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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接上) 我睁开眼睛，觉得刚才并没有入睡。我听说人们在濒临死亡时，会看到他们生活的过去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我也是处于濒死状态吗？这也不像是闪现，有点不寻常的感觉。我疑惑，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到这里的？一种紧张的情绪又控制了我。然后，我的回忆被机上广播中传来的机长的声音打断。 机长：「女士们先生们，很抱歉告诉你们，我们还要延误大约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有一个电路板看来出了一些技术故障，维修人员马上就到。」 由于最近才发生过空难事件，当「技术故障」这个词从广播中传来，旅客们都无法平静了。而对我来说，每当有中国人看我时，我都禁不住紧张、害怕。一个偏执的声音在我脑中不断回响：「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此时我远离了真善忍，头脑无法冷静。我的生活中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不禁问自己：「你怎么了？你在干什么？」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第一次决定去天安门的时候，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在澳大利亚雪梨待了一阵子。一天，当地学员们迎来了一位访问者。这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人人都叫她小叶，甚至人们让我也这样称呼她，尽管她至少比我年长十岁。我们大家围在餐桌旁，边喝茶边讨论即将在香港召开的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讨论中，我询问在中国的学员们的处境如何。因为自中国官方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镇压法轮大法后，我们听说这场迫害正在加剧，然而学员们没有放弃。因此中国官方最近通过了一个违反中国宪法的条文，为这场迫害找依据。她说形势非常复杂，非常严峻。我的心很痛，想立刻飞到中国，加入那里的学员们的行列。我问道，怎么我可以在这里自由炼功，而他们却不得不面对迫害？我想知道除了与海外政府官员谈话，争取对法轮功的支持外，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既然我要到香港，我就应该乘火车去北京，到天安门广场高举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因此，我通过一名翻译问小叶：「如果我去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上举横幅，你认为怎样？」
小叶说：「我既不会劝说任何人去中国，也不会劝人不要去。这必须是发自你自己内心的决定，因为这是你的修炼。但是，如果你要去，这将是非常有力的声音，将会鼓励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不过，在海外，也亟需像你这样揭露迫害、为法轮功呼吁的人。所以两种做法都会产生好的效果。」 她的眼神显示出对我个人安危的关切，但她尊重我，让我自己做出决定。 我没有再说什么，内心却已经斗争起来：
我的内心：我要去。
我的头脑：你不会讲中文呀。
我的内心：我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人们就能够给我指路。
我的头脑：你凑不够回家的钱。
我的内心：我有足够的钱到北京。
我的头脑：那你在那里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我的内心：我可以忍受饥饿。挨饿的人时时都有。
我的头脑：他们要杀你，怎么办？
我的内心：为了真理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在这内心交战的过程中，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但思想坚定起来，我当时就决定要去。此后，通过与另外一名学员交谈，我逐渐明白了我只有纯洁的内心还不够——我还要有责任心，敏锐地看待局势。一九九九年，这场迫害仍处于早期阶段，许多人还不清楚法轮大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在中国发生著什么。我计划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收效甚微，甚至令人产生误解。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去大陆，只是去参加香港的修炼心得交流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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