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取消「人民法院」名称中的「人民」二字
香港《南华早报》6月17日刊发了对贺卫方的专访。
贺卫方表示，自去年从大学退休后感到很快乐，但作为法律学者，他对时事的评价经常与当局的立场相左。而随着中国大学的学术风气越来越不自由，他感受到政府强制「噤声」的压力。
贺卫方提及，他在2004年起草了一份几乎全新的50条提案，要求取消「人民法院」名称中的「人民」二字。这似乎激怒了中共领导层，并几乎演变成一场关于是否保留「人民」一词的意识形态辩论。最终，提案没有通过。
但从那时开始，贺卫方就变成了「敏感」人物。
文革历史对中国人太重要了
他认为，这段历史对中国人太重要了，一旦放松警惕，文革时期许多情绪就会卷土重来，包括使用非理性和暴力的语言攻击他人，以及对私营企业的偏见和歧视。但令人难过的是，中共禁止研究文革，将之列为禁区。因此，许多下一代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
贺卫方说，尽管他已没有太多发声的空间，但他仍在努力寻找方法来提醒人们。
例如，2011年，贺卫方向重庆法律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薄熙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推行的「重庆模式」，认为他发起的「红色文化运动」唤起了人们对文革的记忆，而「重庆帮审判」则使法院和检察院形同虚设。这一切都让贺卫方感觉文革正在重演。
「党大还是法大」问题无法解决
贺卫方表示，他意识到，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密不可分。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无法解决。
回顾过去，他认为2008年是中国随后发生的许多政治变革的开端。当年3月，西藏爆发了抗议活动。5月，四川发生了大地震，当局压制了对当地建筑质量的质疑。8月，北京举办了夏季奥运会，激发了众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年，中国政治开始变得保守。
贺卫方认为，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最后的机会是在邓小平执政时期，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后期，但过渡并未发生，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在邓小平时代，很多中共党员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制度的变革。然而，历史进程却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即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证明了现有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还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利益集团更加积极地维护其特权，最终导致更严重的困境。
过去两年，贺卫方多次强调保护私营企业的必要性。因为要维持良好的市场经济，政府一定要严格保护人民的财产权、营商自由及契约自由。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坚实的私有财产和交易安全保障，就不可能有法治，也不可能很好地保障人的尊严。
现在的问题是，在没有公开听证和公平审判的情况下，巨额罚款和其他处罚经常出现。在政治合理性和法治的地方，财产不能轻易被剥夺，需要严肃的听证和司法裁决。
贺卫方说，政府不能有时剥夺一群人的财产，有时又想让他们冷静下来。这种反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应该从根源入手。应该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在宪法中明确阐述。
此外，中国的问题在于，一些广受关注的重大案件在司法程序中并未做到基本公正。
例如，在薄熙来和周永康等中共高官的审判中，法官和律师本可以在法庭上认真讨论一些制度性问题，就像医生做体检一样。这有助于人们理解法治。但中共的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些审判无法探讨这些问题。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有时确实会倒流，但总的来看，仍在向东流」
贺卫方指出，对于学习法律的人来说，这样的现实是一种腐蚀，也是一种挫败。一些学生可能觉得他们所学的知识在这个国家是一种奢侈，甚至是禁忌。多年来，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有一种无力感。
近十多年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正在减弱，甚至遭到诋毁，这完全是当局压制言论的结果。
贺卫方表示，2011年左右，微博上关于公共事件的讨论最多，当时他有187万粉丝。然后，他因为对当局的轻微批评而被禁言了一两个月，最长的一次是108天。最后，他的账号被彻底封禁，在网上再也没有发表公开言论的空间。他之前在媒体上发表过很多文章，但最终连用笔名发表都不被允许。这是为了压制声音。
贺卫方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如果你不急于将理想付诸实践，那就坐下来等待黎明的到来。例如，近年来我又开始研究历史书籍。”“但我认为仍然应该抱有希望。倒退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
贺卫方最后说，“不要以为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有时确实会倒流，但总的来看，仍在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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