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1943年，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波兰人杨·卡斯基（Jan Karski）来到美国，在见到也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他向大法官描述了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后，大法官沉思半晌后对卡斯基说：“年轻人，我不能够相信你。” 然后他接著说：“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超出善良人的想象，令人难以相信，八十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也同样有过类似的感受。但这个星球上最恐怖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
残酷的现实：“白衣天使”沦为杀人的恶魔
2006年3月初，化名安妮和皮特的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了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秘密设立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并摘取贩卖他们的器官。
安妮指证说，她的丈夫是从2001年底开始参与负责摘取眼角膜的。供体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种导致心力衰竭的药物。安妮的丈夫是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每次手术后会得到一大笔钱。到了2003年安妮从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来她忍受不了就离婚了。
医生被称为“白衣天使”，怎么可能沦为杀人的恶魔呢？面对人性之恶的拷问，中国媒体上曝光出来的医生参与“活摘”乞丐和流浪汉器官的案例，给了人们一个底线参考。
2006年11月9日晚，河北省行唐县，在一个废弃的变电站，藉著手电筒的光线，乞丐仝革飞被人掏空了器官。嫌犯是武汉同济医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陈杰和来自北京的医生。被告在法庭上供述说：“正切割时，仝革飞突然抬起手臂抓了一个医生的臂膀一下，有名医生踩住仝革飞的胳膊，很快就弄完了。”
另一起 “杀人盗器官”案发生在2009年6月贵州省的一个山区小镇。外号“老大”的流浪汉被弃尸水库。在尸体内发现了来自广东中山三院的医用材料，最后锁定中山三院肝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张俊峰和另外两名医生。
如果说乞丐和流浪汉这些弱势群体可成为这些医生们活摘的对象，那么，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诬蔑和诽谤，在老百姓中煽动起莫名的仇恨，这给虐杀法轮功学员做好了心理准备。更可怕的是，不少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本身就是紧随迫害元凶江泽民，煽动仇恨法轮功的直接参与者。
中国最大的移植中心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在1999年迫害开始后，就跳出来批判法轮功，恶毒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
浙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副会长”，冲在抹黑法轮功的第一线；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叫嚣“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决不能心慈手软”。黄洁夫的表态，让他在2001年当上了卫生部副部长，成为了中国器官移植业界的掌门人。
其实，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之前，明慧网上就有不少零星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盗的消息，不过报道的重点是他们被迫害致死，对于器官被盗取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对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情况，很多人平时并不关心。“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人们陡然发现，中国早已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地。
到底有多火爆？
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3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2周”。该中心是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热点，吸引了世界各地各种肤色患者前来就诊，病区中心的咖啡厅被人形容为“国际会议俱乐部”。
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这家医院还特别声称是“活体肾移植”！
2007年官方统计的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有600多家，非官方的数字更是高达1000多家。而美国也只有250多家。
根据中共自己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勾画出从2000年到2020年器官移植数量的大致趋势曲线。
2006年“活摘器官”曝光之后，器官移植数量突然降了下来，好像某个供体来源被藏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反常现象，器官移植像是骆驼背上的双峰：一个是2003年到2006年，一个是2016年到2019年。后面的这个高峰中共的解释是来自器官捐赠系统。是不是都是捐赠来的，我们暂且不论，对2006年前的那个高峰，中共一直没有解释清楚供体的来源。
2016年发表的明慧网的深度调查报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分析了死刑犯器官的局限性，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特点，以及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演变过程。特别指出了2003～2006年高峰期的器官市场的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死刑犯器官很难解释的，而又恰恰符合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式。报告综合各方资料，估算出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也就不到7000例，那么多余的器官都是从何而来呢？
白衣人器官移植都上瘾了，供体渠道畅通，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是器官另一个来源
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运动之后，大量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去北京上访，去天安门打横幅抗议迫害。他们前仆后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抗议人群。
中共有一个恶劣的政策，谁去上访就让地方领导、单位负责人、单位职工和家属株连受罚。为了不连累别人，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成为了法轮功学员们抵制中共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这些至少数以百万计没有提供姓名和家庭地址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最后被一车一车地集中拉走了，去了哪里呢？只有江泽民、少数中共高官、司法和军队有关人员和一些医院知道。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器官移植有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6年以后是开始实施资格“准入阶段”，而中间这几年是快速发展的第2阶段，“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朱继业口中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供体的渠道？细细思量，不禁让人后背发凉。
已过世的“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在2012年也说，“前几年不是做了很多嘛，这几年少了，这几年比较规范。应该规范了逐步做。”他说的“前几年”当然指的就是2003～2006年的那个没有规范的混乱时期。
朱继业透露，他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那时候官方全国一年的数量才1到2万例。朱所在的一个医院，还不是最有名的器官移植大户，一年就做了4000例，这说明中共的官方数字差得多么离谱。这足以显示那个时候的混乱并且器官移植的数量之大。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去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一个忙于各种会议、政务繁忙的部长都能够抽空一年做500多例肝移植，那么那些专职做移植的医生们一年又能做多少呢？
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谭建明曾为一个台湾病人在半年内弄到8个肾源，直到最后一个才匹配成功。
上海市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做肝移植到了上瘾着魔的地步，“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2天就会继续做。”这着魔的背后，得有足够的器官供体来支撑。
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基本上是稳定的，突然出现的这种“全民大炼钢铁”式的器官移植市场的暴涨，没有额外的庞大供体，如何能支撑起这场吃人的盛宴呢？
黄洁夫在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倒台之后，把器官来源的混乱问题推到了周永康这只大老虎身上，称周永康落马打破器官移植利益链。黄洁夫口中的“一笔糊涂帐”就是那个混乱时期的最好写照。而周永康把持政法系统多年，正是迫害法轮功的首恶之一。
法轮功学员是最主要的器官供体来源
“活摘器官”的罪恶在海外被曝光之后，当时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公开邀请海外人士前去调查。于是很多海外调查团队前往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希望进入中国进行独立调查，但是无一例外全部被拒签。
虽然不能进入中国大陆，调查人员仍然收集和采访到了相当有力的证据，包括网络上中国公开发表的各种器官移植的论文和统计资料，对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病患的采访，以及逃出中国的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乔高、麦塔斯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三人还联合推出了调查报告的更新版，增加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实际的器官移植数量大大高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
由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的检察官杰弗里·尼斯爵士（Geoffrey Nice QC）主持的“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在经过了长达12个月对大量证据的详细听证和分析之后，于2019年6月17日得出了“中共强摘器官”的结论，最主要的器官来源就是法轮功学员。
历史可以被翻过，但不能被遗忘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曾在记者会上声称，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完全是谎言”，是“蓄意捏造，欺骗舆论”。可是，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并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定之后，中共终于高调承认过去的器官主要来自死刑犯。这是不是用一个罪恶去掩盖另一个更大的罪恶呢？
人权待遇还不如死囚犯的法轮功学员们，从广义的角度看，他们就是被当作了死囚犯。法轮功学员不喝酒不抽烟，身体健康，他们的器官可能比死刑犯的更抢手。
我们欢迎中国器官移植与国际接轨的阳光改革。但是，如果不能正视历史，那么，这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漂白罪恶，掩盖真相。所谓的“器官全部来源于自愿捐赠”也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不能保证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悲剧没有发生和继续 ，也不能保证其他群体不会沦为下一个受害者。
（本文根据明慧网《“明慧十方”视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