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楼（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2月30日讯】（接上文）十、“毛主席干嘛支援黑人啊，（他们）也没有户口？”
中国共产党1920年成立以来，从头到脚，每个细胞都充满了荒唐荒谬和无耻、邪恶、吃人的本性，他们干的事情无一例外都带着这种烙印，中国现在的房地产也不例外！
中国1958年以前是没有户口的，有了户口，分为城市的农村的，就把中国人先分成了两种，政策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人生也就不一样！就是“全过程民主”的人大代表选举也不一样，市民一个人算一张选票；农民是三四个人算一张选票。
从1958年到1985年，我的北京市城市户口基本上都在北京市通县通州镇贡院胡同11号。文革前是住这个院子的门房，20平方米；轰走又回来，住的是耳房，8.3平方米。
对门是6号，几排新砖房，一个很大的院子。三四排房子，最里面那排住着汪家。男主人是民国时期的大地主，解放后很快被抓起来判了重刑，直到70年代才被放出来。我母亲王碧波那时候每天早晨要义务清扫街道，傍晚要站在胡同里对着毛主席画像反思自己的罪行。至少一个小时。老汪出来后和我母亲一个待遇。
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包办婚姻，为了得到女方的嫁妆，娶了一个很难看的女人，门牙外露很多，外号“呲牙宝”。老婆的娘家是东关的，京杭大运河的码头，那里最繁华，类似于北京城的王府井，今天纽约商业区。还要繁华。除了商业，还有服务业，包括妓院，她娘家就是开妓院的，当然很有钱。呲牙宝生了7个孩子，6个儿子，1个女儿。除了能上班的孩子交饭钱，就是吃房租。这是解放后，文革前。我母亲干活顾不上我的时候，我跟着这个汪大妈上过街。比如跟她去换公债。那时候人民币非常值钱，有1元钱的国债，10年后，国家给1.40元现钱。好像还领过房租，似乎是私房交给房管局管理，房主去房管局领房租。文革中，索性就没收了，房子也让红五类随便住，再交房租，是给房管局，归国家。
大儿子因为出身不好，城里姑娘都不嫁给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媳妇，这种农民嫁进城里却没有户口的人那时候叫“向阳花”，因为有一首歌的歌词是“（人民公社）社员都是向阳花，齐心合力种庄稼”。农村户口是没有粮票的，一般是在村里拿来一些粮食过日子。北关就是属于农村了，还有电磨房，我经常去那里把原粮加工成面粉。给点加工费。一斤是一二分钱。“向阳花”也不能找工作。所以生活就很苦，闲得要命。那时候，60年代，毛泽东大力支援非洲的几个穷兄弟，主要是刚果，至于是刚果（金）还是刚果（布），我今天就没有印象了。那时候我六七岁，上了一年幼儿园，小学还是“二部制”——教室少，每天只能上半天课，两个班使用一个教室，不固定，所以我们要看黑板，才知道下一次上课在哪里。这个小学叫靳家胡同小学。现在和县城一起拆没了。所以我当时没有世界理知识，就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穷，毛泽东对黑兄弟也特别好（这一点习近平完全继承，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给钱，给物资，搞大游行，开大会，还是在天安门广场，声援。每天新闻都是这方面的消息。还成立了一个专门为非洲人越南人办的特务学校——语言学校。现在叫北京语言大学，除了国际关系学院，这是共产党的第二所特务大学！甚至是恐怖组织学校，因为直接培养第三世界的游击队队员，队长。现在还很火，一万多师生。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提供了大量师资。我2006年——待岗期间在这个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学了“对外汉语教师专业”。它是习近平搞大外宣、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力军。
毛主席对远在几万里地以外的黑人那么好，大嫂子对这个特别不理解，她应该是小学毕业，文化不高，就整不明白这件事，天天嘴里念叨：“毛主席干嘛支援黑人啊，他们也没有（北京市市民）户口？”她是唐山人，很侉，所以很有喜剧效果，这个段子就是今天的郭德纲也难望其项背。
她婆婆家住两间新房子，他们两口子结婚后搬出去，在大圣庙胡同又找了房子。虽然是黑五类子女，但是老大在房管局修建队干活。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着也能混一两间房。文革前，人们生活很困难，每家每户都没有什么家具，和衣物，孩子们都小，对住房的需求不是很大。老人们很少有退休金的，营养不良，一般就是活到60多岁。自古中国人就有一句俗话：“人生七十古来稀”。
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像我这个年纪，哪天就死了，很随便。不死也受罪。我们胡同一位老人，卧病在床，大小便把床弄脏了，儿媳妇给褥子上垫的是炉灰，就是煤烧过之后的渣子。比沙子粗多了，多难受！几天后死了，她儿子穿着孝服，和人家说起此事，还是笑嘻嘻的。但是那时候死人会出殡，抬着棺材出城，孝子要走在前面，摔尿盆。1997年我搬到望京地区的花家地之后，这里的住户还经常搞出殡的仪式。还有一个民间的哀乐队，中国人叫“响器班子”。他们经常在四环路望和桥的底下练习。上面是隆隆的汽车开过。但是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些人也死得差不多了。他们是本地的村民，政府占了他们的地，盖了居民楼，他们就成了市民。但是还保留着许多农民的习俗。其实这也是房地产的一个内容，所以顺便说说。
那时候，我也是骑车上班。甚至文革前林业部副部长的儿子李大同，我们报的处级干部，后来以“民主派”的身份在海外招摇撞骗的，也是骑自行车上班，那时候中国的私车很少，所以房地产就先从城市周围拆起。一次我下班，在四环路上看见一只野兔在拼命奔跑。那时候还有一些残存的麦田，但是人类的活动越来越多，庄稼地越来越少，野兔就藏不住了。我当时想它也是死路一条了，很为它难过。来到美国后，天天都能在居民区商业区看见各种小动物，火鸡松鼠野兔，甚至晚上开车看见过狼。这说明一个道理：中国的城市已经过度开发了，开发强度应该是美国的10倍以上，北京更是达到了几十倍。所以就会出现郑州水灾淹死人的事情，今年北京的地下通道也淹死了一对老夫妻，还是铁道部的退休干部，是政委一类的官职。铁道部过去是半军事化组织。一位在美国的华人说：“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笑话美国的城市太简陋，房地产不如中国。其实这恰恰是美国比中国好的地方。
大圣庙胡同附近是一个监狱。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武警，是解放军的“公安部队”，区别是穿绿上衣，军裤是深蓝色的。我看见过他们的反越狱演练，班长仰面躺在地上，等着抓他的战士上来，脚一踹，踢倒对方，站起来反击。
老二是15岁参加解放军，但是没去了朝鲜，回来后进了邮局。好工作。但是1958年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在唐山。那时候通县还属于河北省，所以我父亲、老二都是去河北省的地方劳动改造。大约是1963年，通县才划给北京市。老二再回来成为临时工，就是今天的灵活就业。那时候，街道办事处（贡院胡同9号，隔着大水胡同，挨着我们院子）每天早上这些人都去等活，来了活就上班，壮工一天一块五，瓦工一天一块八毛钱。老三被打成反革命，进了监狱，老四是小学老师。还是农村小学。出身不好，就只能上师范学校。教师的待遇一直都不好，所以现在习近平受不了培训学校成了上市公司，腰缠万贯。老五是在镇里的木器厂当木工，主要的产品是马车车架子。那时候农村包括北京地区，马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70年代，我插队的时候，有了手扶拖拉机。可以上公路，速度很慢。类似于摩托车，没有驾驶室，司机冬天很冷。老六是女孩，汪小惠，在农村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出身不好，就不能在城里的商店卖东西。共产党特别能耍人，“治不了你们？小样儿！”老七初中生。
1966年8月毛泽东搞红色城市，把黑五类都轰到农村去。他的判断和设想是黑五类原来都是农村的老家。但是，汪家男人一直是城里人，女方也是城里人，东关运河边上的。所以就轰不走，只能是打一顿，继续留在城里。也不敢经常打，毕竟他们家还有5个大小伙子。
黑五类和临时工轰走了，空下来很多的房子，归房管局管着。机灵的送点礼，就能得到。后来，住房改革就等于白得了几千万元。我小学同学王双起的父亲就是这样的机灵人。他家住三间平房，租的私房。后来又弄了房子，所以80年代以后，加上分的房子，房子就很多，1997年房改，他们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有了很多的住房。所以，住房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荒谬的。他母亲60岁就脑梗了，长期住院。王大爷解放前是在前门附近的商业区开眼镜店，手艺很好。所以后来公私合营就进了北京光学仪器厂。据说这个厂子的望远镜比苏联的还好，与德国的不相上下。这个厂子在新华大街西部的路北，左右和后面都是麦子地。1986年王大爷退休了，自己办了一个眼镜厂，也有销路。肯定就挣到了钱。没退休的时候他把二儿子王双印也弄进了北京光学仪器厂。这个厂子后来也拆迁了，位置很好，大家都会得到住房。
王大爷想得开，自己也单有房子，不跟儿女一起过。他有钱，找了一个40岁的女人同居，比他小20多岁，30岁。女人还有个孩子。王大爷一起养着。那么年轻的女人，王大爷夜里不寂寞，白天有人疼，有人做饭。前些年他死了，80多岁，王大妈先去世的。王大爷的房子也许给了女方。王双起跟我说起过此事，他不反对他爸爸的做法。
我的初恋，叫杜晓江，是同班同学。她爸爸是我们通县三中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她家住在司空分署街，4间新砖房。两间西房，两间东房。一开始红卫兵给我们家一间新房子，也是在贡院胡同6号。那时候，共产党根本不大规模建造住宅。就是房管局的修建队零星地盖一点儿。所以很稀少，我的印象就特别深。杜晓江的家地方大，学习小组在那里，所以我很熟，老去学习。我们几个班干部成立这个小组是帮助一个蹲班生，回民，叫杜见民，能打架，其实个子很小。多年后在监狱打死了好几个白天老欺负他的狱霸，是夜里拆了一把椅子，用带钉子的椅子腿打太阳穴。被枪毙。
杜晓江家的新房肯定是特殊待遇，她爸爸是革委会副主任，就会有势力，房管局就会优待。1980年前后，她爸爸杜长河已经是县教育局副局长。我母亲去教育局要房子，教育局政工科的干部说“教育局房子紧张，杜局长家也是只住两间平房。”我母亲说：“他家是4间房子。他儿子和我儿子是同学。”教育局的说：那两间给他儿子了。
局长儿子结婚就可以有房子，就不算局长的了，我们家就不行。我爸爸1948年就开始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北京是1949年解放，我爸爸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工作。工龄比这个国家长，但是就是不给房子。这就是共产党的道理。
局长后来分了楼房。她家三个孩子，杜晓江是老二，老大是杜潞意，我们学校芭蕾舞团，扮演白毛女的主角。比我们高一届，她弟弟小学五年级毕业上初中，和我们一届。姐三个后来肯定都是靠拆迁得到一套甚至两套房子。因为弟弟住了两间房。
杜晓江没插队，姐姐插队了，她就不用去了。有政策。她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印刷厂，国企。厂子里也分了房子，在新华大街，也是长安街的延长线。主干。她女儿是护士学校毕业。1985年出生的，但是前两年她告诉我她女儿在美国旧金山上大学，博士研究生，专业是细胞学。现在想这事，肯定是瞎话。护士学校毕业，当了好几年护士，后来怎么会学习那么好？当然来美国学习是真的。2017年她来过旧金山探望女儿。她和老公都是工人，哪里的钱供养女儿来美国上大学？经费可能就是房租，或者是卖房子的钱。她老公是城里人，那时候通县算远郊区。她老公的家在北京动物园附近，西直门外，也拆迁了，也会分到房子。她是党员，党支部书记，这些事情都守口如瓶。
这些证明，今天的房地产是从毛泽东、共产党过去的统治发展而来，户口，现有的住房，成分，就是爹妈的职业，都决定了房地产、商品房从一开始就很荒唐，就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我们住的大院子，方圆几十里都有名，叫程家大院。院子也是四合院，很高级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北京的特色，但是级别差距很大，紫禁城其实也是四合院，中南海也是四合院。中国人特别讲究方向，这是源于皇权。天子坐北朝南，北房为上。所以毛泽东习近平都喜欢天安门这间大北房！
其他的东西房，南房是女眷住，还是佣人住，都有讲究。我都搞不清楚。程家大院是三进三出的大院子。门房和南房是一排，大门是门道。前院只有南房和东西耳房。北部是二门。二门里面是中院儿，东西房各三间，北房5间，中间的房子有后门。最后是后院。七八间北房，东面一溜是东房，自成一个小院子。等于是有4个小院子。程家是哥俩，老二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及时撤到台湾，就在家里藏了几年。共产党知道后，包围了院子，老二就自杀了。老大和老二媳妇都因为包庇罪，抓进监狱，十几年徒刑。老二的孩子4个，最小的几个月。就没有抓走大嫂，让她管着这几个孩子的生活。最小的孩子和比他大一两岁的姐姐是我小学同学，一个班。他们家里就像猪圈，夏天也只能穿棉衣，太热，就把棉花掏出去。完全是乞丐。
这个故事想说明，中国人本来不缺房子，这个院子原来是一家人住，后来住进来20多户，又把程家的人都打跑了，这些住着房子的不少就得到了拆迁的补偿。老大死在狱中。大嫂也是城里人，而且身边只有一个癫痫病的儿子，完全不能劳动，生活不能自理。1966年轰到农村，活不下去，又回来，1969年，又搞“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还是把娘俩弄到了农村，可能是死在了那里，后来就难以享受退还私房了。不过，老二的媳妇最后是刑满释放，回到了通县。总之，这样一来，不应该拆迁补偿的得到了补偿，应该得到的却被整死了不少。
中国的老百姓很多其实也是共产党的帮凶，他们不少人是靠这种方式得到了住房，住上了商品房。所以著名学者易中天也说：“我们都是土匪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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