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一年，全家福，因为警察不允许父亲上街到照相馆照相，全家在家门口照的相。（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母亲已经去世31年了。现在我也很少梦见她，一般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梦见一回，而且都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如果下次我再梦见她，我希望我能告诉她一句话：“妈，您的遗物我真的没办法保存，所以给处理了。”但是，你也知道，人在梦里只有N分之一的意识在发挥作用，往往是该说的话、该干的事情都没说、没做；不该说、不该干的事情，却是说了、做了。所以，下次我在梦里与母亲相见，我还是不能保证自己能把人间的实话告诉她。
1966年夏天，毛泽东搞红色城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8次接见全国红卫兵，每次上百万，全加起来有1000多万红卫兵。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把每次接见红卫兵的疯狂场面拍成了记录片。红卫兵成了超越法律的天兵天将，比日本宪兵还宪兵，比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卫队还党卫队的组织。他们推翻了当时中共的各级政府和党委，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抓走，弄死。所以他们打了我妈几夜，抄了我们的家，抢了我们家值钱的东西，简直就不算一回事儿。所以，我们家没有传家宝。
1940年代，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家是没落地主，很穷。我母亲家是河北易县东娄山村的地主，1937年，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藉着八路军杨成武部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的风头，就把我姥爷家抢光了。母亲逃难到北京谋生，不是逃日本人，而是逃中国共产党。她来到北京后，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挣饭吃。自然她结婚娘家也没有陪嫁。所以父亲家里可能是抵押了土地，才买了两个很小的金戒指，吃了订婚的酒席。日本投降后，父母都失业了，为了餬口，就忍痛卖掉了一个金戒指。另一个金戒指是抗美援朝之中，父亲在党的动员之下捐了出去，买飞机大炮跟刚帮助中国人打败日本人的美国兵打仗了。父亲这样劝我母亲交出金戒指：“我还想入党呢。”1958年，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把父亲郭笃民打成右派，开大会批判他，革命群众也指出了这一点，说他捐献金戒指，是“企图收买共产党”。倒是没料到他还想打入共产党内部。可见我父亲、著名国画家郭笃民真是十恶不赦！
红卫兵把我家的箱子、柜子都贴上了封条，我母亲顶着被女红卫兵铰得像狗啃的头发，胸前还挂了一个大牌子，写着“在押历史反革命家属王碧波”，带着9岁的我往通县火车站走，准备坐火车去涿县老家西河村。两个女红卫兵听说我母亲去车站了，怕我母亲带走值钱的东西，骑着自行车追我们。在离通县火车站几百米的石子路上，追上了我们，搜查我们带的一切物品。没有查到值钱的东西。但是发现我母亲带的褥子缝着一个褥单，还是八成新的白布。就撕了下来，骂我母亲不老实，生活腐化，褥子上还有另外的单子，不是只有一层布包着棉花。那个戴眼镜的女红卫兵，据说是通县二中的，还抽了我妈两个大嘴巴。这才放我们走了。
此前抄家的时候，胆小的三姐赶紧把家里的老照片，父母年轻时的照片都撕碎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都撕成了“指甲盖大小的碎片”。她特别心疼。所以，我也没有母亲年轻时的任何印象。她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美女，但是我此生是无缘得见了。最年轻的印象也就是她40多岁时的样子。我们那时候在北京通县贡院胡同11号门房住，有一个临街的窗户。一起干活的妇女经常来找母亲上工，母亲就和她们一起走了，六、七岁的我在母亲出门后，就赶紧趴到窗台上，看母亲扭搭着、说笑着和同事一起走路上班的背影，觉得特别美。那时候，许多她那个年龄的女人是小脚，走路杵搭着两条棍子一样的腿，没有美感。母亲是一个特别坚强、开朗的人，就是丈夫被抓走劳动改造，家里一下子没有了一分钱收入，她带着7个月大到10岁的4个孩子谋生，也没有被共产党打垮。还是那么坚韧地乐观地生活。但是，自从1966年8月，被打了几夜，铰了头发，轰到农村，我母亲就一下子成了老太太。其实那年她也才47岁。
所以我们家是没有传家宝的。我结婚的时候，母亲也不可能掏出一个祖传的金戒指给儿媳妇戴上。这些都是别人家的传说。
父母1942年结婚，50年代初，肃反，把我父亲弄走一年审查、调查，但是没有查到什么。他虽然在国民政府的警察学校干过一年司书，大概就是文书、中尉，顶多算副连级，而根据共产党的政策，正连级，或者上尉以上才算反革命，所以又把他放了回来。到1979年年底他被改正右派，回到通县上班，结婚37年，夫妻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15年，其余22年都是被共产党抓走了。所以父亲对家里人的感情非常淡漠。而且，在老家河北省涿县西河村当农民期间，村党支部又把他摘掉的右派帽子换成了“历史反革命”，继续迫害压榨他。在这期间县城的孟某某和一个解放军军官拜他为师，学习国画，他后来就经常住在孟家，就和孟某某的妹妹有了暧昧。所以1979年改正右派回到北京市通县工作，但是1980年过年前就借故离家出走，以后十几个年都是在涿县孟家度过的。我母亲临死前的几年也没见到他一面。
1985年我进入中国青年报群工部当记者、编辑，利用报社的影响，当年下半年迫使通县教育局给了我父母一间半平房，但是还要把文革中，红卫兵分给我们家的8.3平方米私房交给通县教育局。这样我们就搬进了通县中山街161号。在那里母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5年。这是她后半生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她不再是历史反革命家属，而是“报社记者的妈”，她感到非常自豪，她多么愿意再活几年，多享受一下这样的幸福生活啊。但是这里的生活条件仍然很差，平房，地方又小，20多平方米，我们一家3口加上母亲，4个人住，并不宽裕。教育局为了节约，把学校教室的旧门安在这几间新盖的房子上，教室的门很宽，一开门，屋子里的热气更是跑了大半。上厕所要去街上，200米之外的公共厕所。1989年年底，母亲去了街上的公共场所之后，就着了凉，得了感冒。她一生中得过4次肺病，还有石棉肺，所以这次感冒就引发了肺心病，从此一病不起，没有公费医疗，只有不多的存款。一年之后，她不愿意再拖累儿女，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吃了很多治疗咳嗽的药，这个药的副作用是导致胃出血，她就用这种方法自杀。1990年12月3日，她因病去世。其实她是被共产党活活害死的！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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