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中共18届三中全会经过四天的争论，到闭幕时仍未有达成结果，在习李最后做出让步之后，出台了“目标清晰，路线图混乱”的《决定》。中南海大幅提升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革领导小组和中纪委的权力，使得中共正式进入“铁三角”局面。
中共18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目标，是为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推出设计蓝图。由于各利益集团冲突激烈，最后形成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实际上是各方妥协讨价还价的一个结果。习李王虽然推出了明确的目标，却缺乏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习李游说地方不成
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北京下发省部级的文件草案引发了很多争论（详情请看本刊345期《三中全会改革内容曝光》）。为了说服地方大员，习李二人分别去了湖南和黑龙江。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湖南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布署省内工作，其中重点是遵照习近平指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其时，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精神也尚未形成，可见习近平去湖南是事先招呼，以免反弹过烈。
同时，在三中全会举行之际，三百多名非中央委员的省部级官员被集中到中央党校“培训”，而且被规定不得外出和串门。显示习李对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心中没谱，自信心不足。
据北京的消息人士向《新纪元》透露，三中全会首日，习近平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但在随后的讨论中，出现了罕有的沉闷局面。但这种沉闷只是风雨前的缄默，随后各地高官的反弹，出乎习、李、王三人的意料之外。
消息说，三中全会经过四天的争论，到闭幕时仍未有达成结果，导致中央《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迟了三天公布。由于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会议“一致通过”该决定，北京最高层认为再迟公布将造成不良后果，因此习、李最后做出了让步。这使得三中全会的改革成了夹生饭。最明显的迹象，按照北京某智库一位智囊的话说，是“目标清晰，路线图混乱”。
法院独立审判打折扣
按照北京原有的设想，将以重新划分事权的方式，把法院系统脱离地方政府，全面交由中南海通过最高院管理，实现审判独立。事实上，《公报》和《决定》都强调法院“独立”审判案件，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但此一方案受到很大反对。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在最后阶段北京做出让步，法院从北京管变成了省管。
《决定》中第32条，“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北京的那位智囊表示，有中央委员在三中全会上拿出数据，指中国司法冤假错案主要由县市政府干扰低级和中级法院审判造成，因此对北京接管全国法院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获得了较多认可。最终，在司法改革的这项调整中，实际只剥夺了市县政府的法院和检察院的管辖权，由省高院和司法厅进行人财物统一管理，落实和市县的“行政区划分离”的司法管辖。
另一方面，《决定》公布废止劳教制度，但违法行为矫治却没有规定必须由法院裁决决定，等于为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开了一个“后门”。北京一位著名法学专家介绍说，劳教有明确的规定，比如最高两年，但行为矫治没有相关的规定，某些省份把人强制关押在法制教育中心内长达六、七年，对公民个人权利侵害比劳教更为严重。如果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滥用矫治中心，造成的损害或许超过劳教制度。
中纪委权力大增
三中全会最大的胜利者是王岐山。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这是因为几乎少有人敢于和王岐山叫板对抗，显示王岐山“治标”确实治出了威风。
三中全会最大的胜利者是王岐山。（Getty Images）
在《决定》中，中纪委的权力获得大大增加。第一，中央部委纪委脱离本部党组管辖，纪委由中纪委直接委派任命，并直接向中纪委负责。第二，省级以下纪委实行双重管理，纪委主要官员提名和任命，不再由本级党委进行，而是由“上级组织”进行。
在这个新的设置中，中纪委成为部分“孤悬”在党委系统之外的半独立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本刊在345期曾做出过详细的独家报导。相比之下，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做出了明显让步。原来计划的中纪委和监察局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实行单独的垂直管理，变成了大半个的独立管理。省级之下的中纪委和监察局并未全部独立。
但即使是省级党委和政府之下的纪委书记和监察局负责人，其提名和任命都不再由同级省委提名。双重管理的名义之下，实际上成为中纪委的天下。
强行推动农村土地进入市场
三中全会的《决定》完全依照原先计划的，是实行城乡一元化发展策略，其中推动农村土地进入流转市场，是李克强强行的。
北京的消息人士说，农村土地入流转市场，其实受到的挑战最大。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土地财政为各地经济利益之所在。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强征土地，大吃土地差价，不但造成土地开发混乱和浪费，也对中国日渐严重的官民对立负有直接的责任。
李克强的这个设想，是通过农村土地从资源属性到资本属性的变更，使农村居民更大程度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也希望通过这一改革，使得中国农村居民获得继续发展的后力。比如通过农村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入股，使得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可顺利变成市民，也让他们有了创业的资本。
在《决定》的设计中，农村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宅基地，第二是农林用地，都可以直接进入市场。然而这个“新土改”和城市住宅土地存在同样的土地产权问题。中国城市新建房屋土地归属国有，买家的使用权70年，70年之后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而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这个集体所有是“家庭股份”还是“个人股份”？承包地转让是转让一个承包期还是多个承包期？宅基地转让购买者的土地使用年限如何确定？都将是未来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一大问题。
三中全会之前，北京某智库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也提出担心，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运作，利用土地用途转变的方式，同样可以把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囊入自己口袋。
消息说，北京最后的决定是先易后难，出现问题再伺机解决，“不能让细节阻碍总体规划”，因此才有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明确目标。
铁三角正式形成
本来，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是重新改革分税制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但此一点争议巨大，以致最后难以达成具体方案。“最后连‘营改增’都谈不拢。”北京一位知情者分析说：“谁拿什么税？如何转移支付？财权事权如何配合？这些具体问题最后都没有进入《决定》，只有一个大致的目标，路线图完全没有。”
不过，他也认为，对中南海来说，只要形成目标，然后掌握了执行机构，以后可以一步一步实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是这样的一个具体部门，其取代发改委，功能有可能比原体改委和中央计委更强大。
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革领导小组和中纪委的权力大幅提升，使得中共正式进入“铁三角”局面，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各掌一角。此三角若默契配合，未来北京或可推动新政策，但变数仍然极大。
改革成效不看好
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对《新纪元》表示，中南海三中全会的改革属于“微调”，最高层刻意避开“政改”的说法，“把一些政改的实质内容分散在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当中”。
这位教授提到的，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改革。《决定》中有培育社会组织自治的提法，也有政府不直接管理社会组织的说法。不过他也认为，这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虽然有效避免了党内争论，但却难以凝聚全社会共识，使得本来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变成“党内游戏”。
美国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石藏山也认为，《决定》虽然明确表示政府退出一般社会管理，但“党”没有退出。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和社区组织，都仍然会有中共党组织的存在，最后将很可能形成一个“党管社会”的局面，结果是回到80年代之前党政不分的局面。
三中全会虽然推出多项改革，但大多属于技术调整范畴，并未对根本的制度性问题有所触及。石藏山认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有两大阻碍，一是缺乏权威，二是缺乏共识。对后者而言，北京需要一个能够造成普遍轰动的事件来凝聚共识，比如邓小平的全面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或者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透明化。微调改革有动静小的优势，却有难聚共识的劣势。
他分析说，专制体制的共性是前期皇帝说了算，后期体制说了算，这是专制体制改革困难之所在。而北京的改革不从体制下手，最后难以逃脱被官僚体制摧毁的命运，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因此他不看好三中全会的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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