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人民战争?长春围城后遍地白骨

作者:张戎 发表:2008-05-04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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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0 赢得内战 长春成为死城

1946~1949 年 52~55 岁


 

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 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 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 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 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 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 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 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 “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著,盼著,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著,等人 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 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進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著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 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肤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 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
菜。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 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 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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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也用来做向国民党军队劝降的心理战武器。一个老兵对作家桑晔讲到他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月,“连皮带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过阳历 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来个冻得硬梆梆的死耗子,连毛都没褪干净,生著就下肚了。多少年来我还是觉得那死耗子好吃极了。”“一到吃饭的钟点解放军那面就开 喊,“小蒋介石们快过来投降吧,我们还有红烧肉,今天刚宰的大肥猪”……当官的把能想出来的办法都使上了,还是挡不住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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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


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用毛的话说,“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 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著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 “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著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著。



“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 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 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 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 子里,四根绳子一齐吊了四个人。”其中
一个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進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 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们把她的上衣剥掉,她有个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 地上哭著爬著要舔奶吃……人们都把头低下来不敢看。”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著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 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


毛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 。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著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 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 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练”,其中一个是毛二十五岁的儿 子岸英。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 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满
苦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 右倾的嫌疑”。他睡不著觉,“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翻[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 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没有流过的眼泪。”



两个月后,岸英给父亲写信说,他“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但是岸英仍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这在他的“工作笔记”里明显反应出来。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 “万人大会”。岸英记道,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搅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会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马翻,大车小辆,男女老少扶老携 幼……)”。开始那天,“天气很冷,冻得大家都说:“今天真要活冻死个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让各村研究斗争对象,另一方面组织预演斗争。”“第五天 進行斗争。指定地点方向”,“让所有群众听到口令将武器[梭镖]举起来,并喊几声杀杀杀”。一个村把斗争对象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他 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 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厌恶土改暴行的中共党员,纷纷上书反对。中共领导中也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使中共失去民心,影响夺权。但对毛来说,要夺权就得这样搞,民心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毛只是在恐吓农民的目的达到之后,才于一九四八年初制止了暴行。



毛清楚党内反对土改暴行的呼声很高,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转嫁党内愤怒的矛头,他装作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 出刘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给刘写信说:“请你们加以检讨。”刘开始还想为自己辩护:“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 后来他就大包大揽了,对中共高级干部说:土改的责任,“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至今中共干部 提起土改,骂的还是刘少奇。



刘少奇承认错误只限于中共党内,对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身在国统区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们既无力阻挡毛势如破竹的攻势,又对国民党没太多好感,只能是听天由命,尽量朝好处想中共。



国民党军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诉他家乡宁波的亲戚故旧,他“舌枯唇烂,声嘶力竭地,来一人说一遍”,但“没法劝 醒他们的迷梦,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有的说:“这种话都是国民党宣传,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说:“现在在武力战争中,这种清算斗争没收私人财产不过只是 过渡时期一种手段,将来长治久安了怎会还能如此呢?”还有的说:“抗战沦陷,日寇占领时期,一样过去了,共匪来了总不能说比日寇还要坏。”



国统区的人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劣行。国民党自己的高官通敌,却专门抓杀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个 亲国民党的学生一九四八年四月给亲蒋的胡适写信说:“政府不能那么糊涂,那学生全看成共产党,哪里来的那些个共产党呢?”四个月后他再次写信说:“学生中 不会有几十、几百的共产党……现在又大
批的杀戮,真是太残忍了。”虽然国民党的杀戮跟毛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它遭到报纸大加挞伐,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朝野一片怨声载道,不少人认为跟蒋介石比起来,毛泽东还要好些。



即使这样,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在上海工人中,据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米 高扬(Anastas Mikoyan),国民党远比中共号召力大。中共开進广州时,苏联领事留心到那里“几乎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没有”,“没有人出来欢迎”。在华中,林彪一 九五0年一月对苏联情报人员说:“群众对改朝换代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万中共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夺取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 的统治崩溃了。这天,蒋介石飞回老家溪口,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蒋含著泪长时间地在母亲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离去。接著,一艘军舰载著他驶向 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毛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進攻台湾,时间在一九五0年,“或更早一点。”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跟随蒋“逃”去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国对抗的风险,毛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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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帮毛镇压了西北沙漠地区强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队。斯大林对毛说:“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对付。我们可以给你四十架飞机,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骑兵部队一扫而 光。”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嘴里“嗒嗒嗒”的,手比划著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对我们描述苏联空军是怎样在戈壁滩消灭穆斯林骑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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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蒋介石多么仇恨中共,他逃跑时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他带走了一部分宝贵的故宫文物和飞机,但当他打算把几个主要搞电子的工厂搬去台湾时,却由于主管工矿的孙越崎的抵制而未能如愿。孙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业设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里。蒋介石临走时给中国工业造成的全部损失,远不及苏联人掠夺东北的损害。毛继承下来的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是一千座“几乎未有一点破坏”(陈毅语)的工厂、矿山,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包括六十八家军工厂-- 外带一整套现成的政府经济、行政管理体系。蒋介石的无情,真是不能跟毛泽东比。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梨花夹道的春光里,春风得意的毛泽东从西柏坡進了北京城。毛选中了城中心的前皇帝御苑中南海作正式官邸。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这个“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的美丽庭园里办公。



毛搬入前,中南海進行了好几个月的大清理、大修缮。这时的毛住在西郊著名风景区香山。居民被迁走,香山摇身一变成了 “劳动大学”,山门口还挂了块牌子。牌子吸引了不少青年来报名入学。中共只好再挂一块牌子说:劳动大学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不招生,何时招生,请看报 上广告。



中南海里,苏联的扫雷专家带著工兵排用扫雷器反覆搜索,充作人工扫雷器的战士们还一步步把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遍。毛的 警卫措施严密又不显眼,所谓“内紧外松”,连熟透了保卫工作的斯大林的翻译也没看出来。毛的这套做法使许多西方人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人深受老百姓爱戴,不 需要警卫。某法国记者一九五四年看见周
恩来跟印度总理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驱车驶过天安门,议论说:“要暗杀周恩来之容易,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艺儿。”



尽管警卫天衣无缝,毛泽东在“登基”前夕,看见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时,会紧张害怕得发抖。老朋友刘英到香山去看毛后回 忆说:“毛主席情绪很高,江青拿出油果子等招待,谈得很知己。”,问到毛主席的身体,江青说他别的没什么,就是见了生人会发抖。我一下没有听明白,说今天 见到我不是挺好吗!毛主席接过话头笑著说,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开国大典”。毛登上与中南海一箭之遥的高大宏伟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 他第一次在数以十万计的人群前露面。从此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大众成了毛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仪式是跟苏联人学来的,但同样作检阅的红场列宁墓,比起天 安门矮了太多。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讲:他执政二十七年中唯一的一次。往后他顶多呼呼口号。念稿子时毛不断清嗓子,不像个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内容又平淡无奇,大半是一长串名单。这个“人民共和国”将为人民做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广场上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看起来也很兴奋激动,在城楼上走来走去,朝下面人群挥手,有时他走到扩音器前喊一声:“人民万岁!”毛就这样当上了五亿五千万中国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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