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12月19日讯】我们常说一句话，创造社会价值的公司，往往都能得到商业价值。通俗来讲，也就是说，你给社会造福，社会就让你赚钱。在大多数生意中，都遵循着这个基本商业规律。
然而，想要投资成功，必须看到相同，也要看到不同。比如，汽车第一次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绝对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但它不是好生意，投入非常巨大，研发的成本也很高，因为贵而普及得很慢，到了普及期，全球车厂还打价格战，所以投资人都亏了钱。
再比如说，飞机被发明出来，创造了比汽车更大的社会价值，但是飞机让投资人亏的钱比汽车还要多，航空公司的竞争也远比汽车厂的竞争更激烈。这都属于创造了社会价值，但是商业价值没有跟上。
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冲突，在医药行业，得到了最戏剧化的诠释。把“治愈从未有人治愈的顽症”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来昭告天下广撒英雄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而且不给足够的激励，也对不起那些付出了一生辛劳、牺牲了家庭和青春的实验室人员（当然，不给够也没人愿意干）。可是，如果激励过大、成本过高，普通人就吃不起了，大多数人都吃不上，这就不叫社会价值，只有多数人的价值，才叫做社会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冲突，1984年，美国通过了《药品专利修正案》，它提出了这样一种解决思路：给专利药一定时间的保护期，让你赚钱，但是你到期后就得把配方交出来，得允许别人仿制你。这个思路好！它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时间维度。用时间来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完美化解了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冲突，很快成为了全球医药行业的共识。
但是你会发现，前些年，即使是仿制药，到手的价格好像还是不便宜。问题出在哪？
我们上次说到，制药行业平均销售费用达到22%，不少公司收入的一半以上投了销售费用，因为中间渠道环节太多，中间光开票就开了七八张，能不贵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政策：首先，推出了两票制，也就是说，药厂到经销商开一次票，然后经销商到医院再开一次票，最多只能这两道环节，打掉了中间的层层加价；其次，就是我们正在热议的“带量采购”，招标时只对报价最低的药厂进行采购，并且一次拿出50%的市场份额给这家药厂，这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最好奖励。
说到这儿，思路就很清晰了：谁拥有规模效应，能摊薄制造所需的固定成本，用最低价格进行生产，谁胜出。谁大，谁就赢。
可是这真的是最终答案吗？拿到专利药的配方，再加上低成本就行了吗？
做仿制药，其实就像是做菜。中国的烹饪书上都是公开的秘密，跟你说盐少许，味精少许，辣椒少许。恐怕现代汉语词典至今还无法解释的词汇，就是“少许”。
同样的配方，每个大厨做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再举个例子，可乐，它的配方就贴在罐子后面，它也没有申请专利保护，但是为什么没人做出下一个世界级驰名品牌，或者说，不同品牌味道还是有差异的呢？
所以说到底，任何一个制造业生意，制造工艺一定是第一位的。仿制药，它首先看制造工艺水平（这决定了它能否通过一致性评价）然后才能发挥规模效应。在营收最高、规模最大的基础上，谁拥有更高的研发投入，谁拥有更多的高学历专业工作者，谁才会胜出。它不仅能给老百姓带来稳定质量下更便宜的价格，也因为它为大多数人服务，让药品不断普及而得到了更大的销量，这种增长也将给投资人和股东带来丰厚的回报，这就是未来的药王。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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