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台北市巷弄内的一家葡萄酒馆，下午四点开店、晚上十二点打烊，酒馆老板高仲明亲自烹煮下酒小菜。这里不定时的有小型摄影展。但他从不展自己的作品，“不好啊，太自恋了”。
高仲明，来自香港的纪实摄影师，“酒馆老板”是他来到台湾后的新身份。
擅长拍摄“图片故事”的他，2021年与妻子移民台湾。“有时候我会接一些摄影的案子，我还有自己的project，所以挺忙的。”同年，他以《慢性港伤》获台湾第二十届卓越新闻奖系列新闻摄影奖。
在拍照中找到自信
高仲明长期关怀弱势贫穷与人权问题，作品屡屡获奖。2012年他以《豪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环境》系列拿下WMA大师摄影奖冠军。2013年、2015年皆获人权新闻奖项。
自2014年起他长期拍摄游民议题，“其实我都不知道原因，我真的很融入他们，游民或者是弱势，他们都很相信我。”高仲明家住香港半山罗便臣道上的高级社区，父亲经商，家里有名车、佣人。环境优渥的他对弱势却有莫名的同感，小时候自愿当义工陪老人上医院，“我看见那些婆婆很惨，很可怜，我就会跟我爸爸说，她们为什么会那么可怜啊？”
8岁那年，爸爸带他去看电影《神行太保》，萤幕上刘德华和苗侨伟扮演的热血记者揭露资本家的丑行，小小年纪的他对自己说：“未来我都希望这样做。”他立下了当记者的志愿。
但他自称个性很闷又不爱念书、不擅言词，“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做什么都不好，又没有自豪的。”国中时，他向爸爸的朋友借来相机，“原来我自己好喜欢拍照”。往后他拿着爸爸送的相机，开始疯狂地什么都拍，在作品里找到了自信。
入行第一年，高仲明就获得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的奖项，“我爸爸就很开心，比赛协会有一本书，我就拿了几本放家里，我爸爸就拿这几本书到处传给朋友看：‘我儿子很厉害’。”
然而三年后父亲离世，没能目睹他日后的成就，成了他最大的遗憾。而同年，他因家道中落，搬离了位于半山的豪宅。
“我知道这个政权是不可信的”
20年的香港摄影记者生涯，任职《壹周刊》期间到大陆报导社会事件，影响他最深。他提起了两桩往事。
2011年，高仲明与同事前往中国内蒙古拍摄沙尘暴专题。抵达当地，触目可及严重的土壤沙漠化，他目睹当地政府联合大公司，开着大吨位的车子一趟又一趟地重压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直到不能耕种，再以贱价购入。原来他们觊觎田地下丰富的煤矿。而失去田地的农民不得不帮人放羊。“我觉得这是很不公义的事情。”
又有一回，前往河南拍摄儿童注射毒疫苗事件。他们找到一位年约八岁的受害儿童。健康的小男孩施打疫苗后，全身瘫痪，躺卧床上。男孩眼神纯真清澈，让他不忍卒睹，“小孩很乖，我记得他的思路完全清晰，但是动不了，瘫痪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无法接受。”
调查发现，地方官员贪污是事件主因，“一小撮人贪污就让一大堆人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一辈子的事，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高仲明与同事担心报导将给男孩全家带来麻烦，于是询问男孩父亲：“你确定要接受我们的采访？”男孩父亲态度坚决，“一定要给外面的人知道，现在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临走前，高仲明与同事掏出钱包里的现金，塞给男孩父亲，但被婉拒了。“其实某种程度上，他都明知道（报导）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就是想把真相让人知道。”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深的影响，我知道没有人帮他们，他们没有发声的机会，就只有media（媒体）可以帮他发声。”他看见了记者为弱势发声的社会责任；也看清了极权下的暴政，“为什么这个政权可以这样对自己的人民？你做错，你可以补救，但是你们没有。我就知道这个政权是不可信的。”
身上及心里的伤痕
高仲明翻开摄影作品集《港伤》：暗室里，灯光聚焦在令人惊骇的伤痕：在后脚上、额头上、手指上、背上，甚至是眼神里。这是他拍摄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遭到香港警方暴力伤害的24名抗争者的受伤情况。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可能有部分人现在在香港的监狱中。”
一名高中生放学回家，路过抗争地点，一群警察拿着警棍朝他而来，莫名地一阵爆打后，他倒卧血泊中。“访问他的时候，他不断地哭，‘我没有去啊，为什么要打我……’这对我影响很深刻。”男孩的右手尾指骨折并造成永久伤害，无法握拳。后来他与父母移民海外。
伤势最严重的？高仲明翻开一张照片：赤着脚的结实双腿，右小腿前方一道又深又长的缝合疤痕。“他拄着拐杖来，他这一辈子不能再跑了。”在理工大学的“围城”事件中，他从桥上一跃而下，逃离警方封锁。高仲明不知道这名年轻的大学生日后能否正常行走。
此外，他也看见了深烙他们心底的、无形的伤，“每都人心里都有伤啊，失去自由啊。没有自由，也没有未来……”
催泪弹直落脚下
而拍摄《港伤》的背后，也有着高仲明的一段故事，他也受了伤……
2019年8月，一场发生在元朗的抗争，一场大型的冲突过后，场面平息了下来。高仲明拿下头盔、面罩，喝了喝水，接着点了根烟，突然间他听见“啵啵啵”警方射击催泪弹的声音。很快地白色烟雾在酷夏热气里蒸腾，一阵热麻的痛感袭来，高仲明什么都看不见了，呼吸变得困难。原来催泪弹直落在他脚下。混乱中，几个年轻的抗争者快速地冲向他，将他抬离现场。
“我记得当时我附近全部都是记者，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高仲明的衣服与头盔上有明显的“PRESS”字样。反送中抗争持续，香港警察日渐失控，无差别地向民众喷胡椒喷雾，射击催泪弹、橡胶子弹，用警棍袭击民众。这些场面虽已司空见惯，但这时的高仲明仍难掩怒气。
更糟的是催泪弹化学毒素的后座力，回家后的高仲明全身开始过敏，但他忍了下来，一样地外出拍照，但渐渐地全身肿了起来，面部肿得扭曲，眼睛肿成一直线，耳朵大了一倍，尿液都成了橘色。有一天采访回家，呼吸困难的他，进了医院急诊室。“这一刻我就害怕，人都是怕死的。”
医生建议他不要再到抗争前线。“但是我是个记者，我很想要继续记录香港发生的这件大事。到底我应该如何继续？”同是记者的妻子建议他，“警暴致使很多人受伤，不如我们试一下记录香港抗争者的受伤情况。”于是他们开始了《港伤》的拍摄计划。高仲明的妻子透过采访过的抗争者，找到拍摄对象。几个月后，他们完成了摄影集《港伤》。
《港伤》一发表，即获得国际社会极大回响，更获得了“Sony世界摄影奖2020（纪实组别）专业组冠军”。美国国会讨论香港事务时，都曾经引用其中的照片。尔后在台湾、伦敦、意大利等地方展出。
国安法出台 架在身上的刀
“我没办法想像香港会沦落到整个街头……我不会说是战地，说是战地应该还有一个距离，但街头是如此恐怖。”2019年反送中运动，港人上街游行、抗争反对《逃犯条例》。他们忧心中共随时可向港府提出申请、逮捕任何在港人士，并移交中国审判。自由法治、一国两制将荡然无存。
“几乎每天都有抗争”，以往高仲明是退后一步的事件记录者，但这一次“我自己就一定不是局外人，你看到警察好像是他可以随便拉人、抓人，可以随便打人，这些都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跟中国大陆一样，可能比中国大陆更恐怖”。
2019年6月9日103万人上街游行反对恶法。6月12日上万人包围香港立法会，要求停止法案二读、撤回修例。6月16日200万港人上街游行。但高涨的民意，难阻中共高压的专制蛮横。
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中共黑手伸入香港，自由香港宣告结束。“我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与公平，有不公平的事，我作为记者就记录下来。记者做采访都是天经地义的，我哪想得到会有国安法呢。”
“摄影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丧失新闻、言论、创作自由，高仲明等同失去一切，“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你自我审查：我应不应这样拍？我应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些言论说这些话？”
恶法如影随形、无所不在，“这就很像一把无形的刀架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这是最恐怖，比直接不让你说，更恐怖。”早年到中国采访，他看透了暴政下受荼毒人们的血泪悲歌。他预见中共黑手下的香港将“慢慢脆弱、慢慢腐化”。于是他与妻子选择移民与香港生活状态接近的台湾。
以摄影融入台湾
2021年甫到台湾，高仲明就以《慢性港伤》获台湾第二十届卓越新闻奖系列新闻摄影奖。这是他离开香港前的作品：香港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一块块灰色图漆，那是香港当局用来涂销民众在反送中运动期间留下的涂鸦和抗争口号。
主办单位写下的得奖理由，“……镜头下仿佛结痂未愈的伤痕，想要遮掩的，却反被揭穿。作品结构清晰，沉郁跌宕，调性一致，完成度很高。”
接着他又完成了摄影集《后时代革命》：记录港人因反送中或躲避香港国安法，移居台湾的生活状况。他以脸部曝光的手法，既保护了受访者的身份，也传达了初来乍到、对身份的认同问题。
高仲明出色的作品很快地被台湾艺术界、摄影界看见。来台三年，举办了三场展览，主办单位包括：台湾文化部及司改会。“如果我在香港的话，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做这个展览，没有人敢租场地给你，我相信连很多受访者都不敢接受访问。”
三年了，适应台湾生活了吗？他仍以淡定而缓慢的语调，“以前我没有很喜欢香港的生活，太快，太紧张了，住的地方太窄，这样对我来说，是不太舒服的地方，还有很吵，我都不太喜欢。”
“台北人以为台北已经很快了，其实不是，台北对香港来说，还是慢的。我都变慢了。变慢对身心都比较好一点。”忧郁的神情难得露出了笑容。
这天，赶在酒馆开店前，高仲明背上徕卡相机，搭上计程车，在一栋商场大楼前下车后，进入一旁一间不起眼的老旧公寓，直上三楼。推开门，一排排分门别类的摄影器材，映入眼帘。忍不住问他：“你怎么知道这间店的？！”高仲明腼腆一笑，缓缓地说着一口不甚流利的粤腔国语，“是台湾的摄影同好告诉我的。”
周一的酒馆休假日，是高仲明摄影的日子，“我觉得摄影方便我更加认识台湾，可以比较容易融入台湾。”
在台湾自由的土地上，他继续关心香港、拍摄他最喜爱的街友议题，拍台湾特有的庙会文化、被拆除四落的蒋中正铜像……
预定一年后的展览计划，高仲明希望能以“台湾人”的身份办展，这时的台湾已是他“要慢慢生根的地方”。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