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日，这张拍摄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档案照片显示正在举行的庆祝五一的集会。背景中可以看到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右)的巨幅肖像。（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法国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为饥饿的外甥偷了一块面包，弄得自己一生悲惨。尽管他的“罪”微不足道、情有可原，但毕竟是犯了偷窃罪。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几个是真正有罪的呢？大部分人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他们的许多言论都是至理名言。但他们一生悲惨，还延及下一代，那个世道，比法国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啊。
父亲和我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父亲被划右派与耿伯钊有关
我的父亲胡复（1886——1969）原名胡荫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因二哥胡廷翼（中将）被军阀王占元枪杀，他要为哥复仇，故改名胡复。父亲是湖北鄂州华容区胡家大湾人。在北平中央法政专科学校法律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当职员，曾在武汉、重庆、广州等地流浪。“解放”后，父亲带着母亲回到武汉，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熊晋槐介绍，加入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协会学习。1950年7月，省统战部派他担任民政厅秘书，并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2年，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是省政府中唯一具有统战性和咨询性的工作部门。基本任务是组织参事进行调查研究，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与各界人士的联系，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审查某些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发布的规章制度；编写文史资料，参加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事室于1950年8月成立，设有政法、财经、文教三个组。几十名原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及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被任命为省政府参事。参事们在稳定当时政治形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事室主任由极有威望的耿伯钊担任
耿伯钊（１９８３－１９５７）湖北安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早稻田大学肄业。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１９１３年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１９２６年后，任武汉市政府党委委员、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武汉行营参议、湖北省银行常务董事。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组织湖北和平促进会。１９４９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1957年6月初鸣放期间，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6小时，谈话内容由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耿伯钊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施令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结果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8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谈话中提出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
耿伯钊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对现政权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热诚的建议。反右开始，他也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首当其冲，遭到批斗，被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还把参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员如晏道刚等，不管他们有没有言论，都一网打尽，统统划成右派。我父亲也在其中。耿伯钊在悲愤中自杀身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受到毁灭性的摧残。
我被划右派与父亲有关
我父亲是位比较开明的国民党员。早年跟随二哥胡廷翼（烈士）参加武昌首义、北伐等。以后因要负担两位早逝哥哥的遗属和我们全家大小十多人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做职员养家餬口。抗日战争暴发，国共统一战线建立，我的父亲因在汉口市政府工作，经常能看到一些“左倾”书籍，他就偷偷带回来给我。他还经常向他同事夸耀：“我这女儿思想左倾。”他以有这样的女儿为荣。1938年，武汉快要沦陷。国民党省政府迁往恩施，把武汉的一些公立学校迁往鄂西等地，组成联合中学。我跟着同学们迁往恩施屯堡女高分校。我逃往重庆的父亲经常给我寄来《新华日报》。
全国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广州，父亲不肯跟着他们单位逃往海南岛，决心静等“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回到武汉，父亲很快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全家正庆幸父亲成了民主人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我们哪里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过一个电报，谈到在革命胜利后要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复电，叫他不要着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认为时机到了。
鸣放时，我们报社领导指示记者站赶快发回鸣放稿件，骂共产党的也发，好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有的记者站表示当地未鸣放，发稿困难。领导指示，到统战部门去找。也就是说，到民主党派中去找。统战部门也多次动员民主党派人士敞开思想，对共产党提意见。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谈。等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领导说：“一瓢水泼到地下了，想收也收不起来了。”还说，这是上面布置的，叫做“打闷棍”。这就是说，反右运动的打击重点就是民主党派，就是这些曾经用他们的书刊引导我们青年学生走向革命、投奔共产党的民主人士。
那时候，我正在人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刚开始反右派，感到太突然、匆忙了，害怕又要搞错好些人，就代表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人民日报记者部把我调回北京批斗。这当间，父亲从武汉给我来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可是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父亲，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解放”后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父亲去找党员呢?因为他说他们民革闹宗派。我想：“民革嘛，闹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共产党员能够客观一点，可以公正地处理问题。”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谁知这么一来，记者部说我不但有“攻击肃反、为胡风翻案”等右派言论，还有“包庇右派父亲、给父亲出坏主意”的行动了。于是，把我也划为右派分子。这就是说，我这“行动”起了“划右派”的决定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清醒地知道，我不是真的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思想到行动，都没有丝毫包庇父亲的意思。我的“主意”不但不坏，而且很好。
无论是文斗、武斗，超负荷劳动，肉刑、变相肉刑、游楼、活埋，无论是在农场、在报社，还是在干校，也无论是否加重处分、夫离子散，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不断申诉，认为反右派运动必须甄别、平反，以至21年来，我成了被群众孤立、专政的顽固右派，受到比一般右派更多更大的打击、痛苦。
我父亲在高压下认了罪。1958年，72岁高龄时被送到农场养鸡、种地。他和母亲在武昌，住在公共厕所旁边的贫民窟里，却把在家乡鄂州唯一的祖传财产——一幢大房屋捐献给大队，被大队翻盖成大礼堂，以后又被拆毁。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和海外游客，来家乡寻找革命烈士胡廷翼的故居，大失所望。
父亲在农场拼着老命不停地干活，受到好评。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76岁才结束劳改，调省文史研究馆，根据自己经历写一些文史资料，如《靖国军在鄂西》等等，还做了许多学习笔记。学习会上，发言积极，受到赞扬。1969年3月，我在房山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时，母亲打来电报，说是父亲病重，让我请假回去。可是，不准假。直到5月初，打来电报，说是父亲已去世，这才让我回去奔丧，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十年后，在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以耿伯钊为首的其它“右派分子”也先后被改正了。
最苦的是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母亲刘嗣鸿。她长期多病缠身，不能得到较好治疗，要靠父亲和她妹妹（我的四姨妈）照料。父亲去世后，母亲丧夫思女，病情加重。我多次向报社领导请求回去照料母亲，或者把母亲接来北京，却不被允许。1970年10月，四姨妈有事回家，我母亲一个人生活。11月7日一清早，母亲脑溢血病发，邻居们把母亲送第三医院急救，已是中午，母亲已经瘫痪。
我在7号上午，就收到母亲病危电报，经过再三哀求，才准许我8号动身回去。我赶到武昌，已是9号清早1小时，立即来到医院。母亲住在急诊室的观察室里，不让住院，也没人护理，由我护理。12月1号，母亲开始抽搐，2号下午，在父亲逝世一年半后，母亲跟着去了。
父母和我三人一生悲惨，我们三人犯了什么罪？谁也说不上来，父亲和我的“改正”结论上没有写。
（作者曾为人民日报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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