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淪陷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出動一百五十多萬兵力，進入中國東北，主攻牡丹江，輔攻哈爾濱、長春和瀋陽。據東京審判時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幸雄的證詞，一九四四年底，由於精銳師團調往前線或防衛日本本土，關東軍已沒有一個受過高度訓練的師團，當時的關東軍靠日本僑民充數，已經左右不了大局。八月十七日，關東軍「奉日皇之命停止軍事行動」，向蘇軍繳出武器。
蘇軍沒付出太大的戰爭代價，卻拆運東北工業設備價值達8.58億美元，總計掠奪近20億美元。（《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
當時的東北，已經被日本建設成中國最為發達的工業基地和農業基地，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三千八百萬人口，是中國的最富裕地區，是一個歐洲強國的規模。
毛澤東知道蘇聯將出兵東北，在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麼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我們的勝利。」
東北背靠蘇聯，左右是蒙古和朝鮮，當時有一句形象比喻：背靠沙發，腳踩地毯。
蘇共軍隊在東北姦殺搶掠，「你要是遇見滿洲人，他們二話不說就會把你搶個精光。可要是遇到蘇聯紅軍那可就太可怕了，他們直接就把日本人殺死，而且是為了殺人而殺人！我見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屍體，堆積如山……」（Ronald Spector, In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nd the Battle for Postwar Asia）
美國戰略指揮部分部（OSS）主任哈爾·賴斯（Hal Leith）目擊瀋陽蘇軍暴行後，有如下的記錄：「俄國人對中國人實施搶劫和強姦。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車站火車站，有時就在大街上被紅軍強暴。有傳言說，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給蘇軍司令部提供一定數量的婦女。結果，女性被迫削髮，塗臉和束胸以免受辱。」
中共東北局在給聯共（布）領導人的信中指出：「紅軍的行為絕非無產階級軍隊之作為，其中包括強姦和掠奪農民的餘糧。」信中還敦促蘇聯：「建立軍人紀律委員會，以此預防紅軍違犯軍紀和開展廣泛的宣傳活動，以便還信任於中國人民，他們現在確實對蘇聯士兵感到恐懼。」（《冷戰與中國的分割》）
蘇聯允許中共部隊進入東北並配合中共部隊接管東北眾多戰略據點。中共軍隊在蘇軍的羽翼下迅速滲透東北，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已經有十一萬軍隊進入東北。中共並從蘇聯手中接管了日本關東軍的大量軍火。
據原八路軍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回憶，瀋陽蘇軍曾將日本關東軍最大的武器倉庫——蘇家屯倉庫交給他們看管。他們打開倉庫，「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槍兩萬多支，輕重機槍一千挺，還有一百五十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野炮和山炮。」
「蘇聯紅軍不僅暗中協助中共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而且為進入東北及在華北的中共軍隊先後提供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從而使這支過去因為裝備落後、彈藥缺乏，主要靠游擊戰取勝的部隊迅速成長起來，從而極大地縮短中共中央原先預計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朝鮮的特殊地理位置為中共軍隊建立一片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中共軍隊把遼東軍區後勤部和部分後方醫院設在朝鮮，中共軍隊軍事失利後，非戰鬥人員甚至軍人撤入朝鮮，國軍無法跨過國界追擊。
蘇軍占領的朝鮮向中共輸送大量軍用物資：「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朝鮮方面支援我們兩千多車皮（鐵路貨運列車車廂）日本侵略軍留下的作戰物資，有的是無代價支援我們的，有的是通過物資交換取得的。這些物資在戰爭中都是非常寶貴的，從南浦裝船經大連轉運山東，對支援山東以至華東解放戰爭發揮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憶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局駐北朝鮮辦事處》）
原在中國的「朝鮮義勇軍」進入東北，直接發動朝鮮族人參加東北戰爭，這支朝鮮族部隊的兵力一度達一萬兩千人。（中國朝鮮族歷史足跡編輯委員會編，《勝利》，一九九二）
中共還得益於大批日本戰俘。根據香港《鳳凰週刊》二零零六年第二十六期傅樂平的文章《我認識的四野日本老兵：萬餘日籍解放軍歷史解密》，解放軍接受了三萬多日本軍人，多數加入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幫助中共打內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記載說，當時衛生部門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在蘇軍配合下，中共軍隊捷足先登，搶占了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四平。蔣介石派白崇禧在東北迎戰，東北國軍士氣大振。白崇禧督戰指揮杜聿明屬下孫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陳明仁七十一軍分三路向四平林彪部隊進逼包抄。
國軍只用三天時間，於十九日便徹底攻克收復四平，林彪化裝成伙夫隨殘兵敗將狼狽逃往松花江北岸。國軍乘勝追擊，又拿下長春，並追剿林彪部到松花江畔，直逼哈爾濱。
絕望中林彪於六月一日致電毛澤東：「準備游擊放棄哈爾濱。」六月三日毛回電：「同意你們作放棄哈爾濱之準備，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方針。」中共軍事天才林彪的勁旅頃刻間就要淪為游寇。
在決勝時刻，馬歇爾連續三次致電蔣介石，叫停東北剿共，並威脅「如果繼續追擊，美國就不再幫國民政府運部隊去東北了」。五月三十一日，馬歇爾又寫信給蔣：「事情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關頭，即我本人的立場是否正直成了嚴重問題。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軍停止推進、打擊或追趕。」
蔣公為「勿傷對馬個人之情感」，雖感「痛心與恥辱極矣」，而同意停戰。（《蔣介石日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三日）
在馬歇爾重壓下，蔣介石於六月六日宣布停戰十五天。之後不久，馬歇爾又要蔣介石把停戰期延長四個月。蔣介石當然不願意，兩人關係緊張。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態度暴躁異常」。
周恩來則一邊博取馬歇爾的同情和信任，表態中共可以停戰，「證明拖打責任均在蔣」，另一邊對馬歇爾進行人身攻擊，「連續發動新聞攻勢」，「使調處執行部非宣告解散不可，則美軍只有撤走」（《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
馬歇爾手中沒有能制約中共的牌，他只是一直向蔣介石施加壓力，逼蔣談和。（Memo by Butterworth to Marshall, 6 September 1946, FRUS, 1946, Vol.10, p.148）在蔣公看來：「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如何，亦不顧其本國政策之能否實現，而惟以其個人之功利成敗是圖，一意對共黨遷就，以致揚湯止沸，勞而無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十年後，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描述馬歇爾停戰令的危害：「從此東北國軍士氣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
林彪則趁這個美國人創造的機會擴軍練兵，建立炮兵和建立兵工體系。靠著蘇聯控制的大連和朝鮮兵工廠、蘇聯炮兵專家的訓練和關東軍的火炮等等，到一九四七年初，東北的中共軍隊已經有了一百六十多個炮兵連。一九四八年年初的四平攻堅戰，國軍主將、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回憶說，東北共軍炮火的強大是他在八年抗戰中從未見到的。
東北局勢開始逆轉，而前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接手東北後，按兵不動，固守瀋陽。蔣介石在東北戰局不利時，急飛北平親自指揮，命衛立煌立刻出遼西解錦州之圍。衛卻藉口「瀋陽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執行命令。（《郭汝瑰回憶錄》，一九八七）蔣介石見衛立煌不動，急令衛打通瀋錦線，將國軍主力撤至錦州，並準備在必要時將東北全部兵力退守華北，衛立煌拒絕從命。
一九四八年十月，蔣介石飛瀋陽，授命廖耀湘南下解錦州之圍，同時命侯鏡如指揮東進兵團強攻塔山。衛立煌則反其道而行之，告訴侯鏡如不要攻堅。
十月十八日，蔣介石三飛瀋陽，撇開衛立煌，命杜聿明為主將，親自指揮侯鏡如東進兵團和廖耀湘兵團東西對進，收復錦州。衛立煌則暗中做手腳，供應廖耀湘裝甲兵團的燃料彈藥不准超過一星期，使其無法快速推進。據衛夫人韓權華回憶，當時衛立煌告訴她：「看他盲人瞎馬怎麼走。」
蔣介石抓住塔山這個共軍攻勢中的致命弱點，令侯鏡如率重兵攻擊塔山，馳援錦州。塔山沒有險要地形，易攻難守，塔山離錦州幾十里遠，共軍久攻錦州不克，東進兵團只要攻克塔山，增援錦州，共軍將腹背受敵，當時東北戰局將有可能逆轉，日後的華北華東戰局也有改寫的餘地。
而侯鏡如早在一九二五年就由周恩來和郭俊作介紹人，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侯鏡如接受中共祕密指示，拖延戰機，戰術單調，戰法失當。國軍集中五個師的兵力，首次海陸空三軍協同，攜優勢炮火，占盡地利，激戰五天。國軍中下級軍官士兵三軍用命，號稱「趙子龍師」的獨立九十五師甚至把陣亡士兵屍體堆起來做活動工事，向塔山陣地前沿步步推進，卻因主官攪局，攻不破共軍兩個師據守的臨時野戰工事，無法拿下塔山，國軍隨後在錦州兵敗。十八軍軍長胡璉總結說：「黨國之敗，始於塔山。」
其後，廖耀湘兵團戰敗，所部將領悉數被俘。蔣介石哀嘆：「東北全軍，擬陷於盡墨之命運。寸土焦慮，誠不知所止矣！」（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記）
戰後國軍方面總結得失「東北之失陷，基於錦州之失守，由於瀋陽援兵久而不至。瀋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衛立煌「貽誤戎機達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反，否則，斷未見有此種不受節制之將領」。（陳孝威：《為什麼失去大陸》）
對於衛立煌接受任命的動機，他的夫人韓權華披露稱「並不是想幫助蔣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蔣介石失敗」。（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
衛立煌曾致電中共，主要內容是：「為了盡快地結束中國的內戰，我決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關方面進行軍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該電報由汪德昭通過某國轉到「有關方面」。
一九四八年初衛立煌得到回電，其內容大意是：「信已轉到目的地，據革命權威人士的意見，將軍應當自己選擇時機並且利用當時情況，做有利於革命的事情。」（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
一九五五年三月，衛立煌從香港經廣州回北京，任中共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稱其為「起義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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