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在题为“四十年经验观察：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一文中说：“我在中国生活近四十年的经验观察，国人养成的习惯里，保持得最好、发挥得最淋漓的习惯乃是撒谎的习惯。”我以为这话对又不对。说它对，当今中国人无处不在撒谎，何处不是谎言！商店打折的商品比不折的价高，标牌写着红木的家具是刨花锯末板压成，放在超市的瘦猪肉是化学的加工，北京雅宝路秀水市场高档名牌服装全是冒牌货，媒体推荐的房地产多是坑人的陷阱，政府的招标工程早已暗箱就绪，甚至大药店兜售救命的药也是质量不合格的东西，就连官方喉舌的一些消息和报导也是假话连篇，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说它不对，在我记忆中的中国人并非习惯撒谎。比如解放前商家招牌多见“童叟无欺，言不二价”、“货真价实，骗人天诛”，于是才有老字号的形成。说句玩笑话，就连扯谎卖打药的也是真枪实剑。
记得，我于一九四八年去到成都市东大街最大一家雨前春茶叶店当学徒，叩完三个响头老板（又叫师父）教育我的第一句话是：“当徒弟要学好手艺，勤快诚实，见事做事；要手脚干净，不贪小便宜，对买主恭敬，无论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烟倒茶。”他不但这样教育我们，而且身体力行作为人师。茶叶最小气，见味就呛，呷进口就会发觉。有天，店里的大花猫，在烘制的茶叶堆里撒了一泡尿，使得几十斤茶叶成为废品。师父吩咐我们倒掉，师婆（他的母亲）却有点舍不得，叫放在一边。巧好，第二天三台县一个小贩来买茶，叫价压得特低，师婆叫卖，却悄悄叫我们把那准备要倒掉有猫尿的茶叶，打成包混在里面。下午师父回来问及此事，得知情况后大大生了气，他先指责匠师宋先生说：“我妈不知道，难到你不清楚么？我们雨前春是百年老店，怎能把有猫尿的茶叶卖出去，还要不要招牌？一个做生意的人，看重的是信用，不能为了钱不要良心，让顾客喝猫尿。”师婆发现自已做得不对，一肩挑起责任说：“不怪他们，是我不对，罗师兄，你快骑车去把买主追回来，给人家换过货。”罗师兄花了大半天时间，骑车追到牛市口，才把那个三台的小贩追上。夜里，师父又把这事讲了一遍，一再告戒我们：“做生意不能只想到赚銭，更要想到信誉，不然生意永远做不大。”此事一直深深刻在我心里，影响我一生做人。可是春秋迭代，岁月迁变，到了解放后我逐渐逐渐发现“共产党喜欢假话，不喜欢真话。说假话升官，说真话犯罪。”例子有的是：
1942年“延安整风”王实味写了说真话的《野百合花》，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分子，后被共产党乱刀砍死；1955年胡风先生对文艺有意写了三十万言的上书，被搞成“革反命集团”，累及二百多位文友，胡先生判处无期关押近三十年直到1985年才获得彻底“平反”；本人二十一岁写了篇言实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见1956年10月《草地》文艺月刊），竟关押长达二十三年直到1980年底才“平反”。与我同命运的近六十万名右派都因说实话而成为共和国“贱命”，至今只是“改正”未分文补发工资；1959年“一生戎马，半世军旅”的彭德怀老总在庐山会上只因说了“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发高烧，得不偿失”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被批被斗，受凌受辱一生，后死于牢房。请问在这个独裁专制的恶政下谁还敢说真话？如果不撒谎就过不了日子！正直的本人今天也学会了撒谎，本来我对一些当官的十分不满，可在饭桌上茶搂中，敢说他不是？除非不想吃饭再作“贱民”。
中国要想不说假话，首先要惩办撒谎和说假话、做假事的人。第一个就是毛泽东，他是中国以至全世界顶级的撒谎者。八年抗日他有四年在“整风”，还制定“一分抗日，两分妥协，七分发展”的策略，还说“让日本人占更多的土地，才更爱国。”可是却说自已在领导抗日；他明知胡风、阿龙、贾植芳、绿原都是革命者，可是为了他的“政治需要”却撒谎说别人是反革命；他明知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均是自由民主斗土，却撒谎说别人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他一人撒谎已是罪大恶极，而更罪大恶极的是这个体制、政权帮他撒谎和保护他撒谎。如果有谁揭穿他的撒谎，不论你是开国元勋还是王公大臣，也不论你是一代名流或三世黄鈡汉瓦，都把你送上绞刑架。除了体制政权帮他撒谎和保护他撒谎更可悲的是一切媒体鼓嗓他的撒谎传播他的撒谎，诸如“水稻亩产十万斤”、“冬瓜长得比牛大”、“肥猪一天长八斤”等等，直到今天谁向人民说了声“对不起”。由于一国之君撒谎，体制造谎，权力护谎，舆论扬谎，所以中国人才以撒谎为生，撒谎求存，撒谎苟活。故假话、假货、假药、假酒、假官、假警察，无处不是。笔者远在十年前就开玩笑说：“当今中国，除了骗子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如果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要想改变这种现实，构建和谐宽容的社会，首先代表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道歉！承认胡风事件、右派事件、反右倾事件、大跃进、大练钢铁、人民公社以及由此而饿死的四千多万中国人民请罪。我想封建皇帝都能“罪已诏”，号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掩盖历史事实，做错了事为什么不道歉，理由何在？道了歉并不有损“光荣、伟大、正确”，如不公开道歉，才不光荣、伟大、正确。历史不再是权力的丫头，撒谎决不再是真理。体制的撒谎必死于体制的改革，陈良宇的垮台展现着新体制蒞临前的光明！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记得，我于一九四八年去到成都市东大街最大一家雨前春茶叶店当学徒，叩完三个响头老板（又叫师父）教育我的第一句话是：“当徒弟要学好手艺，勤快诚实，见事做事；要手脚干净，不贪小便宜，对买主恭敬，无论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烟倒茶。”他不但这样教育我们，而且身体力行作为人师。茶叶最小气，见味就呛，呷进口就会发觉。有天，店里的大花猫，在烘制的茶叶堆里撒了一泡尿，使得几十斤茶叶成为废品。师父吩咐我们倒掉，师婆（他的母亲）却有点舍不得，叫放在一边。巧好，第二天三台县一个小贩来买茶，叫价压得特低，师婆叫卖，却悄悄叫我们把那准备要倒掉有猫尿的茶叶，打成包混在里面。下午师父回来问及此事，得知情况后大大生了气，他先指责匠师宋先生说：“我妈不知道，难到你不清楚么？我们雨前春是百年老店，怎能把有猫尿的茶叶卖出去，还要不要招牌？一个做生意的人，看重的是信用，不能为了钱不要良心，让顾客喝猫尿。”师婆发现自已做得不对，一肩挑起责任说：“不怪他们，是我不对，罗师兄，你快骑车去把买主追回来，给人家换过货。”罗师兄花了大半天时间，骑车追到牛市口，才把那个三台的小贩追上。夜里，师父又把这事讲了一遍，一再告戒我们：“做生意不能只想到赚銭，更要想到信誉，不然生意永远做不大。”此事一直深深刻在我心里，影响我一生做人。可是春秋迭代，岁月迁变，到了解放后我逐渐逐渐发现“共产党喜欢假话，不喜欢真话。说假话升官，说真话犯罪。”例子有的是：
1942年“延安整风”王实味写了说真话的《野百合花》，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分子，后被共产党乱刀砍死；1955年胡风先生对文艺有意写了三十万言的上书，被搞成“革反命集团”，累及二百多位文友，胡先生判处无期关押近三十年直到1985年才获得彻底“平反”；本人二十一岁写了篇言实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见1956年10月《草地》文艺月刊），竟关押长达二十三年直到1980年底才“平反”。与我同命运的近六十万名右派都因说实话而成为共和国“贱命”，至今只是“改正”未分文补发工资；1959年“一生戎马，半世军旅”的彭德怀老总在庐山会上只因说了“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发高烧，得不偿失”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被批被斗，受凌受辱一生，后死于牢房。请问在这个独裁专制的恶政下谁还敢说真话？如果不撒谎就过不了日子！正直的本人今天也学会了撒谎，本来我对一些当官的十分不满，可在饭桌上茶搂中，敢说他不是？除非不想吃饭再作“贱民”。
中国要想不说假话，首先要惩办撒谎和说假话、做假事的人。第一个就是毛泽东，他是中国以至全世界顶级的撒谎者。八年抗日他有四年在“整风”，还制定“一分抗日，两分妥协，七分发展”的策略，还说“让日本人占更多的土地，才更爱国。”可是却说自已在领导抗日；他明知胡风、阿龙、贾植芳、绿原都是革命者，可是为了他的“政治需要”却撒谎说别人是反革命；他明知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均是自由民主斗土，却撒谎说别人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他一人撒谎已是罪大恶极，而更罪大恶极的是这个体制、政权帮他撒谎和保护他撒谎。如果有谁揭穿他的撒谎，不论你是开国元勋还是王公大臣，也不论你是一代名流或三世黄鈡汉瓦，都把你送上绞刑架。除了体制政权帮他撒谎和保护他撒谎更可悲的是一切媒体鼓嗓他的撒谎传播他的撒谎，诸如“水稻亩产十万斤”、“冬瓜长得比牛大”、“肥猪一天长八斤”等等，直到今天谁向人民说了声“对不起”。由于一国之君撒谎，体制造谎，权力护谎，舆论扬谎，所以中国人才以撒谎为生，撒谎求存，撒谎苟活。故假话、假货、假药、假酒、假官、假警察，无处不是。笔者远在十年前就开玩笑说：“当今中国，除了骗子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如果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要想改变这种现实，构建和谐宽容的社会，首先代表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道歉！承认胡风事件、右派事件、反右倾事件、大跃进、大练钢铁、人民公社以及由此而饿死的四千多万中国人民请罪。我想封建皇帝都能“罪已诏”，号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掩盖历史事实，做错了事为什么不道歉，理由何在？道了歉并不有损“光荣、伟大、正确”，如不公开道歉，才不光荣、伟大、正确。历史不再是权力的丫头，撒谎决不再是真理。体制的撒谎必死于体制的改革，陈良宇的垮台展现着新体制蒞临前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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