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万人上访”——“围攻”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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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上访”，很多人的脑海中马上会联想到“截访”的场景。多年来，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维权民众，被当地公安截回并遭到限制人身自由是一种常态，有的访民遭到酷刑折磨，有的甚至遭到死亡威胁，更甚者被迫害致死。

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份，天津一群维权民众不但没有遭到公安的“截访”，反而被天津警方“鼓励”去北京上访。那个时候“截访”还没有如今这么猖狂，但地方当局总是巴不得老百姓不要到北京上访，哪有故意敦促的。当这些天津民众在四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到了离中南海不远的国务院信访办门口时，发现他们并不孤单，还有来自北京和周边地区上万名的声援者。上访人群从农民到博士，从军人到部委官员，可以说职业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这次上访事件轰动了海内外，并登上了美联社、BBC、纽约时报等多个国际大媒体，被称作中国“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史称“四·二五万人大上访”。而参与此次上访的一万多人虽然年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信仰——法轮大法。

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份，法轮大法还未被强加“政治禁忌”的色彩，而是以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神奇效果，在民众中口耳相传。因修炼法轮大法而重获健康的学员中，就包括曾身患肝硬化的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敏先生、曾因常年游泳而患一身病痛的奥运银牌得主黄晓敏女士、曾体弱多病的前公安部十一局副局长叶浩先生。

当时，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深受人们的喜爱。据一九九九年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有七千万到一亿人。一九九八年，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根据对法轮功的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在同年底向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那么，为何在一夕之间，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要在一九九九年的四月去上访呢？天津公安为什么
要“鼓励”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呢？这一切还得从一九九六年说起。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中共喉舌媒体《光明日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公开诋毁并污蔑法轮功。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江泽民授意中宣部、使其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而当时《转法轮》是北京十大畅销书之一。

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打压法轮功呢？

这一点，从“四·二五万人上访”当夜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写的信中可以看到端倪。在信中，江泽民提到了打压法轮功的两个理由：一、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二、法轮功信仰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一致。《华盛顿邮报》也在报导中说，“根据中共内部消息，政治局并没有一致同意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独自决定要铲除法轮功。”“尤其是当江泽民得知自己周围的人中有不少是法轮功修炼者以后，更决意要尽快铲除。……内部消息来源称，‘很显然，这是江的个人意志，他想铲除法轮功。’”

西方学者迪恩皮尔曼（Dean Peerman）则指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备受广大民众的爱戴，江泽民对此极为妒嫉，这是其之所以打压法轮功的根本原因。 一九九七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诬陷法轮功。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都注意到了，他们所在的炼功点上突然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很显然，这些人是带着“特殊任务”来调查法轮功的。不过，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也就不了了之。

但江泽民和罗干并未善罢甘休。罗干的连襟何祚庥是中科院院士，但外界却送给他“科痞”的称号。何祚庥是个政治投机分子，早在大学期间就提出“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被中宣部领导看中，毕业之后直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一干就是五年。何祚庥热衷于用马列主义来解释理论物理学，他的“理论物理”院士头衔其实也是借着马列主义钻营到手的。何祚庥极擅长阿谀奉承，为了向江泽民献谄媚，竟然把量子力学和江的“三个代表”扯到了一起，何祚庥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一九九八年五月底，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用虚假信息公开污蔑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向电视台澄清真相后，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开除了一名相关责任人，并很快播放了一个更正节目，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炼功的祥和场面。

北京电视台事件后，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发话，北京的所有媒体不再给科痞何祚庥市场。何祚庥又跑到天津去搞事。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诽谤法轮功。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教育学院编辑部了解情况后，态度诚恳，并表示愿意更正对法轮功的不实报导。意外的是，编辑部态度很快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上面”有指示，相关的污蔑内容不能更正。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人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非法抓捕。

于是，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去天津市政府反映情况、要求无罪释放四十五位无辜被抓的学员。然而，天津公安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还特意向法轮功学员们“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法轮功学员们并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天津公安的“建议”有何异常，就是单纯地抱着对政府、对领导人的信任，自发地踏上了进京之路。而一些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后，也自发地来到北京说明真相。修炼人数那么多，如果真的是要号召的话，那就不止是去一万人，可能就是十万，百万，甚至更多。

四月二十五日一大早，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国务院信访办，没有想到的是，大量公安警察和便衣早已在那里等候。这些警察与便衣好像早已接到命令，非常自然地对学员们进行调度，由警察引路，诱导着学员们从中南海正门沿着两侧排开，对中南海呈现“包围”之势。这就是后来中共给此次上访定性时宣称的所谓“围攻中南海”。

随后，现场临时又来了很多警察，每隔十米左右就站着一个。开始这些临时调来的警察还有些紧张，但很快他们就放松下来了，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完全是平和善良的。

当年参加四·二五上访的周琳娜女士说：“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九点多，这过程中大家都很安静，静静地看书，静静地在那站着，年轻的在前面站着，年纪大的在后面，坐在坐垫上看书或炼静功。”

在现场一片祥和的气氛下，有的警察钻到警车里去睡觉了，有的警察就在现场聊天、抽烟。因为当时法轮功的口碑在政府和民间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有的警察主动和学员们聊了起来，交谈后，这下他们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而有一些中共便衣特务见到这种情形，开始混入法轮功学员之中，企图煽动学员们闹起来、去攻击中南海。可是，法轮功学员们没有一个被煽动的，他们依然平静祥和，冷静、理性。

事实上，从中共对四·二五事件的定性“围攻中南海”，就可以看出这是个“欲加之罪”，恰恰反映出中共某些人策划这起事件的真正目的：先利用科痞何祚庥造谣抹黑法轮功，并唆使天津公安暴打并抓捕法轮功学员，然后再“鼓励”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并诱导他们攻击中南海，企图制造暴乱，给暴力镇压找到借口。

然而，江泽民集团没有料到，时任总理朱镕基在去机场送外宾回程时，在中南海门口见到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责成信访办领导出面，从上访人群中找了几个志愿者进去座谈，并妥善解决了学员们提出的三个要求：1）释放两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2）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3）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

事件和平解决后，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们很快就静静散去了。学员们走后，中南海外边的地上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甚至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当时在现场的有一个警察看到此情此景，感叹地对周围的人说道：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有人说是因为有了这次大上访，才招来了三个月后江泽民的镇压。其实，那个时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江泽民团伙镇压的序幕已经拉开，四·二五上访正是为了阻止这场镇压全面发生所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努力。虽然没有能够阻止江泽民团伙的一意孤行，但是，四·二五上访让全世界目睹了法轮功学员们大善大忍的胸怀、以及平静、祥和、理性的修炼素养。可以说，“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在中华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道德丰碑。

从一九九九年至今，面对中共二十多年的持续迫害，四·二五精神从未磨灭，法轮功学员始终怀着大善大忍的胸怀，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呼吁停止迫害。其实，法轮功学员们如此坚持，并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信仰，也是在为全体中国人争取自由与基本人权。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共早已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延伸到全体中国人身上了。对真、善、忍的打压，助长了社会上假、恶、暴的盛行。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就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不公。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像法轮功学员一样，秉承“四·二五”精神，和平理性反迫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能拨云见日，迎来没有共产党的自由生活与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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