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二年1月到来时，建新回来过年，我们对孩子的即将出生感到无比喜悦。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欢笑、一起憧憬着未来，满怀希望。然而，当建新必须离开的那一刻到来时，那份希望瞬间崩塌，孤独，失落的感觉如影随形。我开始担心，建新可能无法在孩子出生时回来，我将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唯一的慰藉就是每周日探望家人。回到家时，大家都对我格外照顾。弟妹们围在我身边，妈妈做我最喜欢的菜，甚至八十岁的奶奶也忙着为孩子织毛毯、缝衣服。“这肯定是个男孩。”奶奶说，我能看出她对新生命的期待。
建新几乎每天都写信给我打气、鼓励，并告诉我，他获准到时候回家陪伴我生产。虽然我不敢过分期盼，但我心底里还是希望他的上级能网开一面，让他留在北京。
与此同时，学校里开始传出一些坏消息。有人透露说，整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精力搞革命上，艺术已经毫无价值。最终，学校的课程被取消，所有学生都被遣送回家。我们这些老师和职员事先毫无准备，我们只能高喊口号，机械地重复毛泽东语录。就这样度过了1970年2月。最后，中共政府决定彻底关闭北京舞蹈学校。我回到家，和家人一起度过了怀孕的最后几个月。
两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革命领导的信：“已决定将所有员工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信上写道。出发日期是5月9日。因为我的孩子预产期在3月中旬，我立刻回学校商量，希望能得到豁免。但不出所料，我的请求被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