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1月27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Theodore Dalrymple撰稿／程航编译）进步主义教育在北美和欧洲持续已久，虽然不一定更为深入，但已产生令人吃惊的效果：它极大增加了支持极权主义的人数。我们的年轻人受此教育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正以扭曲的意识形态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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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形态日后可能会转变，但其带来的一味狂躁的心态却将持续。
此刻，一个人对变性欲（transsexualism）的态度竟成了人们在政治上的试金石，至少对知识分子是这样。
我们不能肯定，痴迷于这种意识形态在10年后会带来什么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心态会对不接受它的人、或以温和方式提出质疑的人，采取凶猛和报复的方式。
现在如果有人否认“变性女人”是女性，或相信生物学在男女性别差异上有所定义，他将在道德层面被等同于黑衫军（意大利的一个法西斯组织）或（纳粹）突击师（S.A.）。
革命往往会吞噬年轻人，而政治正统观念的变化趋势往往会让前几代的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者落伍，他们反倒被认为是法西斯反动派。
最新的政治正统派的信徒们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绝对的政治真理，并打算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后代、传续千年，直到被下一个新的激进主义时代“超越”。
这就像斯大林的追随者们之后遭处决，他们反而被后来的激进分子认为是反动派。
被《卫报》逐出的记者
以上趋势的一个现实例子是英国记者苏珊娜‧摩尔（Suzanne Moore），她自称是左翼女权主义者，曾在《卫报》撰稿多年。该报已越来越被英国知识分子视为“真理”。
摩尔在该报的338名同事联名致信编辑，抗议摩尔的一篇文章，这最终导致摩尔辞职。如果自己在同一个机构中被1/3以上的同事投诉，谁还想在这里继续做下去？
摩尔到底写了什么，让这338位同事感到如此被冒犯，以致于他们认为必须向老板投诉摩尔的文章？那些冒犯的文字摘录如下：
“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构建（不一定是生理现象）——女孩和女人不必注定是女性，男孩和男人也不必注定是男性。然而我们被告知，性别是天生注定的，在出生时就存在的；性别不是一种感觉。雌性定义适用于所有生物的生物学标准。如果你可以产生大量的不动配子（生物学词汇），你就是女性。这个概念并不复杂，尽管那些少数的双性恋者应绝对受到尊重。”
在我看来，不要说那338名知识分子，任何人在看了以上用生涩语汇来解释平庸道理的做法，都会发怒。然而，针对这些文字的抗议信却是这样写的：
“我们对《卫报》一再发表反对跨性别观点的文章，感到非常失望……发表这种仇视性文字已经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并正在让《卫报》加剧成为反对跨性别权利和反对跨性别员工的出版物。”
上面这段话是说，如果有人暗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有来自生理学的决定因素，他就会被认为、将对打算改变性别的人产生敌意。然而，在大多数人眼里，想改变性别的愿望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其结果将带来悲剧。（大多数人只是没有直白表达这种观点。那些表达了这种观点的人，就该被仇视或被认为对改变性别的人有敌意吗？）
文人式的恐吓
以上这种来自知识分子的恐吓方式，意味着不加分析和无控制的仇恨，它迟早将导致对某事物或某人（群）的仇恨。
这种恐吓方式的特点是，与其让某种不愿看到的事物发生，不如首先遏制其发生的可能。因此，这些以文明方式进行恐吓的做法是，不与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探讨，而是首先取缔其发表看法的可能。
人们不难想像，如果这个世界由《卫报》的338位小列宁式的知识分子掌控，将会怎样。他们会认为这种控制权是他们理应得到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道德才是更高的。
列宁认为，任何有损其学说的做法，无论多微小，都是对其事业的完全背叛。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卫报》338位签名人的心态。
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我都不赞赏摩尔的文章，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我是个老式的自由主义者，我捍卫的是摩尔表达其观点的权利，也捍卫她反对《卫报》可能成为“萨沃纳罗拉斯”（Savonarolas）的权利，后者的野心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认知，打造世界（不允许其它的可能）。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似乎正在不断输出此类人才。
原文 Our Education to Totalitarianism and Transsexualism发表在英文大纪元。
作者简介：Theodore Dalrymple是一位退休医生。 他是《纽约城市日报》(City Journal of New York) 的特约编辑，撰写过30本作品，包括“底层生活”(Life at the Bottom)。 他的最新作品是《禁运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本文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的观点。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