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的修补根本不是朝向多党民主制度的,而是对一党专制的完善、加强和巩固。
历史上这样的修补从未间断,但是却总是以失败告终,随后而来的却是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
我们来研究一下三个比较有名的修补,一是汉朝的王莽改制,二是宋朝王安石变法,三是明朝的张居正改革。这些修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留专制制度,而改善君民关系,但是,人民对专制的积怨和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都使得修补以失败告终。
王莽改制真的是一心为民的。王莽改革的核心是“收天下田为王田”,实行“井田制”,“实行五均、赊货、六莞”和改革币制等等都是为了国家控制资源分配,实现“天下田天下共耕”、“均贫富”的农民式的理想。但是,人民照样对王莽执政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最后,王莽被“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死于贫民之手。
试图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就没有王莽那样的“好心肠”了,他在内忧外患的北宋的变法是在维护专制政权的前提下,搞经济的皇家控制或垄断。很类似于中国前一段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建立预算制度、节省开支、堵塞漏洞;建立政府粮食储备制度,调剂丰歉;帮助农民解“青黄不接”之困的以青苗为信用贷款的“青苗法”;设立具有金融职能又能平抑物价的“市易务”,调节市场搞活流通。此处还有连环自保的“保甲法”,出钱雇人的“募役法”,保障财政收入又减轻小农负担的“方田均税法”等等。这些不切实际的伟大空想无疑遭到当朝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变法也随着王安石的下台而告终。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当时的宋朝不俱备“帝国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的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缺乏汇单、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和借款及抵押借款等等一系列金融和商业法律的基础,也缺乏对假冒、欺骗及监守自盗的惩罚和监管的法规。其变法犹如空中楼阁,必败无疑。
明万历张居正的改革则属于吏治改革,改革的起因是赋役制度的混乱,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吏治腐败。改革的重点是整顿吏治,强化管理,提高效率。如为纠正吏治不清,责任不明而实行“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又如用人“唯才是用”,实行“用舍进退、一切功实为准”;再如实行“一条鞭法”,纠正征税征役方面的混乱现象等等。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样遭到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的强烈反抗,死后落得“身败名裂”,抄没家产,长子被逼自杀的悲惨境地。改革也就此告终。“十年新政,毁之一旦”。
很显然,这样的修补,其实不仅人民不喜欢,而且专制统治着内部也不喜欢。
结合当前中国实际看,中国目前的专制统治者,也是在专制主义条件下的修修补补。中国共产党拒绝还政于民,一心只想修补。共产党修补的方式是,在保证权贵经济的前提下,给底层人民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例如取消农业税、例如9年义务制教育,例如农村医疗保险等等。这样的修补方式,在两个方面都“得罪”了人,一是“得罪”了人民,因为人民现在已经不满足这样的施舍了,人民要的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反对贫富分化,在政治上,中国人民最希望是的有权选择执政党。另一方面也“得罪”了权贵者,权贵者反对一切干涉他们的经济利益的改革。
目前,可以说在对待中国的社会问题上,现在的执政党已无回天之力了。不难看出,如果不采纳人民组党、民主竞选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在一个极为封闭的专制制度内,修补(改革)是难以成功的。凡是修补者,不论左、中、右均没有好下场。这就昭示着每个专制时代积累成山的问题不能通过专制制度内部的修补来解决。
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执政党自行实现民主制,要么人民爆发革命。在实现民主制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早改早主动,不改就被动。如果不改,那么人民爆发的民主革命将会为中国人民重新找回公平、公正。“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民主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等待专制者的将是正义和民主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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