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12月17日讯】“目前中国有7000多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什么中国仍然希望通过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花钱去帮助沿线国家生活困难的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同一些欠发达和贫穷落后的国家加强减贫方面的合作。
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改革”的名义圈钱,人为制造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对本国人民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百般压榨和盘剥;在官商勾结中四处抢房抢地,不时闹出人命……巧取豪夺后在国际社会炫耀“崛起”,扮演“散财童子”。这样的匪国,也能叫作“负责任的大国”?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何止是7000多万的农村人口?就是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在漫漫长夜中也早就已经是活不好,死不起,因了当局的血腥掠夺和敲骨吸髓而致贫的,大有人在。苛政把太多的中国人一步步逼进了生存绝境的泥潭。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匪国,算的什么“负责任的大国”?
我年仅16岁的儿子廖梦君,不幸投胎在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负责任的大国”,只因我当时坚持在文字层面敦促当局正视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就此成了血腥迫害中的一个牺牲品,惨烈遇害在广东九年有余,“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让谁为这起惨案确实负起责任了?
我被整得家破人亡,“负责任的大国”仍没有放下屠刀。以有形的利刃杀我无辜的儿子,以无形的利刃杀我夫妇俩,“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九年多来一直是这么干的。“负责任的大国”又在杀人,不仅在全面封杀中对一个作家实行饿杀,而且连我九旬的老母和岁余的小女,也一并给饿杀着!
“负责任的大国”用7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我儿子的生命权,以及一个高产作家的表达权。“协商解决”血淋淋的命案,解决了什么?什么也没解决。抗争在广东时我就被弄得债台高筑,这些年举债度日更是成了常态。对我全面封杀到现在,给我造成的稿费损失也不只这70万元人民币。
在遭受迫害前,我用实名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报社通常开给我300元的稿费,以笔名发表同类文章则一般只开60元的稿费。在全面封杀中用笔名写作能否生存?答案是不能。匪类无孔不入,在杀害我儿子之前,就已在暗中扣压我的稿费。在迫害完全公开化之后,我写作就更是无法拿到稿费。
“负责任的大国”图谋让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我所在地的政法系,“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由此我夫妇俩要卖掉这套住房求生也一直求而不得,因卖房我还被打进过黑牢。将住房交给法院拍卖,法院不受理。现在我的窗外挂着监控探头,房子就更不可能售出。
在“维稳”经费高于国防开支的年月,反对者也多催生了食物链。我在万般无奈中不得不面对了乡关茫茫,从事着我所不喜欢的工作。在这之间,我风烛残年的母亲和岳母,先后蹊跷被摔至大腿骨折、股骨碎裂。我不离开属地则已,只要一离开属地,我的亲友就无尽遭到警方的恐吓和骚扰。
“负责任的大国”为置反对者于死地,无所不用其极。我此前的老总在“见中央领导”后,我的月薪即被减半,这之后我发觉宿舍里每周都有人潜入一次,虽无任何东西被盗,但我在那之间却反常地剧烈消瘦。再之后就是宿舍硬要搞成男女混居,我面临随时被构陷的风险,如此也只能辞职。
我所处的困境,让我强烈感觉到“负责任的大国”又在杀人,这是一种长期性的谋杀,杀人不见血的谋杀。“负责任的大国”被黑暗势力所操弄,蛇鼠一窝得全无底线可言。当你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犯时,即便层层上告至皇城,所能见到的也只是一些行尸走肉,全然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
“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社会四处装阔,总是不吝啬于给洋人大笔奉上民脂民膏,在国内则是另外的一副嘴脸,在穷凶极恶中已是负债累累,所欠的债务也包括一笔又一笔的血债,拖欠至今仍没想过要清偿。“负责任的大国”,在民主风潮中只是全球的一个反面教材而已。
“负责任的大国”又在杀人,不仅在用流氓手段对一个以文为生的作家实行饿杀,而且在对九旬的老人和岁余的婴幼实行饿杀,此乃毒如蛇蝎,此乃丧尽天良。真正负责任的姿态,应该是对绝人之后者予以严惩,对遇害者亲属进行致歉、抚慰并做合理补偿,而不是总想着逼死逼疯我夫妇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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