。一些地区谷糠、秸秆、玉米芯、野菜先后吃光，树皮紧缺，开始煮土充饥。
1959年，素称鱼米之乡的河南信阳地区，百日无雨，旱灾造成粮食减产。信阳地委9常委中，以地委书记路宪文为首的8位坚持认为1959年是特大丰收年，因为各县市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唯有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认为大欠收，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
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在信阳地区征粮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抢走。秋收刚完，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被干部发现后砸锅。群众外出逃荒，信阳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邮局检查拦截告状信，同时开展「反瞒产」运动逼粮。
征粮不达标，地委下去主抓反瞒产，张树藩被分到西平、遂平两县，发现当地已经断粮，百姓普遍浮肿，马上打开国家粮库放粮，同时申请省委批准。张树藩的担当，保全了百姓，后来成为罪状挨整。其它县反瞒产，在数字上反出了虚假的几千万、几亿斤粮食，结果饿死人不断。
1960年2月，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传到北京，中纪委派人调查，吴芝圃千方百计 「捂盖子」，还给路宪文打气：「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0月份，陈云去河南调查，说「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吴芝圃仍放言：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河南省信阳地区大跃进、大夺粮，1958～1962年造成150多万人饿死，超过当地总人口的1/8。可是国家粮库就在信阳，那些存粮能为当地百姓保命。开仓放粮权力在省委，只有地委张树藩先斩后奏，私自放粮一次，后被肃整。[6]
共产暴政，大陆成风
从上图可以看出，水星守斗尾、金星守牛的天劫，主要集中在尾宿、斗宿、牛宿，尾宿的分野在燕地，包括河北省、东北三省、山西的一部分；斗牛的分野，前面多次说过，都在吴越，上述地区饿死人多，也算应天象。
据著名历史学家曹树基研究，全国大饥荒饿死排名：四川省饿死最多，940万；安徽省其次，633万；河南第三，294万……江苏第7，饿死153万……河北第13，饿死61万。[7]
安徽死人多，可以说有天象天劫的根源，而和安徽同属吴越地区的江苏，按天象说，应劫数也大，为什么死人较少，排第7呢？这跟江苏的老大们为民担当有关系。后面会讲到江苏省委们暗中抵制中共极左路线的义举。
同样，属于燕地正位的河北省，死人很少，和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和中央揭穿徐水共产主义浮夸风骗局，揭穿泛滥全国的「并苗」欺骗，从1959年就坚持自愿办食堂的原则有关。
这些地方的老大们，清醒地凭良知做事，共产幽灵就难以操控他们害人。他们顺天理，顶著罢官被批斗甚至可能被整死的风险，救万民于倒悬，不管做成没做成，都是积大功德，当然做成了功德更大，这也正是他们的修行之路。
相反，饿死人最多的四川省，饿死人第三的河南省等，天劫的分野地跟这些省无关，也就是按天道都不应该有灾，这些地方饿死人可都是逆天大罪，既逆天象又逆天理，天地公认的人祸，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极左暴政的结果。
大跃进时期，饿死4000万？
杨继绳是研究揭露大饥荒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他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新闻出版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以采访农业政策演变的名义，在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都是一般人无法接触到的。据他的统计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饿死）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约4000万人，合计人口损失7600万，人吃人事件上千起[8]。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透露，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研究统计的数字较少，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认为非正常死亡3245.8万，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认为：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
1961年，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随刘去湖南省调查，她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9]。可见中共秘密官方档案统计的数字，都是缩水的。
这里不做深入细节辨析，只是从上述统计数据中折中，说中共大跃进、大抢粮，1958～1962年，造成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4000万人」，简称饿死4000万人，作为指代。
注意：只说「大饥荒」并不确切，因为听到饥荒，人本能反应就是天灾，易于掩盖真相。说「大饥荒、大抢粮」更准确，中共抢粮是饿死人的根本原因。
饿死的基本都是农民，当时城市普通百姓也吃不饱，但是每月定量供给，成年男子有大约24～30斤粮，每天近1斤。饿得难受。身体好的饿不死，体质差的就不行了。因为当时城市百姓也吃「代食品」，都营养不良，很多人浮肿，也饿死（非正常死亡）了几百万，但是数量上比农民少得多。
农村就不同了。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将农民口粮每天降为4两，这个标准比一只鸡一天所需的饲料重量还低。下达的口号是「一天四两，晒太阳」，冬天晒太阳取暖，减少热量损失。中共河北省委还提出「吃四两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结果饿死人增多了。但是，张家口市蔚县为了积极邀功，「更马列主义」，给农民降为每天3两，结果饿死人数暴增。[8]
13. 老刘「反水」推责，老毛失势背锅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反水」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征得毛同意后，刘少奇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人参加，共七千余人，又称「七千人大会」。本意是统一思想，推动在农村征粮。
中共主席毛泽东主持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书面发言，指出大跃进以来在工作上的错误，但是基本不自我检讨，平淡无奇。不久，毛指示刘少奇还要做口头报告。1月27日刘主席的口头报告，唱出反调，出乎所有人意料。
刘少奇暗示他怀疑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我们现在不取消，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有些问题现在看不清楚，要经过5年、10年以后再作结论。」工作的得失，过去毛泽东常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他则说：「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他引用农民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彭德怀的万言书「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如果不讲民主，仅仅提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犯颜直谏，除了历史上多几个烈士，是不会有其他作用的。」
当时毛泽东就在身边，这是刘少奇主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直接影射毛泽东的错误，向毛叫板。
刘少奇还痛批《人民日报》的浮夸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误导全国的错误，好像那些并不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与他毫无关系。谁搞的？所有不知内情的各级干部都会认定：一定是毛主席搞的，刘主席是扛著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这是台前幕后的关系。
刘少奇的发言，义正词严，得到了七千多各级干部的热烈掌声。毛这时看清楚了：一路捧著他而成为接班人的刘少奇，绝不忠诚。大会上，毛的所有讲话都在为自己的手下护短，为刘少奇护短；而刘少奇，不但不为自己亲自搞起来的「浮夸风」「共产风」承担一点责任，反而甩了个干净，反戈一击，压得毛无法抬头。刘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历史责任一定要由毛来承担，必然要对毛做历史清算。苏联的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被中共称为修正主义，刘少奇一定是修正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七千人大会上憋的这口气，直到文革打倒刘少奇，才出来。
挺林反击，人心已去
毛马上做出部署，安排林彪发言。1月29日林彪的发言，大肆吹捧毛泽东，抨击已被打倒的彭德怀。但是，大会反响寥寥，远不如刘少奇的发言。
原定1月底结束的大会，毛决定延期，让主要领导都发言，让各地官员在小会上发言消气，这样才能看清局势。
1月30日下午，毛在大会上坦诚认错，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都比他懂经济，他只懂一点农业，「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都是不深刻的走过场，显示谦虚。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他们不愿意也不敢背这么大责任。
当时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领导提出一个「公式」：「不是毛主席的问题，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不深，执行出了问题。」但是谁能听出来，明面上是在给毛开脱，实际是说：错误都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造成的。
这样一来，各地领导都认定：错误根源在毛，刘、周、邓只不过是台前执行了毛的错误指示。刘主席的声望空前高涨。当然，这也与在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开始大力纠正大跃进的极左错误有关。会议的结果是：刘少奇的讲话在干部中激起强烈共鸣，小组人员争先发言，尽数大跃进的各项错误政策，有彻底否定之势。
毛知道，自己不但完全被架空，也失势了，人心都在刘少奇一边了，历史的黑锅则压在了他身上。
西楼会议，刘再出击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21～23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所谓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毛没有参加，刘主席主持。刘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了不给毛难看，拒绝发言，在西楼会议上大谈，揭开了虚假平衡掩盖的50亿元赤字，以及各种困难的实情。在毛不在场的情况下，大家听到真话，敢说真话，气氛热烈。
刘少奇指出：「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大家都能听出来，将来上史书的大罪，刘少奇是指毛，而不是「没有责任」的刘主席。
很多人以为这次会议彻底激怒了毛，其实，七千人大会上，毛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只是刘主持的又一次打击而已。
退居二线的毛，不断被边缘化。到1964年时，一次中央全体会议，毛要参加，邓小平说「不必了」，刘少奇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毛已经完全失势了，人心不在。
14. 天道好还，天罚难掩
老刘推责，老毛背锅，不管人间怎样写史掩盖，天象是无法掩盖的。天理昭昭，其道好还，饿死4000万人这个空前的大罪，天谴会降给谁呢？
还有读者问：为什么1958年的天谴大劫，会降到广大农民身上，而发动和推进大跃进、人民公社、反瞒产等一系列运动的中共统治者和各级官员没事呢？
后文在1958年「四星聚」天象下的讲述和深入辨析，会给出答案。
请看下一篇：《中共妖言、暴政裹挟下 农民卷入其中应劫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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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乙巳占》：「水守斗，有兵，赤而角，天下败；白而大，裂地，相贿赂为利；异而小，其国亡。水守斗，有兵，易政改朔。水留南斗，所守之国当诛。」
[2]《乙巳占》：「水守尾，大饥，人相食，民异其国，君子卖子。」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4]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5]《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3日。
[6]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8:(6)。
[7]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8]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第一版。
[9]《湖南省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