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危局：失控的地方债与习近平的危机(图)

中共面临地方债失控问题（图片来源：看中国合成图）

【看中国2024年10月22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地方债的失控，表面上看是财政问题，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能力正在全面失控。”前中共官员杜文表示。2024年，中国地方债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共内部的焦点，也成为全球观察中国经济的关键议题。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这个被认为“违法”的债务模式，正将中国经济推向不可逆转的危机，而这也给习近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压力。前中共官员杜文从内部视角入手，对中国地方债问题的起源、习近平的政策失误以及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失控的地方债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法律秩序和政治统治能力全面崩溃的体现。

地方债的背景与成因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的经济会议中多次强调“灰犀牛”风险，特别是涉及到房地产、地方债与金融杠杆这三个关键领域。然而，现实中，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远远超出控制范围。隐性债务，指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其下属的城投平台等机构所产生的负债，这些债务不计入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但仍由地方财政提供担保，最终成为地方政府的责任。

根据中国《宪法》和《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且应该纳入地方预算。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地方政府未经批准的大规模隐性举债成为常态。这种“隐性债务”的规模，估计已经达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地方财政的收入依赖于土地出让金以及外部融资能力。然而，随着疫情的爆发和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无法再通过卖地来弥补债务缺口。这使得大量的地方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习近平的政策失误

杜文在其油管节目中指出，习近平对经济的冒进政策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之一。他在上任之初提出了“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各地加速发展经济，这促使地方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扩张。然而，这些投资多数是依赖于债务融资，并没有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在2014年启动了“十个全覆盖工程”，计划在短短三年内完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这些投资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举债，最终导致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这种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地方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无法承受的债务压力。

此外，习近平的“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政策，导致他身边缺乏敢于说真话的人。他周围的人多数是政治投机者和阿谀奉承的官员，这使得习近平无法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严重性。在这种封闭的政治环境中，习近平不仅无法采取有效的政策来解决地方债问题，反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地方债失控的法律与政治危机

地方债务的失控，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法律秩序的崩溃。杜文强调，地方债的爆发，凸显中共在处理国家财务管理问题上的全面失控。根据《宪法》和《预算法》，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应该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普遍违法举债，中央政府则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特别是对于隐性债务的处理，中央政府并未对地方政府进行严格的法律追责，反而通过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来掩盖问题。这种做法只会加剧金融系统的风险，最终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杜文进一步指出，这种经济危机与蔑视法律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习近平强调的“政治站位”和“两个维护”，实际上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高压统治，导致体制内外的批评声音被压制，法律被抛诸脑后。这种专制统治模式，不仅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为未来的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

解决方案与未来展望

在面对地方债危机时，李强被习近平委以重任，试图通过中央政府接管地方隐性债务来稳定经济。然而，杜文对此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他指出，这种“中央接盘”的方式短期内或许能够避免地方政府破产，但从长期来看，却无法真正解决债务问题。无限印钞的政策只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杜文提醒，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194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局面极为相似。当时国民党通过发行金元券来应对经济危机，但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和政权崩溃。杜文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接管，只是将问题推迟，而非解决。

地方债问题如今已经成为习近平政府面临的最大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随着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扩大，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日益显现。而习近平在政治上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的存在，使得他无法全面认识和应对这场危机。

杜文认为，习近平政权面临的危机远不止于经济层面，这场危机更是中共专制统治模式的深层次体现。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和内外压力的加剧，中南海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未来，如何化解这场危机，将决定中国经济与政治的走向。而习近平能否从这场危机中全身而退，仍是个未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