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3月04日讯】（接前文）
共产党是具有“远大理想”的高级传销组织，聚焦于杀人。前面论述过，我将传销分为低级的产品传销，中级的商业模式传销，高级的理想传销。在低级传销中，传销组织的人们还考虑卖产品，通过卖产品获得收入，也就是还在鼓励人们做事。到了高级的理想传销，已经不需要考虑做事，而是完全到了玩人（整人）的程度。在玩人（整人）中，还有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属于“玩人（整人）层次，以理想为主，以杀人为辅，包括孙中山的党国-军政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都试图通过少杀人或者不杀人的方式，实现奴役制度，获得自己的寄生虫利益；而高层次则属于杀人层次，对于组织内部的人员，则大开杀戒、随意杀人。比如，很多人加入国民党后，还可以宣布自己脱离国民党，基本上来去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加入或者离开任何一个党，也都按照个人意愿。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当一个人决定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完全属于共产党，就要随时准备为共产党的利益牺牲自己。对于脱离共产党的人，就会被党认为是叛徒、内奸，在党需要的时候随时铲除。如果做产品的传销组织发现加入者思想或者行为上开始分裂组织，就会采取说服教育，或者将这个人开除出去；而共产党则直接肉体消灭，免除后患。所以，即使是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三湾改编，毛制定了“党指挥枪”的关键原则开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仅涉及到核心人员，而且是派系与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共产党通过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屠杀，逐步消灭不符合凝聚力的军官和部队，建立起具有绝对忠诚、绝对执行、绝对战斗力的组织系统。在内战中，共产党在斯大林的直接援助、授意和指挥下，打垮了已经成为一盘散沙的国民党，最终占领中国大陆。
周恩来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基石。他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情报系统，就像人体中的神经系统，监控和操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1924年，26岁的周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心腹，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很快转正，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有分析认为，周在加入共产党后于德国滞留2年，期间受到共产国际著名特务头子季米特洛夫的训练。在广州和北伐期间，周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给的经费，在发展国民党调查科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产党特务间谍组织，当时称为中共特科，其发展模式的组织严密、数量之多、级别之高、速度之快、隐藏之深，超乎国民党的想象。周掌控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渗透在国民党之中，二是掌控军队中指挥官和政治系统。作为特务和政治机构的核心人物，周一方面搜集情报，另一方面负责杀人。在蒋中正清共开始后，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情报员顾顺章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钱壮飞快速通知周。周立即动手，撤出共党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并且决定对顾顺章全家人灭口。周亲自带领人到顾家，将顾顺章的岳父母、妻子和孩子、小姨子和佣人等12个人全部用绳子勒死，只留下一个12岁的男孩和不会走路的女孩。另外，当时在顾家的其他人也都被灭口，被深埋在花园里。其中，一个黄埔学生斯励在顾家打麻将，他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蒋中正“四一二”清党后，周被第二师扣押，随时可能被处死，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和斯烈共同徇私（据说斯励也参与其中），放走了周。周为了防止消息走漏，也将自己的救命恩人斯励灭口。根据国民党著名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回忆录，当时直接负责执行周暗杀任务的王竹友交代：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在上海，中共这样的残暴案件案件发生多起，引发当时社会的广泛谴责。到后来，甚至共产国际都都发表文章，谴责这样的残暴行为，说“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残酷的报复手段”。
在苏区建立后，周的特科系统开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统。特科控制中共系统的方式不仅在于控制民国政府控制区的中共地下党，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苏区的军队和党务系统。特科的特点是，为了控制中共系统，周采取多样的杀人的方式。在徐恩曾看来，向忠发的检举人拿了赏金后很快消失，以及检举向忠发对于中共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检举落网，是当时共产党借刀杀人的手段。另外，瞿秋白因为不完全顺从苏联而被撤职后，在条件很好的上海养病。本来，瞿秋白在租界的生活非常舒适，但是考虑到对瞿秋白的控制，命令瞿秋白到连吃盐都困难的中央苏区，让瞿秋白过着非常困难的生活。当苏区失败、军队逃跑（长征）时，军队带走了大量的物资，连沉重的印刷机都拆卸带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周亲自通知瞿秋白留下来，也就是拒绝带上瞿秋白。国军对留下来的人伏击，逮捕并且处死瞿秋白，也属于周借刀杀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统在苏区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和针对少数人的特务机关，而是形成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这个秘密警察队伍从邓发到闽西苏区负责开始，到周恩来亲自到苏区，通过操控博古实际领导。利用各个苏区的肃反大清洗的机会，对军队形成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周的秘密警察系统基于毛的党指挥枪的党务系统，也就是毛确立了中共军队中，党代表控制军官的模式。随着肃反的开始和扩大，保卫局等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力急剧扩大，对党务系统控制，周实际上牢牢控制着对军队中高级领导人的生杀大权。尤其在中共长征后，除掉了势力极大的张国焘，秘密警察系统从延安开始形成对于军队的整体控制。而周一方面通过保卫局实施肃反屠杀，另一方面在屠杀过头后出来对当事人批评，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残局。在中央苏区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中共开始向西北逃跑，逃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也就是中共后来所说的“长征”。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中共在出发前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安排内部事务的具体执行。
在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之后，周仍然牢牢控制着共产党内的秘密警察系统。从全局形势的角度，中共已经从延安时期以军队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中共统治整个大陆的民众宣传控制、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等三大系统并行的模式。或者说，随着中共从共匪变成统治大陆的主导者，中共的势力遍及整个中国大陆，尤其是三大系统开始明显分割，导致秘密警察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因为，周的秘密警察系统主要掌控范围在于军队，但是军队只不过是被动保障中国统治的力量。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后，不论中共内部还是社会控制方面，关注点都在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上，军队只能加剧粮食和吃饭问题，所以秘密警察闲置下来。所以，周恩来的权力控制范围不仅达不到民众，甚至难以控制官僚系统。而且，毛为了防止军队政变，严厉限制军队的行动，连级以上的部队调动都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导致周的秘密警察系统更难以发挥作用。另外，周能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长期的靠山在于苏联，而不是中共内部。而当中苏交恶后，周失去了苏联靠山，导致自身地位岌岌可危。由于周的特科出身，导致毛对周也非常警惕。在1949年后，毛派贴身警卫员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师一团（后来著名的8341部队），负责毛、刘少奇、朱德、周和林彪等人的安全保卫。这只部队实际上由毛直接领导，而且毛经常与这只部队互动，因此周面临因为用进废退而完全失去权力的危险。不过，毛发动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因此在中共内部受到孤立，也面临被废黜的危险。1966年，毛在孤家寡人的情况下开始发动群众，也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砸烂公检法，与以彭罗陆杨案和刘少奇案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对抗。这时候，周开始全力支持毛，利用自己出身和长期积累的政治手腕和秘密警察经验，力图保住毛的地位，也维护自己的地位。虽然毛和周相互敌视和警惕，但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通过外部发动群众和内部秘密警察系统共同夹击官僚系统。周担任中共政治局秘密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替代公检法的功能，成为毛的主要打手。周指挥的秘密警察作为中央专案组的主要执行者，如同明朝时期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成为支持毛的秘密执行力量。在中央专案组中，江青等人也仅仅是副组长。
周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行为特点。由于周掌控的组织特点，周在中共的官方上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务和功能，但是长期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而如果深挖历史，则能够看到周在早期塑造中共、以及后期（尤其1966年以后）影响中共的作用。从整体特点上，周指挥的系统虽然血腥变态和令人恐怖，但是自身难以独立，更不敢对外曝光。从1966年开始，中央专案组虽然存在了十三年，但是从来没有公开的官方信息披露；这种做法与1930年代中共肃反时，中共的秘密执行机构的行为模式完全一样。在21世纪中国网络发达后，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周的段子：文革期间，每当有名人被红卫兵打死之后，他就会匆匆而来，非常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是后来发现，所有这些抓捕或者处死名人的命令都由周签署。这个段子总结了周的真实历史，也反映周掌控的秘密警察机构，周恩来的个性和做事方式。从1966年阴谋反党集团事件中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刘邓、陶铸、贺龙等人。毛要打倒谁，周就相应支持，对其甄别式的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周不仅从组织系统上支持毛，而且还在具体事件上事必躬亲。周任职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少奇专案组、贺龙专案等关键人物的专案组组长。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针对关键人物的审查都必须经过周的批示，实际上是1930年代肃反的翻版，而且周的控制更严格。
另外，周还根据毛的意思组织相应的反革命材料，而且周亲自给刘少奇和贺龙等人下具体的定语，也就是当时意义上的判决书，供毛签字决策。而且，周还亲自指示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后来彭德怀在长期批斗和虐待过程中患病死亡。等这些人的反革命案件定性后，由周签字负责执行杀人行动。例如，周主持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刘少奇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1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11月24日是刘少奇70岁生日，毛和周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到死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周为了支持毛的各个重大决策，经常抛弃掉盟友、朋友和亲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的养女孙维世的惨死。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的铁杆部下，在德国和周一起接受特务训练，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在北伐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蒋中正清党，孙炳文被逮捕。国民党反复规劝，而且允诺高官厚禄，被孙炳文拒绝，最后国民党将之处决。虽然孙炳文将女儿孙维世托付给周，但是周一直没管，孙维世从儿童开始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孙维世还帮助母亲给共产党送过情报。16岁的时候，孙维世找周恩来，周才故作吃惊地知道她是孙炳文之女。孙维世见到周，立即扑到周怀里痛哭，随后周将孙维世收为干女儿。后来，孙维世的侄女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在延安时期，孙维世一休息就到周的窑洞里去。由于孙维世长相好、活泼、富表演才能，还被毛泽东和林彪所追求，也被他们称为红色公主。在毛带领代表团访苏时，周又让孙世维做毛的翻译。归国后，江青问孙维世有关毛的情况，孙拒绝回答。据说因此激怒江青，导致孙后来在文革期间的惨死。孙维世在狱中有将近7个半月的时间，在牢房里也带着镣铐，而且牢房里只有一堆干草。后来，孙维世受尽酷刑（蹂躏），死时带着镣铐、浑身赤裸，而且头上被钉入长钉而死。
在人们看来，周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不顾周围人的死活，任由江青对孙维世进行迫害。但实际上，周以通敌叛国罪签署命令，逮捕孙维世，促成孙的死亡。另外，成元功原是周的卫士长，从1945年19岁时就开始为周工作直到1968年，历任周的警卫秘书、卫士长。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3月被整接受改造，而正是成元功称为大姐的邓颖超要求逮捕他。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从内部控制和斗争的上，周可以说是中共的灵魂人物。在中共最初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毛、朱德和周活到1976年。其中，朱德由于年龄较大，早已经退出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毛和周以各自的方式，坚持到斗争的最后。其中，毛属于站在前台的人物，随着毛消灭的竞争对手越多，其本身的力量也逐渐耗尽。到了毛最后的时日，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家人亲信在自己床前。毛本来希望华国锋将位置传给江青，毛远新等子侄掌控大权，自己能够保持伟大英明的形象。没想到，自己刚死不久，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开始行动，抓捕江青与毛远新等人，让毛最后的期望落空。不久之后，中共开始拨乱反正、清算文革，人们也对毛的做法产生了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周则在暗中支持毛，但是表面上又在尽力保护老干部，让人们认为周是鞠躬尽瘁的好总理。而且，随着文革的进程，周的保护姿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当人们看到刘少奇和林彪等接班人被毛整死后，在心理上也明显倾向周。因此，当1976年周病死之后，全国各地的无数军人、工人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在4月5日清明节纪念周总理，并且引发4.5天安门事件。这个事件是对文革的致命一击，毛感觉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局面。而且，在这种民意表达的情况下，推动了毛死后的很快变天。
当然，虽然周在外部拥有很好的名声，但是仍然对于事实真相具有极大的恐惧。据李锐（曾任高岗、陈云的秘书和毛兼职秘书）说，在邓小平掌权后，邓颖超找杨尚昆，说周有些（文革的）文件不能留，要求销毁。杨尚昆说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现在就请示，她不走了，就在这里等。杨尚昆当场电话请示，邓小平同意销毁。销毁时李锐等人在场。但是，真相很难掩盖得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的实际状况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可以说，如果毛是在阳光下作恶的话，周则一直在暗中作恶。周都在黑暗的角落里、做着黑暗的事情，而且害怕别人知道。这个黑暗中的力量，成为中共生存、壮大、统治大陆和维护统治的一个内在的基础力量。
从外部组织角度，彭湃、张国焘、王明等人都对中共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毛是这些人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充分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思路和经验，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其中，彭湃被毛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共产主义的起点， 2009年还被中共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彭湃出身于地主，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信奉马列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日本回国后，彭湃在众人面前，将自家祖传田契烧毁，把自家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还帮助佃农解决债务和土地纠纷等，而得到了无地农民的广泛支持。彭湃这种六亲不认、不考虑家族利益的模式，受到家族的反对。彭湃自己说过：“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方志敏也像彭湃这样，向自家人开刀的模式。方志敏在家乡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要求减租减息。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站出来反对，对方志敏说：“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方志敏则对其他农民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循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虽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求情，但是方志敏还是下令处死了方雨田。
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之后，彭湃加入共产党，在广东省农会成立后，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在陈炯明取缔农会后，彭湃投靠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煽动农民革命，后来汇集成《海丰农民运动》，成为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蓝本。1927年8月，彭湃参与领导南昌暴动，失败后南下广东，10月发动陆海丰暴动，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号称小莫斯科，并且修了红场，不过在1928年2月被剿灭。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内，彭湃贯彻瞿秋白组织三次暴动的红色恐怖方针。彭湃信奉列宁“不讲法律、反动的就杀”思想，并且告诉手下：“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在彭湃领导的共产海陆丰暴动中说到：“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彭湃领导的大屠杀给共产主义树立了榜样。在国民党北伐期间，共产党就开始批斗地主，到后来开始杀地主。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是地主，虽然李立三写信保证其父不会反对农会，但还是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会处死。彭湃则更进一步，仿效明末张献忠的七杀令，颁布了20杀，并要求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杀20人。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和无业游民）从最初的对于杀人的胆怯，后来变得杀人不眨眼，甚至觉得杀人是福利。随着杀人的进程，人们想出了越来越多的杀人新花样。在费正清主编的亲共《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说到：“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后来，还出现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包括革命群众吃反革命，在活着的反革命身上割下肉，让反革命家属吃肉，并且让反革命看着。彭湃指挥攻打海风捷胜城、陆风碣石城、普宁葵潭城、惠来县城，每攻下一城之后，都要屠杀数千民众，而且完全烧毁房屋，被当地百姓称为“杀人党”。当时海陆丰地区40万人，跑到广州、香港逃难的超过5万人。到后来，不仅仅是农民对地主和富农进行屠杀，更引发宗族之间的屠杀，一个人如果到了对立姓氏宗族控制的地盘上，也可能随时被杀掉。这种屠杀不仅形成当地的恐怖和疯狂状态，更引发长期的仇恨。
彭湃的农民运动模式可以反映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流民作乱，尤其以元末朱元璋和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在初期，组织当地的地痞流氓形成共党的主要支持者，并且以均田免粮的方式吸引大多数农民，建立地方统治；然后，组织当地民众，以均田免粮的口号，开始对外进行战争扩张。在扩张过程中，对于拥护自己的地区，主要杀掉地主官僚，并且劫掠财物；对于抵抗的地区，则进行全面的烧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折磨敌人，并且鼓励属下吃人肉，也是朱元璋的手段，也被李自成和张献忠所使用。在之后发展中，共产党（尤其是毛）一方面仿效彭湃的做法，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并且利用红色恐怖的效果；另一方面，不像彭湃这样，将屠杀过于扩大化，防止因为屠杀的速度过快而导致自我毁灭的情况。(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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