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燕常在晚上去俄吾莉萨的帐篷里玩。有一次，见她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小册子。我问她看什么书？她说看苏共的宣传品，才从阿拉木图父亲处拿来的。我颇感兴趣，问能不能给我看看？她说是哈萨克文你看不懂。我深感遗憾，问宣传了些什么？她说这是苏共抨击毛泽东的文章。我和小燕更感兴趣了，要求她详细介绍。
我和小燕意外地知道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
一、苏共用大量史实批驳了毛泽东的“我始终受共产国际压制”的说法。
毛泽东叫苦不迭，常说他始终受共产国际的压制，毛泽东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事实恰恰相反，在关键时间和关键问题上，共产国际都站在毛泽东一边：
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会上，毛泽东和张国焘（中共负责人之一）发生争论，指导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一再做与会代表的工作，使他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中央局。
毛泽东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受到中共临时中央压制时，共产国际几次电示不同意中共中央对他的处理，并支持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委员。
一九三五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的名字排在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名誉主席台尔曼后面，可见共产国际没有小看他。
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后，与中共中央书记处意见分歧严重时，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中共应该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团结的气氛。”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还是张闻天。共产国际的表态，促使了中共的实际领导权向毛泽东转移。
二、苏共用大量事实批驳了毛泽东一直埋怨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革命斗争支持太少的说法。
毛泽东说苏联“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一直埋怨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支持不力。苏共公布了不少具体资料批驳了这种说法——中共建党初期的经费绝大部分由共产国际提供。如一九二七年就提供了二十八万卢布。三十年代初期，仅党费一项，中共每年从莫斯科领到六十万卢布。抗日战争中，苏联红军于一九四五年出兵东北，歼灭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积极协助中共的游击部队抢在国民党之前，迅速建立根据地，提供大量武器弹药，使五十多万中共游击部队成为装备优良的正规军，对以后三年内打败国民党起了重要作用。
三、苏共文章剖析了毛泽东反对苏共批判斯大林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因及其恶果。
毛泽东对苏共反对个人崇拜和严厉批判斯大林深感不安，唯恐波及到中共党内，动摇他的领导地位，因此竭力反对，一再写文章为斯大林辩解，提出所谓的“错误难免论”，并提出党内需要“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恩来访苏时，奉毛泽东的指示，用责难的口气问赫鲁晓夫：“你们与斯大林共事二十多年，至少也可以少作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嘛！”赫鲁晓夫叹道：“斯大林独断专横，根本不可能进言！”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回答不甚满意，难于理解。中共和毛泽东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苏共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和批评斯大林的思想斗争，在中共党内多少讲点民主，就不至于出现毛泽东的独断专横，搞什么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人民吃一大锅子清水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更不至于出现压制党内正确意见，罢彭德怀官的庐山会议。中共和毛泽东这样一意孤行，既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大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一大不幸，中国人民还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生怕记不住有关资料和某些感兴趣的内容，一再打断俄吾莉萨的话，请她重复一遍甚至几遍。
我们热烈地议论开来，你一言，我一语，摆出大量的事实，证明苏联曾经对我国给过巨大的援助，从而一致相信苏共文章所提供的事实和数据。
中苏关系正常时，官方的文字和讲话里也一再强调“一边倒”，“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称苏联为“老大哥”。现在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就把两国关系搞得这么紧张，这么恶化，不仅对苏联的援助讳莫如深，甚至写文章将援助说成是“卡脖子”“企图控制中国”云云。在处理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上，看不出一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在令人遗憾。
苏共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批判斯大林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剖析，使我茅塞顿开。在这以前，我弄不清毛泽东大抓阶级和路线斗争的原因。现在终于明白，他所以这么搞，其实是害怕失权。
“分析得一点不错：中国人民为此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悲的是工人农民还真相信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保卫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对毛主席愚忠，积极投身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国人太不幸了！”小燕悲戚地说。
“你用不着太悲伤，我们总不至于死在他前面！”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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