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2日，浙江省台州市一家医院护士在护理新生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9月11日讯】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酒店楼下。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每天固定坐这辆车，被送到到一个装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针，做阴超，持续数日，直至医生判断她们的卵泡已经成熟，可以手术取卵。
看到新闻曝光号称“中国北方最大的代孕实验室”后，GIGI觉得，她当时去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实验室。从她体内取走的卵子，应该也进入了代孕环节。
GIGI今年25岁。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从未对人提起的隐秘经历。这个选择，使她获得了四万五千元人民币的酬劳，成为她在上海立足的“启动资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如今正在寻找留学美国的机会。
但在新闻面前，她是“坚决抵制”和“代孕入刑”的无条件支持者。
近两周过去，新闻所曝光的中国北方城市——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通报：“针对网传该市某生物公司开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中国女权主义者、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李思磐指出，地方卫健委所能依据的法规，仅是中国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一条没有匹配惩罚机制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这只是卫生部颁布的一个管理办法，依法依规，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定性。”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而且卫生部颁布的管理办法，也管不到医院和医务人员以外的地方。”
飘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权利、单薄的法律规定，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的丧失，在这个曾倡导计划生育的国家里，代孕正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学生兼职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警察告诉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这条信息时，她即将毕业，想去上海。她需要买车票、租房子以及几个月的生活费。GIGI说自幼父母离异，祖父母也去世了，从小到大，她从没有在经济上获得过来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时我觉得，这是我仅有的选择。”
通过微信，中介问了她身高、体重、爱好、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后，给了她一个价格：四万五。“最重要的是学历，我是本科学历。”
三周之后，中介通知她有买家了，需要在线面试。
买家只有声音，GIGI需要开摄像头。买家尤其关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试就失败在这里。对方听说她爷爷和奶奶均在六十岁左右去世后，拒绝了。“中介告诉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实话实说。”于是，第二次面试时，GIGI的回答变成了：全部家庭成员都健在。
她通过了。
中介给她买了去上海的机票，带她在上海的正规医院做了体检。在这里，她唯一一次见到了买家。“30多岁的女性，挺白的，说话很温柔，感觉很有文化。”对方很满意，尤其赞赏GIGI1米70的身高。
体检结果一切正常，这个巨大的链条正式启动了。
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被安排住进了酒店。女孩们不避讳地讨论起价格。她回忆，其中一个非常漂亮，5万；另一个只有大专学历，3万。但她们“捐卵”的目的让GIGI有些吃惊：一个是想去整容；另一个，只是想去三亚旅游。
黑色奔驰车每天接送她们往返于酒店和“实验室”，这个巨大的生产链条上有护士，医生，营养师，手术看起来专业而正规。从手术中苏醒后，GIGI感到小腹胀痛，之后几天，她迅速消瘦，没有食欲。所幸很快又恢复了。不幸的是，另一个女孩取卵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水现象，在酒店里连续输液三天，才勉强康复。
“可能我碰到的这个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们要保证我们身体没什么问题，才让我们离开。”GIGI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后来还会在微信里问我身体怎么样了，也许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买家
GIGI后来还是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应该是谁入刑”时，GIGI觉得，第一是买家——尽管她对那位买家印象不错，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介排第二，因为他们赚到了钱。
但在美国GSHC代孕中心创始人申佳看来，许多“买家”也是受害者。这家创办于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个月接待一百余个咨询家庭，来自中国的约占六成。
申佳说，与外国客户相比，中国“买家”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群体：失独家庭，或在中国放开生育政策后，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当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体。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报道，2023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约为18.2%，另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数字是约涉及5000万人。
但申佳说，不孕不育在中国虽然数量庞大，但有很多可以通过治疗改善而无需代孕。反而是失独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开后，希望再生育的人，由于自身年龄较大，不具备孕产的条件，成为了代孕的“刚需”群体。
至于因为害怕影响事业而选择代孕的明星群体，申佳说：有，但非常少。
从本科到博士后，从北大清华到加州理工，申佳学的都是药理学。直到有个中国朋友委托她在美国寻找代孕帮助，她转了行。
听到“代孕入刑”的说法后，申佳说，“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但你怎么能够去批评别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类受中国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无法估计数量。同样无法预估的，还有同性恋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认为，至少将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讨论的。“毕竟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提供多一个选择？”
但在上官正义——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来，这个口子一开，势必会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代孕一定会带来倒卖出身证明，一定会带来贩卖婴儿”。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斩钉截铁地说。
上官正义是个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愿者，在网络上追踪拐卖儿童线索时，发现了代孕产业链，卧底了上百个微信群后，终于揭开了层层面纱。青岛地下代孕实验室，就是他向媒体提供的线索。
贩卖是一步步演变的。上官正义举例说：你想要一个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两个胚胎，最后两个都活了，要么，你再掏七十万买下第二个，要么，中介“送”掉第二个，有偿。
申佳认为，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国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带来的是准入机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所有环节都没有标准和规范，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定会发生变异。她说，在美国，不可能发生为了保证成活率而植入多个胚胎的事情，“因为首要因素是保证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后果是增加风险”，这是违反操作流程和规范的。
如果委托方最后无法抚养孩子，在美国成熟的收养机制下，也能够为孩子找到一个收养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代孕妈妈在孕29周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申佳判断，这个意外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不大。但委托方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孩子出生后还可能需要手术，希望终止妊娠。但这对申佳和代孕母亲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最终，是美国这套“收养制度”使三方达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现在，申佳为这个努力感到欣慰，因为“孩子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李思磐则说她有点“骑墙”。她认为代孕有很多伦理问题，同时，她觉得中国社会应该增加更多调剂手段，比如领养，比如放弃血缘上的执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规医院的生殖辅助中心，看看另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许多中国女性为了生育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医院，吃药，打针，用尽一切办法，那么卑微，那么无可奈何。”
“我想说的是，多数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养育。如果我们全面禁止一个事情的目的是保护女性，我们是否想过，事实上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这场讨论中，这些女性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和考量。”
卖家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国女性可能面临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贫穷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备了生育能力，就会沦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雇主的挑选。
“在资本的刺激下，会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一个名为“新洞察”的自媒体写道：“家庭条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没钱娶老婆？你当姐姐的去代个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赌不挣钱，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给老子挣钱！”
这个场景使GIGI感到恐惧。“你知道吗？湖北有一个代孕村，村里的妇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赚钱。”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实验室所在省——山东电视台曝光的。但多数受访者面对镜头时都表示这是自愿的。
一位姓练的老太太介绍，种田挣不到钱，而代孕来钱又多又快。她的女儿、儿媳妇都靠“生孩子”赚到了钱。儿媳妇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她怕有危险，“但媳妇自己想要生，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调查中，也讲述了一位代孕妈妈的经历。她只有初中毕业，每月打工只有两三千块钱。丈夫跑运输欠了债，听说代孕后，她动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个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后，她用代孕赚的20万，还了债，盖起了新房。没钱装修？这次丈夫没有反对。她出来时，还带上了几个村里的姐妹。
网友的预测虽然夸张，但张菁说，代孕妈妈的自愿中确实也有一种无奈。“这个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但支撑家庭的责任仍然落在了每个已婚女性身上。我们试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如果务农的收入足够，这些农村女性是不是还必然会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可能是不会的。”
即便是真实的“自愿”，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风险。申佳说，“在这么长的孕育时间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从保护代孕妈妈的角度来说，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规范这个漫长链条的所有细节。比如：如何保证代母能按约定拿到酬劳；怀孕过程如果发生意外，代母的医疗费用由谁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体损害，应该如何赔偿；如果孩子生产后发生了问题，又应该由谁来说费用……
“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在中国禁止代孕，与其一边喊反对，一边忽略所有细节，不如将这些可能产生纠纷的环节全部提前规范好。”申佳说。
GSHC普通代孕的价格中位数是十四万美元，约有一半将成为代孕妈妈的补偿费，放在由律所掌握的托管账户里，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中按合同分阶段支付。另一个避免纠纷的手段，是为代母及新生儿购买全方位的保险，包括医疗、切除器官、人寿等。
而这些举措，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也不能从法律角度规范的环境里，无法强制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络多家自称地处中国的代孕机构，了解其运作过程，以及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效保护代孕妈妈及新生儿的权益，均没有获得回应。
复杂的舆论场
在李思磐看来，对代孕这样复杂问题的公共讨论显然不够：到底应该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还是全部合法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而网络发声是有门槛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微博平台用户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户显著多于男性用户，主要生活在北上广深及东部沿海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显然不会成为代孕妈妈，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固有观念。相反，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观点。
“我当然认为代孕是对贫穷女性的一种剥削，会使女性子宫成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说，“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权更多的国家暴力，国家很可能会加倍地行使这个权利，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本来资本和权力都应该批判，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资本是应该批判的。”
这个场景曾在邻国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将代孕视为买卖人口，买卖同罪。委托方——许多是中国同性恋——被判刑入狱，数十名代孕妈妈也因贩卖自己所生的婴儿被捕。获得缓刑的条件是妈妈们必须抚养孩子。这些本来渴望通过代孕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离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国南方一家著名的报业集团工作十余年，2017年后，中国女权运动受到压制，言论空间紧缩，她选择去学校教书，低调地生活，疫情后，又到了美国。在她看来，中国对公共言论的管控，对民间力量的压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避免危险，有目的地扶持消费、娱乐、搞笑等内容，使得在公共空间理性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态，都是情绪”，后果则是舆论的极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达，甚至从内容中获得名望和经济利益的人声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体关注的弱势人群的声音，却因为新闻业的式微和社交媒体的筛选机制而更加听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与代孕相关的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经23年未变了。
张菁认为，中国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于“没有把人的个性和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的是，让你生你就生，不让你生你就别生，不要提什么额外的要求，这其实才是对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则担心：“这样热闹的讨论，如果最终指向不是推动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变成一部分女性对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责和伤害，那真是太遗憾了。
25岁的GIGI有时确实感到混乱。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们照顾我们还照顾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钱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没什么感觉。”
她支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当女性选择代孕时，她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一定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再回到当时，GIGI说肯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但她又强调，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就是一个那么幼稚的小姑娘，思考问题不成熟，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她提到，同时“捐卵”的另一个女孩也是父母离异，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说那种感觉很“孤单”：周围的朋友，大多有温暖的家庭，家庭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为孩子的梦想买单，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换取同情，“感觉这个选择也是一种独立”。
那么，现在的GIGI，会觉得过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吗？她说，她要想想。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二审宣判。经过了三年两轮审判，原告徐枣枣败诉，她要求北大妇产医院提供冻卵服务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这也招来不少冷嘲热讽：你为什么要冻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过去，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公众的关心正慢慢降温。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后，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产业链仍然在肆意运行，这似乎在宣告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我们又能怎么办？”中国综艺奇葩说辩手詹青云在微博上写道，“有时我看得见希望，有时看不见。”
记者朱丽叶：应本人要求，GIGI为化名。
自由亚洲电台原文链接：《代孕：一个计划生育国度的复杂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