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下发紧急密电：禁谈经济崩溃(图)

经济学家郎咸平上个月在沈阳讲演提到2010年中国各项“铁公基”占GDP高达70%，与苏联垮台前军工业占GDP70%极其相似。（看中国配图）

严防敌对势力利用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与央行的两名官员因泄密被判刑是个不太为外界关注的消息，更何况两位官员位阶较低（副处级），将未公布的统计数据泄露给券商。券商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很坏，因此，案件的事主也难以得到民众同情。在多数涉及国家经济数据的官员看来，两位涉案人员被判处的刑罚（五年与六年）并不算重。不过，这两宗性质相同的案件却是新近改中央综治委之名为综管委的重要参照案件。

可靠消息来源说：由综管委主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签批、国家保密局系统下发的紧急密电，已经传达到各省重要经济单位，以及省级经济研究机构和社会舆论监控中心。密电要求被通知单位：“务必严防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经济数据和重要经济动向，扩散‘中国经济崩溃论’的恶意行为。各有关单位要从对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负责任的高度来看问题。”

私企业主忧国家政治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剧、高利贷已实质牵涉到银行信贷资金安全之三大问题显性化，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大有复现一九九○年代中后期的趋势。比如，被称为“末日博士”的全球经济咨询专家鲁比尼最近公开说：“中国致力于提振经济成长，但在二○一三或二○一四年很可能发生硬着陆。”硬着陆虽然不等于直接的经济崩溃，但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有些迹象已经出现，如上海楼市价格下行引发了此前一些付高价买楼业主的抗议。

中共越来越难以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到经济高危时期，各种问题均会指向政治腐败。上海业主抗议表面看是无理取闹，但本质问题是业主在此前忍受了开发中的腐败成本向他们分摊的部分，而现在楼市趋冷，他们的资产贬值，原来的忍耐就变成了现在的抗议。

“如果在经济难点引发社会高度不满的同时，又有人鼓吹‘中国经济崩溃论’，很可能让全社会的挫折感被极度放大。最后，群众均产生‘过不下去了’与‘不愿过了’的情绪，这两种情绪汇合后必然导致毁灭性的社会崩溃。”这是中央综管委一位副主任（正部级）内部讲话所表露出的忧虑。这个内部讲话与上述的紧急密电下发不到一周后，就传到了密电接受单位。

整个社会对经济前景的忧虑更本质地是对政治制度前景的忧虑。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目前出现了“假破产，真移民”的浪潮──在那些业绩不错的中小企业主当中，有不少人突然中断经营，将企业纳入破产程序，而在正式申请破产前已将绝大部分资产转移到欧美或东南亚。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变换说法

“中国经济崩溃”进而是社会解体不是新的说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之，就是今年早些时候也有。比如，著名国际环保组织“探索国际”的创始人劳伦斯‧所罗门，在今年初发表文章于加拿大《全国邮报》，指出：“像前苏联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繁荣是虚幻的，随时可能崩溃。”彼时，社科院的一份内部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摘要译文，但是，中宣部下令马上收回该期资料，绝不允许该文在知识分子当中流传，更不允许通俗经济读物转刊。

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地方政府超额负债与中央政府超发巨量货币，必然会导致重大经济危机”。这种说法遭到了院方的批评，以至于这位教授火急给媒体打电话，要求将此段内容改为“中国地方负债累累，发生经济危机不是不可能”。

“政府”字眼被有意删去，“必然”也换成了“不是不可能”。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言论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借助国家机密之名限制对经济运行实况的分析，也将成为政治控制手段。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关于地方债规模的说法越来越混乱，竟然有十点七万亿、十三万亿、十五万亿诸种说法。

经济数据受政治过渡期影响

北京一位民间经济学家在得知综管委紧急密电的消息后，指出：政府想控制经济崩溃论的扩散，但更大的问题是政府根本就不了解经济和社会的实情，因此，其控制必然是盲目的。“末日博士”鲁比尼已经预见到这点，尽管他没很直白地指出。在发布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研究报告时，他说：北京当局正在“确保微妙的政治过渡期不至于受累于经济下滑”。

他说的“微妙的政治过渡期”，是指从现在到中共十八大召开这段一年左右的时间。正如珠三角与长三角的中小企业老板“假破产，真移民”一样，现任九位政治局常委中的七人要求获得安全的政治退出路径，因此，才紧急下令防止“中国经济崩溃论”的扩散。

(原标题：高层禁谈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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